【本刊讯】３月份的美国“每月评论”杂志发表了夏尔·
贝特兰姆的一篇题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长达万余字的文章。贝特兰姆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在印度工作多年，去年访问了中国。现将该文摘要刊载如下：落后的社会烙印已消失
贝特兰姆说，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出乎意料地看到中国的落后社会的烙印已经消失，城乡人民的丰衣足食和健康愉快以及商店里的商品和工农业产品的多样化，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突出的是中国前进的速度快得难以置信，中国的发展速度列于全世界的前茅，唯一能同中国在这方面相提并论的是苏联。中国正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像英国之类的工业化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他谈到农业发展时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平均每年增长４．５％，这个速度虽然极高，但尚在一般“常规”以内。但是在５８年，一切过去公认的“常规”被推翻了，粮食总产量估计在三亿到三亿五千万吨左右，比５７年增加了６０—９０％。中国正在稳当地走向毛泽东在５８年６月所宣布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指标。
他说，在社会关系的迅速的过渡中，人民公社的成立影响深远，公社消灭了私有制的最后残余，使集体所有制开始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于合作社的规模已不能适应工业、农业、文教等的发展需要，所以成立了能举办这些事业的公社，５８年的试验性公社证明了效果良好。三个主要的客观原因贝特兰姆说，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等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能如此迅速。他说主要有三个原因：苏联的援助，充足的人力和大型的工业。
他说，苏联的存在使中国大大减少了遭受侵略的危险。中苏合作使中国能够以相当少的代价取得最新式的武器和自建工厂生产武器，因而能够日渐在这方面不依靠进口而减轻负担。苏联和欧洲的共产党国家还为中国的出口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这些有利条件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人们知道一般不发达国家要扩大出口和取得工业化的装备是极其困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把装备供给不发达国家，而且卖给它们的东西往往不是最新式的。在这些方面，中国的这些有利条件同苏联当初的处境大不相同，使中国的高速发展有了物贾基础。苏联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对中国的影响极大。在技术援助方面，苏联把最新式的资本货物卖给中国，并且向它提供各种技术经验和专家。想一想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把自己的东西保守秘密，而且要用如何高昂的代价才出卖它们的专利，人们就可以知道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贡献是如何巨大。
他说，中国的众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灌溉面积１９５７年冬季以来扩大了四亿六千万亩，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劳动在八个月内完成了过去（１９５２年以前）数千年在这方面的工作。这显然是１９５８年农业大增产的物质基础之一。鉴于中国大多数经济部门中的一般的技术条件，这种结果完全应归功于广大男女的劳动。因此，众多的人口已不是“负担”，而成了积累财富的巨大资源，使国家能集中资源于发展大工业
他说，由于农业劳动的紧张，就需要技术改革，而技术改革就需要向合作社供应大量的农业机器和肥料等等，在这方面，中小型企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国家仍需要把力量集中在发展基本工业上。目前大工业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鞍山、包头和武汉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骨干。三个最重要的主观因素
贝特兰姆说，上述这些只是客观的、物质上的因素，另一方面不能不谈主观上的因素，即人民的努力。他说，有三个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党的领导非常有效，苏联的经验以及干部和群众相信社会主义。
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确然是今天中国的神经和大脑系统。党内作出结论和发展方针，然后把它们通过党组织明确地传达给群众，群众就把正确的理论转为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是由于党内领导人物的才干卓越，同时也由于党同工人及农民之间联系极密切。这种联系是在内战时形成的，来自人民的干部不断同人民保持着接触。这些干部毫不犹豫地怀着主动、守纪律的精神从内战的斗争中转入了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是这些干部不仅是政党工作者，而且还直接参加各种生产。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说逃印叛匪仍图谋乞求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
该报６月４日刊登一篇发自印度边界的报道说，“写这篇报道的特派记者发现西藏流亡分子甚至不大愿意考虑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或是达赖喇嘛长期不在的西藏这种可能性。流亡分子最多只能承认，‘达赖喇嘛可能不得不在国外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许甚至一两年’。由于西藏人抱着这种态度，所以他们差不多从来没有考虑过成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
