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５月４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了该刊远东版编辑主任写的一条关于中印关系的报道，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和印度这样长时期以来夸耀着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裂痕上裂开了。
中国的共产党人坚持说西藏的叛乱是在印度搞出来的，说达赖喇嘛指责在西藏的红色恐怖的声明出自受英国训练的印度人之手，并说尼赫鲁和其他一些印度人与达赖喇嘛串通一气。尼赫鲁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所有的指责。
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复他们的论断，实际上就是说尼赫鲁在撒谎，并指责印度干涉西藏。
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他们正竭尽全力威吓尼赫鲁，压迫他要末把达赖喇嘛管束起来，不让他进行政治活动，要末可能还劝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的首府拉萨去。
但是这一次印度人和大部分亚洲舆论都支持达赖反对中国共产党。尼赫鲁这一次在冒险要求达赖回到拉萨去之前，他将不得不考虑到对他的领导地位将产生的影响。
目前要避免印度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将是很困难的。北平看来并不在乎。然而印度和共产党中国之间任何关系的破裂，对东南亚的中立国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对和缓的印度比对强硬的共产党中国较有好感。共产党人将不得不把这点考虑在内。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的处境很难。他们自称已经粉碎了西藏叛乱，但是有迹象表明康巴人仍旧在进行战斗。叛乱不是很容易就能粉碎的。
中国人从来不善于在拔海三英里高的高原上作战。再则，西藏道路稀少，很容易打埋伏。靠空运来供应是困难的，而且费用浩大。
中国共产党可以用一、两种办法来打胜这场战争。他们可以把这些部族的家属集中起来，叫他们住在高原上的一些看守得严严的村落里，这样将能使那些部族战士失去家庭联系和断绝粮草，因而可能把他们饿得投降。或者，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动一次真正的血腥屠杀。
无论用哪一种办法，战争都可能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北平几次三番说达赖在这次叛乱中一直是个不由自主的人。根据共产党的说法，达赖喇嘛是被“劫持”出西藏的。在到了印度境内以后，他仍旧“在劫持下”。
如果把这话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愿意让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去，恢复他的精神领导。达赖没有任何迹象表示愿意这样做。尼赫鲁大概是唯一能说服他改变主意的人。这就是北平之所以对尼赫鲁愈来愈强硬的原因。共产党似乎认为尼赫鲁是吓得倒的。
【本刊讯】４月２４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特派记者从顿嫩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否决关于西藏的提案，一位佛教徒使苏格兰工会代表大会大吃一惊”，摘要如下：
一位英国佛教徒否决苏格兰工会代表大会总务委员会关于西藏的提案的行动使代表大会大吃一惊。这位佛教徒是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及技术人员联合会的秘书长哈里·奈特。他谴责总务委员会要求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克制自己，并利用大会的程序建议讨论“下一项”。
总务委员会的立场的要点是，挂虑中印在西藏问题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要求英国政府进行调解。改信佛教已二十年的奈特强调，他完全是基于宗教和非政治的理由来攻击这种态度，认为它是“怯懦的、不明确的，不正确的和极为危险的”。
他说，没有比“基督教的干涉”更巧妙的办法来在西藏煽起骚乱和扩大佛教国家的问题了。佛教徒从来没有为他们的信仰流血，他们认为，基督教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伪善的。上千年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虽然没有为那里发生的事情辩护，他相信佛教将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我要求你们不要插手干涉从而使局势恶化”。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４月３０日刊载了斯特德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对北京的猜疑增加了”，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从印度给予西藏逃亡的达赖喇嘛以避难权以来对印度所采取的不友好态度，使得东南亚对北京日益增加的疑惧变得更加严重了。
用４月３０日“印度尼西亚时报”的话来说，人们的感觉是，“由于共产党中国同它在亚洲大陆的最好的朋友闹不和，共产党中国等于是给东南亚的弱小国家提出警告：尽管对共处谈了许多，但是，如果中国的利益同我们的利益相背的话，我们就会成为无足轻重的了。”这家英文报纸的社论接着说，“这给我们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材料。”
