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古巴“今日报”４月２８日报道：古巴起义军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２５日在古巴工人联合会招待起义军的演出会上讲了话，下面是他讲话的摘要：
“假如我是共产党人，我就会站在这儿明确地宣布：‘是的，我是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曾经为了思想言论自由而斗争。但是，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作为革命军的一个领导人，我却不得不反击这个反共运动，不得不反击这个分裂运动，因为这是我国革命的敌人用来使我们自相冲突的借口。
“他们企图给一部分人民戴上反共产主义的帽子，给另一部分人民戴上共产主义的帽子，然后再来反对这两种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是盲动的革命者。但是在３月１０日以前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懂得，及时地反击这个分裂运动，我们就能避免它的后果。
“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唤起当局注意，已经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实（虽然这样做本身不太礼貌）。从前是无辜的人遭到逮捕，从前是工人和农民遭到逮捕，今天被逮捕的是有钱有势的人。这就证明了武装部队成员所追求的美好目的。“今天农民肩上扛着加仑枪，手里拿着锄头。步枪？只要革命还没有像在未来的土地法中所答应的那样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就不会放下它。要是有谁想夺去他们的枪，那你就来吧！”
“现在这些有钱人眼巴巴地企图收买良心。这些人勾结他们的反共伙伴，也企图分裂军队。
“‘糖厂的老爷们’派漂亮的女人去‘访问’他们；另一些人送给他们汽油，答允给他们建设战争中被摧毁的营房，我们知道，甚至向我们的伙伴们送礼物。回答是断然拒绝。但是，要是谁不履行这个命令，他马上就不能再穿起义军的制服了。我们要提醒他们，在斗争中唯一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贫苦人家。而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在战争中都拒绝向我们缴纳规定的捐税；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强行征收。因此，现在我们决不妥协：‘耕者有其田’。
“遗憾的是——那些无聊的文人可不要用这一点来批评我
——将从革命政府的措施中得到更多利益的人是那些最不应该得利的人：最贪啬的人，有钱有势的人和既得利益集团。
“那些确信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他们的革命结构的人，就没有理由害怕政治思想自由”。
劳尔·卡斯特罗说，起义军成员唯一有义务抗拒的命令就是侵犯人民、工人和农民的命令。他提议，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应该向下命令的长官说：“你自己去干吧”。
【合众国际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６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今天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接管以后可能会在亚洲的中立主义国家中间引起某些政策上的改变。他强调指出，他相信任何这种改变都会是逐步的。
苏班德里约是在一次原定由苏加诺总统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苏加诺总统在阿根廷逗留的最后一天改去参观了一所法学院。
记者们问苏班德里约，鉴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采取的行动和北京随后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发动的攻击，他是否预见到中立主义国家的政策会有任何改变。
他回答说：“我想我们必须留心注意这种情况。很难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情。国际关系必须逐步地发展。”
【美联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６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以“思想共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为基础的。
他说，同共产党国家的共处到现在已经成功地实行了许多年。
【合众国际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６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在记者招待会上搪塞了十多个关于那个国家八千四百万人民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记者问，他是否认为，邻近的共产党国家在政治上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威胁，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旧能够和它们共处；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和这些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只要它们不把它们的思想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满足了。我们认为不干涉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问到赤色中国“侵入”西藏的问题，（侵入这个字眼是阿根廷记者用的）他说：“我们认为，在亚非的这个时期内，我们随时面临着困难、变动和革命。但是，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国家，我们必须异常小心，不要从外面来判断问题。你们知道，近年来曾经发生过许多大变动
——在泰国、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有。”