“除了长期流亡之外，另一个办法显然是企图在印度的调解下同中国人谈判新的解决办法，使达赖喇嘛能够返回拉萨。
“流亡分子目前的看法有如下几点：（一）不应该关闭大门，如果这意味着失去政治调解的机会的话。这大概是达赖喇嘛本人的态度。（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仅仅想恢复战前状态就了事，即便印度支持这样做也好。西藏人不断谈到中国人的诺言不可靠，需要保证，可是没有进一步确切地说明过。（三）西藏人经常讨论再向联合国呼吁的主意，虽然他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西藏人（１）记得在１９５０年曾经企图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可是没有成功；（２）他们很了解匈牙利事件的情况。
“随着中国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消息渐渐透露出来，向联合国重新发出呼吁——即使仅仅是揭露一下北平违反保证西藏内政自治的１９５１年中藏协定——这种愿望大概会日趋强烈起来。”
【本刊讯】据缅甸“人民报”“新仰光报”５月１日至１３日报道，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在仰光举办的“中国画展”受到缅甸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十天展出期间（５月３日至１２日），参观的观众达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四人，约有五百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热情洋溢的感想，赞扬我国绘画艺术高深，并认为通过这个展览将加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画展内容主要是反映我国１９５８年全民全面大跃进中人民在工农业战线上干劲冲天，斗志昂扬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事迹。
【法新社加尔各答８日电】达赖喇嘛的小弟弟阿里活佛今天到达大吉岭，入那里的一所公立学校念书。这是第一次有活佛在公立学校受教育，这打破了西藏的古老传统。
【本刊讯】据“印度斯坦时报”８日报道，印度外交部的梅达即将去东部山区视察，其中包括米萨马里和大吉岭在内，以调查安置西藏“难民”的可能性。
人们认为，许多难民很容易就能担负起织羊毛的工作。大概会为他们设立训练站和生产站。消息又说，其他人将在锡金从事筑路工作。
【本刊讯】“香港时报”５月２５日在“台湾经济建设周刊”栏中刊载魏慧子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台湾建设日新又新”，摘要刊载如下：
据最近发表的，台湾建设在四十七年这一年中（１至１２月份）所创下的新纪录是：
粮食生产——以米谷为例，糙米生产量是一百八十九万四千一百二十七公吨，比四十六年度的一百八十三万九千零九公吨，增产了五万五千一百十八公吨，即增产了３％。
林业——就木材生产量来说，是六十四万二千二百七十四立方公尺，比四十六年度的五十七万七千二百十六立方公尺，增产了六万五千零五十八立方公尺，增产了１１．２％。
渔业——渔产量（包括渔获量和养殖量）是二十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七公吨，比四十六年的二十万零八千一百二十一公吨，增产了二万一千五百五十六公吨，增产了１０．４％。
水利——在灌溉面积方面，到达了六十六万七千二百二十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７６．１７％。比四十六年度的六十六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公顷，增多了四千三百八十四公顷，增加率是０．７％。
工业——工业生产指数（包括制造业，公用事业，矿业及房屋建筑业的总指数），以民国三十五年为基数，则四十七年已到达八百二十一，比四十六年的七百八十二，增加了三十九，增加率为４．９％。四十七年度的工业生产指数，代表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达到新台币八十五亿元，比四十六年增加了约四亿元。
电力——发电总量到达二十八亿八千零三十三万二千度，比四十六年的二十五亿五千五百十八万七千度，增加了三亿二千五百十四万五千度，增加率１２．７％。
教育——在校学生总数达二百零一万五千零八十九人，比四十六年度的一百八十二万四千八百零八人，增加了十九万零二百八十一人，增加率为１０．４％。平均五人中有一人在学。
上列各项数字，均创下台湾历史上未有的新纪录。这些数字造成一项事实：台湾同胞国民所得的总额，自四十六年度的二百九十九亿八千二百万元，走上了四十七年度的三百一十九亿零一百万元的新高峰。也使国民平均每人所得从四十六年度的二千八百九十三元，升高为四十七年度的三千零三十一元。
【美联社雅加达讯】据安塔拉通讯社６月４日望加锡消息说，预定不久将在万鸦老审讯十五名福摩萨中国人。这十五个人是在北西里伯斯叛乱猖獗的米那哈沙以南的海面上同他们的船只一起被捕的。
安塔拉通讯社还报道，有五十个福摩萨水手（他们的船已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军击沉）加入了“全面斗争约章运动”叛乱分子。他们的船是去年１２月在叛乱地区博朗蒙贡道附近被击沉的。安塔拉通讯社说，被政府轰沉的“北方太太号”船上的另外八十个福摩萨水手也参加了叛军。
一位印度尼西亚海军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新华社新德里８日电】所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诽谤性谎言，成了今天一部分日报发表评论的题目。
“新印度时报”今天在以“没有人性”为题的短评中说，“报告证明，共产党人决不是人。人们无法想像一个人竟能对另一个人如此残酷。毫无疑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不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怎么能认为它所描绘的情况是纯系空想是纯粹为了宣传呢？”
乌尔都文的“文汇报”今天以“中国在西藏搞种族绝灭”为题发表社论。它援引报告所谓有六万八千名西藏人被杀害的说法以后评论说，“我们认为，很大一部分指责是正确的”。
【本刊讯】３月份的美国“每月评论”杂志发表了夏尔·