另外一家印度尼西亚报纸“爪哇邮报”说得更厉害，它要求亚非国家“动员它们的道义力量”来纠正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迫使北京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
共产党中国把西藏变成“东方匈牙利”的做法，特别触犯了西藏人在整个东南亚的许多佛教教友。曼谷电台据说在对西藏人民表示同情的时候已经警告过泰国人：如果他们不保卫自己，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国家的佛教也将受到攻击。
信仰佛教的缅甸也同样感到它的巨大邻邦共产党中国所激起的惊恐。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一些报纸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对西藏和印度的态度，并且预言刘少奇代替毛泽东担任国家首脑一事不可能使共产党对那些惹它不快的国家的敌对态度有所缓和。
【路透社华盛顿５日电】“华盛顿邮报”今天说，中国“镇压”西藏的反叛并且批评印度，这就是践踏了万隆的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评论道，“也许在人们同所谓的万隆原则对比之后，将对于中国镇压西藏反叛和谩骂尼赫鲁先生的行为发生最强烈的反应。”
“……西方对于这样笼统的一套目标一直是抱着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的，但是有许多国家却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目标。现在北京政府践踏了这些目标……
“要是谁期望尼赫鲁先生现在对中国的谴责超过极力为印度的立场辩白的程度，那是愚蠢的。这样做将是同他所信仰的观点冲突的，他必竟只是在设法为据他认为是他的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依从西方的观点……
“这种经历很可能起的作用是：加强印度要在采取自由制度而不采取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决心……从而影响亚洲其他国家的道路……可是，我们西方人如果遏止那些希望每一个国家在某种条约上（如东南亚条约组织）签字的鼓吹者，而让印度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自己去吸取教训，将是明智的。现在特别是这样一个时候，那就是放弃那种‘要么赞成我，不然就反对我’的方针，而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承认我现所珍视的东西基本上在我们这一边。”
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西藏的反叛突然地使一系列迄今为止很少受人注意的行动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这些行动使结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的、代价高昂的争执有了某种希望。这些行动应该受到华盛顿和英联邦所能够给予的全部谨慎的支持。”
【美联社华盛顿３日电】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星期日说，“毫无疑问”，共产党世界在同印度的尼赫鲁和埃及的纳赛尔的关系方面正在遭到失败。
他说，赤色中国政府对尼赫鲁总理的恶骂，正在使他醒悟到共产主义的危险。他又说，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在迅速走向摊牌。
他说，即使“纳赛尔仍然在使苏联同美国对立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我仍然认为，消除我们的怀疑而加强同纳赛尔的关系将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曼斯菲尔德是在一项电视节目中发表以上谈话的。
【新华社日内瓦５月１日电】“日内瓦日报”５月１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西藏在中国的磨盘下被捣得粉碎”，摘要如下：
中国的强大的军队正在继续残暴地镇压西藏，完全不顾国际上有良心的人们的反应。北京电台可能由于羞耻似乎本当缩小叛乱的规模的，可是它竟然冷酷地宣称“解放军”击毙击伤两千名叛军，战斗将继续进行到全部歼灭“反动分子”时为止。在镇压了拉萨的叛乱之后，“中国军队已经跨过了雅鲁藏布江，收复了三十多个城市和村庄，控制了雅鲁藏布江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这一番话把叛乱的规模说得再明显不过了。
中国在露骨地玩弄恫吓手腕之后，现在又拿出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党代表大会（原文如此——编者注）最后通过的决议，没有包括任何咒骂或威胁词句，而仅仅对于一件纯粹属于内政事情遭到外界的干涉表示遗憾。人们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同班禅喇嘛一起重新当选——一种缺席选举——为协商委员会（原文如此——编者注）的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将把周恩来所想的那种“自治”的西藏导向社会主义的命运。
以“亚洲人的神秘性”来解释达赖喇嘛自从叛乱开始以来所采取的复杂而矛盾重重的行动，当然是很容易的。“伟大的神论”（就是说他的西藏顾问），显然受到事态发展的影响，常常改变主张。
仅仅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本人，有着敏捷的智慧、蒙昧初开的社会感、不稳定的意志的奇异的复杂情绪。他拥护同中国和平合作的政策，所以他非常真诚地写信给中国政委谭冠三，在信中对于叛乱表示了不安，在他离开之后，中国的宣传机构曾无耻地利用这几封信。随后，当炮弹开始落在他的寺院上的时候，他很合情理地断定局势已无法维持了。他到印度避难后，也很坦率地否认了中国人硬说他被劫持的说法。