记者追问他把西藏的事件归入什么性质，他说：“西藏局势还需要调查。我们在西藏没有代表，但是我们和印度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并且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路透社纽约２６日电】两家纽约报纸对英国和俄国签订的五年贸易协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纽约每日新闻”在一篇题为“狮子和熊消除旧嫌的宴会”的社论中说，“我们希望狮子和熊这次突然消除旧嫌的宴会进行顺利。但是，赫鲁晓夫希望分裂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而在赫鲁晓夫发出他的关于西柏林的最后通牒以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立即努力设法使西方采取姑息的态度，这也是一个事实。”
“我们想，英国政府一定已经准备好关于英俄关系亲昵的一些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纽约时报”在提到英苏贸易协定时没有加以评论，它然后问道：“我们是否应当给予苏联大量贷款呢？有人认为，扩大贸易将有助于和平事业。……然而不论是贸易，还是租借法，都没有阻止在战后引起冷战的苏联侵略。……
“当然，苏联有权利而且应当有权利根据通常的商业条件购买今天不受控制的许多商品。但是要美国给予苏联巨额贷款的主张，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没有理由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２３日电】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今天说，美共正在从地下重新发动一个吸收青年和重要工业中的工人的运动，它的领导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亲苏。他说共产党人“仍然保持一个地下组织”，但是他们“现在比较公开地进行活动，企图打进劳工组织和其他能够发挥影响的领域”。
他说，这包括开展一个吸收党员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成立一个新的青年团体）和打进钢铁、造船、汽车和运输等基本工业。
他在对参议员斯马瑟斯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说：“当然，共产党的目的是破坏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的自由。”
【美联社波恩２６日电】阿登纳总理星期二乘飞机前往华盛顿，以向他的好友杜勒斯志哀并和艾森豪威尔会谈。
在机场上，伴同这位总理的勃伦塔诺外长对记者说，阿登纳已初步约定，在参加葬礼后同艾森豪威尔会谈。
【新华社贝鲁特２５日电】贝鲁特“晚报”在社论中评杜勒斯之死说，“杜勒斯使美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使美国在阿拉伯人中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该报希望“美国在埋葬杜勒斯时一起埋葬他的政策”。
【新华社新德里２５日电】印度“政治家报”在报道杜勒斯死亡的消息时说，杜勒斯“不知怎么在一般想象中被人同好战和嗜好在错误的时机说错误的东西联系起来。”
【本刊讯】从２４日晚二十一时左右宣布杜勒斯病死时起至２５日晚十二时止，外电关于杜勒斯病死和世界各地对这件事的反应的报道共有十五万多字（中文）。
外电大量报道杜勒斯的简历、小传，性格描写，从生病到病死的详细情况、家属情况、以及各国政界人物的颂扬和哀悼、报纸版面和少量的评论。
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界领袖纷纷为杜勒斯哭丧，发表声明、谈话或是唁电，颂扬他是“当代真正的伟人之一”，并且说，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是“继续他的反共斗争”。
【法新社华盛顿２４日电】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汉弗莱在为今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说，“不一定要等到德国统一以后再就监督军备和放宽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这样一些问题进行谈判。”这本小册子所写的是西方和苏联关于监督军备的主张以及对欧洲有影响的其他有关问题
这位参议员是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写道，欧洲主要的问题——苏联对若干东欧国家的控制、德国和柏林的分裂以及两个强大的武装阵营的存在——是互相直接有关的。
他说，“事实上，如果就军备监督达成协议，并设法鼓励东欧国家在没有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没有苏联驻军的情况下比较独立的方式发展，那也许会促进德国问题的解决。”
他说：“不管可能进行什么调整，或达成什么协议，不放弃被奴役的国家终于要得到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
【美新处马萨诸塞州切尔西２０日电】国防部医官们发明了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无限期地保存血液的方法，那就是把血液中的成份分开来，并且加以冻结，而不破坏它的维持人的生命的性质。以前，红血球细胞可以使用的时间约为一个月。但是海军医生们在两年中以储藏了一个月到二年不等的血液作了五百多次完全成功的输血。在华盛顿，国防部卫生医药处的甘农解释道，保存血液成份的期限实际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这个方法如下：血液从输血人身上抽出来以后放到一个分馏器中去，分馏器把红血球和白血球以及血液中的凝结成份分开。它也把细胞和血浆分开。红血球同甘油溶液混合起来，放在温度极低的冷却器中。这种溶液能防止结成破坏红血球的冰状结晶体。保存红血球是储存血液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国防部已经拨出经费来试验以液体氮作冷凝剂来保存血液的方法。这个还在试验阶段的方法是把整个血液或者它的成份喷成雾状，并且在这上面喷液体氮来使它立即凝结。这种方法的一大优点是可以不用分开而保存整个血液。