贝特兰姆的一篇题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长达万余字的文章。贝特兰姆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在印度工作多年，去年访问了中国。现将该文摘要刊载如下：落后的社会烙印已消失
贝特兰姆说，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出乎意料地看到中国的落后社会的烙印已经消失，城乡人民的丰衣足食和健康愉快以及商店里的商品和工农业产品的多样化，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突出的是中国前进的速度快得难以置信，中国的发展速度列于全世界的前茅，唯一能同中国在这方面相提并论的是苏联。中国正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像英国之类的工业化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他谈到农业发展时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平均每年增长４．５％，这个速度虽然极高，但尚在一般“常规”以内。但是在５８年，一切过去公认的“常规”被推翻了，粮食总产量估计在三亿到三亿五千万吨左右，比５７年增加了６０—９０％。中国正在稳当地走向毛泽东在５８年６月所宣布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指标。
他说，在社会关系的迅速的过渡中，人民公社的成立影响深远，公社消灭了私有制的最后残余，使集体所有制开始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于合作社的规模已不能适应工业、农业、文教等的发展需要，所以成立了能举办这些事业的公社，５８年的试验性公社证明了效果良好。三个主要的客观原因贝特兰姆说，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等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能如此迅速。他说主要有三个原因：苏联的援助，充足的人力和大型的工业。
他说，苏联的存在使中国大大减少了遭受侵略的危险。中苏合作使中国能够以相当少的代价取得最新式的武器和自建工厂生产武器，因而能够日渐在这方面不依靠进口而减轻负担。苏联和欧洲的共产党国家还为中国的出口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这些有利条件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人们知道一般不发达国家要扩大出口和取得工业化的装备是极其困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把装备供给不发达国家，而且卖给它们的东西往往不是最新式的。在这些方面，中国的这些有利条件同苏联当初的处境大不相同，使中国的高速发展有了物贾基础。苏联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对中国的影响极大。在技术援助方面，苏联把最新式的资本货物卖给中国，并且向它提供各种技术经验和专家。想一想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把自己的东西保守秘密，而且要用如何高昂的代价才出卖它们的专利，人们就可以知道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贡献是如何巨大。
他说，中国的众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灌溉面积１９５７年冬季以来扩大了四亿六千万亩，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劳动在八个月内完成了过去（１９５２年以前）数千年在这方面的工作。这显然是１９５８年农业大增产的物质基础之一。鉴于中国大多数经济部门中的一般的技术条件，这种结果完全应归功于广大男女的劳动。因此，众多的人口已不是“负担”，而成了积累财富的巨大资源，使国家能集中资源于发展大工业
他说，由于农业劳动的紧张，就需要技术改革，而技术改革就需要向合作社供应大量的农业机器和肥料等等，在这方面，中小型企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国家仍需要把力量集中在发展基本工业上。目前大工业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鞍山、包头和武汉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骨干。三个最重要的主观因素
贝特兰姆说，上述这些只是客观的、物质上的因素，另一方面不能不谈主观上的因素，即人民的努力。他说，有三个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党的领导非常有效，苏联的经验以及干部和群众相信社会主义。
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确然是今天中国的神经和大脑系统。党内作出结论和发展方针，然后把它们通过党组织明确地传达给群众，群众就把正确的理论转为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是由于党内领导人物的才干卓越，同时也由于党同工人及农民之间联系极密切。这种联系是在内战时形成的，来自人民的干部不断同人民保持着接触。这些干部毫不犹豫地怀着主动、守纪律的精神从内战的斗争中转入了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是这些干部不仅是政党工作者，而且还直接参加各种生产。
【本刊讯】据缅甸“人民报”“新仰光报”５月１日至１３日报道，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在仰光举办的“中国画展”受到缅甸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十天展出期间（５月３日至１２日），参观的观众达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四人，约有五百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热情洋溢的感想，赞扬我国绘画艺术高深，并认为通过这个展览将加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画展内容主要是反映我国１９５８年全民全面大跃进中人民在工农业战线上干劲冲天，斗志昂扬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事迹。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说逃印叛匪仍图谋乞求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