也许有这么一天，他由于始终非常诚挚，始终关心他的人民的福利和进步，他将会同意返回拉萨，去捍卫温和的主张。可是，在他返回之前，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军队的无情的磨盘，正在继续不加区别地磨碎他本来希望改革的传统结构和他本来希望挽救的精神价值。
【法新社纽约２日电】据今天透露，纽约的西藏博物馆馆长施莱尔已经向达赖喇嘛发出一项邀请，要他如果决定住在美国或者到纽约来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的话，就住在博物馆里。
施莱尔是直接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的，因为国务院告诉他说，它不能正式地传送这个邀请。这个博物馆在纽约郊区的斯塔腾岛上。它的名称是“雅克·马歇西藏文化中心”。
【英新处伦敦４月３０日电】题目：西藏的意义。作者：伍·恩·尤尔。
西藏事件——西藏人的叛乱，中国人对它的镇压，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震动了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印度社会党领袖纳拉扬说过：“在西藏，我们看到了比旧帝国主义远为危险的新帝国主义的种种活动，因为它是在一种所谓革命思想的旗帜下前进的。”这种震动是可以理解的。
将近四十年以来——自从在前沙皇的领土上建立起苏维埃统治以来，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一直摆出了两副面孔。
苏联（以及后来还有中国）共产党政府摆出了作为正在为民族自由和摆脱外国统治的所有弱小民族的朋友和赞助者的姿态。
但是，对民族主义的这种支持一直严格地限于共产主义帝国边界以外的民族主义。在边界以内，一切民族主义运动，一切要求自治和自决的愿望都受到了无情的镇压。
的确，从理论上说，苏联各共和国是自治的和独立的伙伴。但是实际上，它们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下。就连它们的宪法给予各共和国政府的权力也是有限的。
同样的事情也正在中国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汉族正在压迫他们继承的帝国里的少数民族。
因此，我的看法是，正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什么孤立的和特殊的事情。对任何不幸处在这两大共产主义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小国来说，这种事情在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俄国和中国正在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兼行并施。它们支持和赞助民族主义是非常严格的，“只是为了出口”。我认为，这就是西藏事件的真正教训。
【本刊讯】５月４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了该刊远东版编辑主任写的一条关于中印关系的报道，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和印度这样长时期以来夸耀着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裂痕上裂开了。
中国的共产党人坚持说西藏的叛乱是在印度搞出来的，说达赖喇嘛指责在西藏的红色恐怖的声明出自受英国训练的印度人之手，并说尼赫鲁和其他一些印度人与达赖喇嘛串通一气。尼赫鲁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所有的指责。
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复他们的论断，实际上就是说尼赫鲁在撒谎，并指责印度干涉西藏。
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他们正竭尽全力威吓尼赫鲁，压迫他要末把达赖喇嘛管束起来，不让他进行政治活动，要末可能还劝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的首府拉萨去。
但是这一次印度人和大部分亚洲舆论都支持达赖反对中国共产党。尼赫鲁这一次在冒险要求达赖回到拉萨去之前，他将不得不考虑到对他的领导地位将产生的影响。
目前要避免印度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将是很困难的。北平看来并不在乎。然而印度和共产党中国之间任何关系的破裂，对东南亚的中立国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对和缓的印度比对强硬的共产党中国较有好感。共产党人将不得不把这点考虑在内。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的处境很难。他们自称已经粉碎了西藏叛乱，但是有迹象表明康巴人仍旧在进行战斗。叛乱不是很容易就能粉碎的。
中国人从来不善于在拔海三英里高的高原上作战。再则，西藏道路稀少，很容易打埋伏。靠空运来供应是困难的，而且费用浩大。
中国共产党可以用一、两种办法来打胜这场战争。他们可以把这些部族的家属集中起来，叫他们住在高原上的一些看守得严严的村落里，这样将能使那些部族战士失去家庭联系和断绝粮草，因而可能把他们饿得投降。或者，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动一次真正的血腥屠杀。
无论用哪一种办法，战争都可能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北平几次三番说达赖在这次叛乱中一直是个不由自主的人。根据共产党的说法，达赖喇嘛是被“劫持”出西藏的。在到了印度境内以后，他仍旧“在劫持下”。