【法新社莫斯科２５日电】（记者：赛歇·柏格）这里的西方观察家今天预言说，苏联的精神生活将由于赫鲁晓夫总理上星期在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而“自由化”。
他们说，这篇讲话的一些最突出的方面是：赫鲁晓夫的乐观态度，他给予作家们（“党在建设共产主义中的忠实助手”）的信任以及他所显示的和解精神。这种和解对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自然是不适用的，它针对着那些“犯了错误”但是抱着善意的人。
赫鲁晓夫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修正主义者”，他说，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上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他说，飞来了“调停天使”，又说：“必须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的想法转到正确的想法上。”
虽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由于没有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出现而变得引人注目起来，但是这位苏联领袖谈论那部有争论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的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却谈得相当多。
他说，杜金采夫灵巧地指出了某些“消极现象”，但是却把它们作了一些夸大和概括。但是，他接着说，“我以前说过，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杜金采夫既不曾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
此外，据赫鲁晓夫说，像杜金采夫那样的作家“看来也想帮助党和人民来同消极现象进行斗争”。当人们想起不久以前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标志着一种改变。
这样一位人士的这样一番话可能对苏联作家的活动所发生的积极效果是不难想象的。
【美新处马萨诸塞州切尔西２０日电】国防部医官们发明了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无限期地保存血液的方法，那就是把血液中的成份分开来，并且加以冻结，而不破坏它的维持人的生命的性质。以前，红血球细胞可以使用的时间约为一个月。但是海军医生们在两年中以储藏了一个月到二年不等的血液作了五百多次完全成功的输血。在华盛顿，国防部卫生医药处的甘农解释道，保存血液成份的期限实际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这个方法如下：血液从输血人身上抽出来以后放到一个分馏器中去，分馏器把红血球和白血球以及血液中的凝结成份分开。它也把细胞和血浆分开。红血球同甘油溶液混合起来，放在温度极低的冷却器中。这种溶液能防止结成破坏红血球的冰状结晶体。保存红血球是储存血液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国防部已经拨出经费来试验以液体氮作冷凝剂来保存血液的方法。这个还在试验阶段的方法是把整个血液或者它的成份喷成雾状，并且在这上面喷液体氮来使它立即凝结。这种方法的一大优点是可以不用分开而保存整个血液。
【本刊讯】古巴“今日报”４月２８日报道：古巴起义军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２５日在古巴工人联合会招待起义军的演出会上讲了话，下面是他讲话的摘要：
“假如我是共产党人，我就会站在这儿明确地宣布：‘是的，我是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曾经为了思想言论自由而斗争。但是，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作为革命军的一个领导人，我却不得不反击这个反共运动，不得不反击这个分裂运动，因为这是我国革命的敌人用来使我们自相冲突的借口。
“他们企图给一部分人民戴上反共产主义的帽子，给另一部分人民戴上共产主义的帽子，然后再来反对这两种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是盲动的革命者。但是在３月１０日以前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懂得，及时地反击这个分裂运动，我们就能避免它的后果。
“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唤起当局注意，已经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实（虽然这样做本身不太礼貌）。从前是无辜的人遭到逮捕，从前是工人和农民遭到逮捕，今天被逮捕的是有钱有势的人。这就证明了武装部队成员所追求的美好目的。“今天农民肩上扛着加仑枪，手里拿着锄头。步枪？只要革命还没有像在未来的土地法中所答应的那样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就不会放下它。要是有谁想夺去他们的枪，那你就来吧！”
“现在这些有钱人眼巴巴地企图收买良心。这些人勾结他们的反共伙伴，也企图分裂军队。
“‘糖厂的老爷们’派漂亮的女人去‘访问’他们；另一些人送给他们汽油，答允给他们建设战争中被摧毁的营房，我们知道，甚至向我们的伙伴们送礼物。回答是断然拒绝。但是，要是谁不履行这个命令，他马上就不能再穿起义军的制服了。我们要提醒他们，在斗争中唯一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贫苦人家。而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在战争中都拒绝向我们缴纳规定的捐税；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强行征收。因此，现在我们决不妥协：‘耕者有其田’。
“遗憾的是——那些无聊的文人可不要用这一点来批评我
——将从革命政府的措施中得到更多利益的人是那些最不应该得利的人：最贪啬的人，有钱有势的人和既得利益集团。
“那些确信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他们的革命结构的人，就没有理由害怕政治思想自由”。