该报６月４日刊登一篇发自印度边界的报道说，“写这篇报道的特派记者发现西藏流亡分子甚至不大愿意考虑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或是达赖喇嘛长期不在的西藏这种可能性。流亡分子最多只能承认，‘达赖喇嘛可能不得不在国外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许甚至一两年’。由于西藏人抱着这种态度，所以他们差不多从来没有考虑过成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
“除了长期流亡之外，另一个办法显然是企图在印度的调解下同中国人谈判新的解决办法，使达赖喇嘛能够返回拉萨。
“流亡分子目前的看法有如下几点：（一）不应该关闭大门，如果这意味着失去政治调解的机会的话。这大概是达赖喇嘛本人的态度。（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仅仅想恢复战前状态就了事，即便印度支持这样做也好。西藏人不断谈到中国人的诺言不可靠，需要保证，可是没有进一步确切地说明过。（三）西藏人经常讨论再向联合国呼吁的主意，虽然他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西藏人（１）记得在１９５０年曾经企图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可是没有成功；（２）他们很了解匈牙利事件的情况。
“随着中国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消息渐渐透露出来，向联合国重新发出呼吁——即使仅仅是揭露一下北平违反保证西藏内政自治的１９５１年中藏协定——这种愿望大概会日趋强烈起来。”
【美联社雅加达讯】据安塔拉通讯社６月４日望加锡消息说，预定不久将在万鸦老审讯十五名福摩萨中国人。这十五个人是在北西里伯斯叛乱猖獗的米那哈沙以南的海面上同他们的船只一起被捕的。
安塔拉通讯社还报道，有五十个福摩萨水手（他们的船已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军击沉）加入了“全面斗争约章运动”叛乱分子。他们的船是去年１２月在叛乱地区博朗蒙贡道附近被击沉的。安塔拉通讯社说，被政府轰沉的“北方太太号”船上的另外八十个福摩萨水手也参加了叛军。
一位印度尼西亚海军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法新社加尔各答８日电】达赖喇嘛的小弟弟阿里活佛今天到达大吉岭，入那里的一所公立学校念书。这是第一次有活佛在公立学校受教育，这打破了西藏的古老传统。
【新华社新德里８日电】所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诽谤性谎言，成了今天一部分日报发表评论的题目。
“新印度时报”今天在以“没有人性”为题的短评中说，“报告证明，共产党人决不是人。人们无法想像一个人竟能对另一个人如此残酷。毫无疑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不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怎么能认为它所描绘的情况是纯系空想是纯粹为了宣传呢？”
乌尔都文的“文汇报”今天以“中国在西藏搞种族绝灭”为题发表社论。它援引报告所谓有六万八千名西藏人被杀害的说法以后评论说，“我们认为，很大一部分指责是正确的”。
【本刊讯】“香港时报”５月２５日在“台湾经济建设周刊”栏中刊载魏慧子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台湾建设日新又新”，摘要刊载如下：
据最近发表的，台湾建设在四十七年这一年中（１至１２月份）所创下的新纪录是：
粮食生产——以米谷为例，糙米生产量是一百八十九万四千一百二十七公吨，比四十六年度的一百八十三万九千零九公吨，增产了五万五千一百十八公吨，即增产了３％。
林业——就木材生产量来说，是六十四万二千二百七十四立方公尺，比四十六年度的五十七万七千二百十六立方公尺，增产了六万五千零五十八立方公尺，增产了１１．２％。
渔业——渔产量（包括渔获量和养殖量）是二十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七公吨，比四十六年的二十万零八千一百二十一公吨，增产了二万一千五百五十六公吨，增产了１０．４％。
水利——在灌溉面积方面，到达了六十六万七千二百二十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７６．１７％。比四十六年度的六十六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公顷，增多了四千三百八十四公顷，增加率是０．７％。
工业——工业生产指数（包括制造业，公用事业，矿业及房屋建筑业的总指数），以民国三十五年为基数，则四十七年已到达八百二十一，比四十六年的七百八十二，增加了三十九，增加率为４．９％。四十七年度的工业生产指数，代表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达到新台币八十五亿元，比四十六年增加了约四亿元。
电力——发电总量到达二十八亿八千零三十三万二千度，比四十六年的二十五亿五千五百十八万七千度，增加了三亿二千五百十四万五千度，增加率１２．７％。
教育——在校学生总数达二百零一万五千零八十九人，比四十六年度的一百八十二万四千八百零八人，增加了十九万零二百八十一人，增加率为１０．４％。平均五人中有一人在学。
上列各项数字，均创下台湾历史上未有的新纪录。这些数字造成一项事实：台湾同胞国民所得的总额，自四十六年度的二百九十九亿八千二百万元，走上了四十七年度的三百一十九亿零一百万元的新高峰。也使国民平均每人所得从四十六年度的二千八百九十三元，升高为四十七年度的三千零三十一元。
【本刊讯】据“印度斯坦时报”８日报道，印度外交部的梅达即将去东部山区视察，其中包括米萨马里和大吉岭在内，以调查安置西藏“难民”的可能性。
人们认为，许多难民很容易就能担负起织羊毛的工作。大概会为他们设立训练站和生产站。消息又说，其他人将在锡金从事筑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