如果把这话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愿意让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去，恢复他的精神领导。达赖没有任何迹象表示愿意这样做。尼赫鲁大概是唯一能说服他改变主意的人。这就是北平之所以对尼赫鲁愈来愈强硬的原因。共产党似乎认为尼赫鲁是吓得倒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４月３０日刊载了斯特德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对北京的猜疑增加了”，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从印度给予西藏逃亡的达赖喇嘛以避难权以来对印度所采取的不友好态度，使得东南亚对北京日益增加的疑惧变得更加严重了。
用４月３０日“印度尼西亚时报”的话来说，人们的感觉是，“由于共产党中国同它在亚洲大陆的最好的朋友闹不和，共产党中国等于是给东南亚的弱小国家提出警告：尽管对共处谈了许多，但是，如果中国的利益同我们的利益相背的话，我们就会成为无足轻重的了。”这家英文报纸的社论接着说，“这给我们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材料。”
另外一家印度尼西亚报纸“爪哇邮报”说得更厉害，它要求亚非国家“动员它们的道义力量”来纠正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迫使北京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
共产党中国把西藏变成“东方匈牙利”的做法，特别触犯了西藏人在整个东南亚的许多佛教教友。曼谷电台据说在对西藏人民表示同情的时候已经警告过泰国人：如果他们不保卫自己，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国家的佛教也将受到攻击。
信仰佛教的缅甸也同样感到它的巨大邻邦共产党中国所激起的惊恐。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一些报纸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对西藏和印度的态度，并且预言刘少奇代替毛泽东担任国家首脑一事不可能使共产党对那些惹它不快的国家的敌对态度有所缓和。
【本刊讯】４月２４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特派记者从顿嫩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否决关于西藏的提案，一位佛教徒使苏格兰工会代表大会大吃一惊”，摘要如下：
一位英国佛教徒否决苏格兰工会代表大会总务委员会关于西藏的提案的行动使代表大会大吃一惊。这位佛教徒是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及技术人员联合会的秘书长哈里·奈特。他谴责总务委员会要求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克制自己，并利用大会的程序建议讨论“下一项”。
总务委员会的立场的要点是，挂虑中印在西藏问题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要求英国政府进行调解。改信佛教已二十年的奈特强调，他完全是基于宗教和非政治的理由来攻击这种态度，认为它是“怯懦的、不明确的，不正确的和极为危险的”。
他说，没有比“基督教的干涉”更巧妙的办法来在西藏煽起骚乱和扩大佛教国家的问题了。佛教徒从来没有为他们的信仰流血，他们认为，基督教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伪善的。上千年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虽然没有为那里发生的事情辩护，他相信佛教将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我要求你们不要插手干涉从而使局势恶化”。
【美联社华盛顿３日电】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星期日说，“毫无疑问”，共产党世界在同印度的尼赫鲁和埃及的纳赛尔的关系方面正在遭到失败。
他说，赤色中国政府对尼赫鲁总理的恶骂，正在使他醒悟到共产主义的危险。他又说，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在迅速走向摊牌。
他说，即使“纳赛尔仍然在使苏联同美国对立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我仍然认为，消除我们的怀疑而加强同纳赛尔的关系将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曼斯菲尔德是在一项电视节目中发表以上谈话的。
【路透社华盛顿５日电】“华盛顿邮报”今天说，中国“镇压”西藏的反叛并且批评印度，这就是践踏了万隆的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评论道，“也许在人们同所谓的万隆原则对比之后，将对于中国镇压西藏反叛和谩骂尼赫鲁先生的行为发生最强烈的反应。”
“……西方对于这样笼统的一套目标一直是抱着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的，但是有许多国家却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目标。现在北京政府践踏了这些目标……
“要是谁期望尼赫鲁先生现在对中国的谴责超过极力为印度的立场辩白的程度，那是愚蠢的。这样做将是同他所信仰的观点冲突的，他必竟只是在设法为据他认为是他的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依从西方的观点……
“这种经历很可能起的作用是：加强印度要在采取自由制度而不采取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决心……从而影响亚洲其他国家的道路……可是，我们西方人如果遏止那些希望每一个国家在某种条约上（如东南亚条约组织）签字的鼓吹者，而让印度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自己去吸取教训，将是明智的。现在特别是这样一个时候，那就是放弃那种‘要么赞成我，不然就反对我’的方针，而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承认我现所珍视的东西基本上在我们这一边。”
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西藏的反叛突然地使一系列迄今为止很少受人注意的行动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这些行动使结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的、代价高昂的争执有了某种希望。这些行动应该受到华盛顿和英联邦所能够给予的全部谨慎的支持。”
【英新处伦敦４月３０日电】题目：西藏的意义。作者：伍·恩·尤尔。
西藏事件——西藏人的叛乱，中国人对它的镇压，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震动了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印度社会党领袖纳拉扬说过：“在西藏，我们看到了比旧帝国主义远为危险的新帝国主义的种种活动，因为它是在一种所谓革命思想的旗帜下前进的。”这种震动是可以理解的。
将近四十年以来——自从在前沙皇的领土上建立起苏维埃统治以来，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一直摆出了两副面孔。
苏联（以及后来还有中国）共产党政府摆出了作为正在为民族自由和摆脱外国统治的所有弱小民族的朋友和赞助者的姿态。
但是，对民族主义的这种支持一直严格地限于共产主义帝国边界以外的民族主义。在边界以内，一切民族主义运动，一切要求自治和自决的愿望都受到了无情的镇压。
的确，从理论上说，苏联各共和国是自治的和独立的伙伴。但是实际上，它们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下。就连它们的宪法给予各共和国政府的权力也是有限的。
同样的事情也正在中国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汉族正在压迫他们继承的帝国里的少数民族。
因此，我的看法是，正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什么孤立的和特殊的事情。对任何不幸处在这两大共产主义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小国来说，这种事情在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俄国和中国正在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兼行并施。它们支持和赞助民族主义是非常严格的，“只是为了出口”。我认为，这就是西藏事件的真正教训。
【新华社日内瓦５月１日电】“日内瓦日报”５月１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西藏在中国的磨盘下被捣得粉碎”，摘要如下：
中国的强大的军队正在继续残暴地镇压西藏，完全不顾国际上有良心的人们的反应。北京电台可能由于羞耻似乎本当缩小叛乱的规模的，可是它竟然冷酷地宣称“解放军”击毙击伤两千名叛军，战斗将继续进行到全部歼灭“反动分子”时为止。在镇压了拉萨的叛乱之后，“中国军队已经跨过了雅鲁藏布江，收复了三十多个城市和村庄，控制了雅鲁藏布江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这一番话把叛乱的规模说得再明显不过了。
中国在露骨地玩弄恫吓手腕之后，现在又拿出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党代表大会（原文如此——编者注）最后通过的决议，没有包括任何咒骂或威胁词句，而仅仅对于一件纯粹属于内政事情遭到外界的干涉表示遗憾。人们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同班禅喇嘛一起重新当选——一种缺席选举——为协商委员会（原文如此——编者注）的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将把周恩来所想的那种“自治”的西藏导向社会主义的命运。
以“亚洲人的神秘性”来解释达赖喇嘛自从叛乱开始以来所采取的复杂而矛盾重重的行动，当然是很容易的。“伟大的神论”（就是说他的西藏顾问），显然受到事态发展的影响，常常改变主张。
仅仅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本人，有着敏捷的智慧、蒙昧初开的社会感、不稳定的意志的奇异的复杂情绪。他拥护同中国和平合作的政策，所以他非常真诚地写信给中国政委谭冠三，在信中对于叛乱表示了不安，在他离开之后，中国的宣传机构曾无耻地利用这几封信。随后，当炮弹开始落在他的寺院上的时候，他很合情理地断定局势已无法维持了。他到印度避难后，也很坦率地否认了中国人硬说他被劫持的说法。
也许有这么一天，他由于始终非常诚挚，始终关心他的人民的福利和进步，他将会同意返回拉萨，去捍卫温和的主张。可是，在他返回之前，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军队的无情的磨盘，正在继续不加区别地磨碎他本来希望改革的传统结构和他本来希望挽救的精神价值。
【法新社纽约２日电】据今天透露，纽约的西藏博物馆馆长施莱尔已经向达赖喇嘛发出一项邀请，要他如果决定住在美国或者到纽约来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的话，就住在博物馆里。
施莱尔是直接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的，因为国务院告诉他说，它不能正式地传送这个邀请。这个博物馆在纽约郊区的斯塔腾岛上。它的名称是“雅克·马歇西藏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