劳尔·卡斯特罗说，起义军成员唯一有义务抗拒的命令就是侵犯人民、工人和农民的命令。他提议，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应该向下命令的长官说：“你自己去干吧”。
【合众国际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６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今天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接管以后可能会在亚洲的中立主义国家中间引起某些政策上的改变。他强调指出，他相信任何这种改变都会是逐步的。
苏班德里约是在一次原定由苏加诺总统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苏加诺总统在阿根廷逗留的最后一天改去参观了一所法学院。
记者们问苏班德里约，鉴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采取的行动和北京随后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发动的攻击，他是否预见到中立主义国家的政策会有任何改变。
他回答说：“我想我们必须留心注意这种情况。很难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情。国际关系必须逐步地发展。”
【美联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６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以“思想共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为基础的。
他说，同共产党国家的共处到现在已经成功地实行了许多年。
【合众国际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６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在记者招待会上搪塞了十多个关于那个国家八千四百万人民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记者问，他是否认为，邻近的共产党国家在政治上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威胁，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旧能够和它们共处；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和这些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只要它们不把它们的思想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满足了。我们认为不干涉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问到赤色中国“侵入”西藏的问题，（侵入这个字眼是阿根廷记者用的）他说：“我们认为，在亚非的这个时期内，我们随时面临着困难、变动和革命。但是，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国家，我们必须异常小心，不要从外面来判断问题。你们知道，近年来曾经发生过许多大变动
——在泰国、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有。”
记者追问他把西藏的事件归入什么性质，他说：“西藏局势还需要调查。我们在西藏没有代表，但是我们和印度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并且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法新社莫斯科２５日电】（记者：赛歇·柏格）这里的西方观察家今天预言说，苏联的精神生活将由于赫鲁晓夫总理上星期在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而“自由化”。
他们说，这篇讲话的一些最突出的方面是：赫鲁晓夫的乐观态度，他给予作家们（“党在建设共产主义中的忠实助手”）的信任以及他所显示的和解精神。这种和解对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自然是不适用的，它针对着那些“犯了错误”但是抱着善意的人。
赫鲁晓夫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修正主义者”，他说，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上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他说，飞来了“调停天使”，又说：“必须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的想法转到正确的想法上。”
虽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由于没有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出现而变得引人注目起来，但是这位苏联领袖谈论那部有争论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的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却谈得相当多。
他说，杜金采夫灵巧地指出了某些“消极现象”，但是却把它们作了一些夸大和概括。但是，他接着说，“我以前说过，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杜金采夫既不曾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
此外，据赫鲁晓夫说，像杜金采夫那样的作家“看来也想帮助党和人民来同消极现象进行斗争”。当人们想起不久以前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标志着一种改变。
这样一位人士的这样一番话可能对苏联作家的活动所发生的积极效果是不难想象的。
【美联社波恩２６日电】阿登纳总理星期二乘飞机前往华盛顿，以向他的好友杜勒斯志哀并和艾森豪威尔会谈。
在机场上，伴同这位总理的勃伦塔诺外长对记者说，阿登纳已初步约定，在参加葬礼后同艾森豪威尔会谈。
【路透社纽约２６日电】两家纽约报纸对英国和俄国签订的五年贸易协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纽约每日新闻”在一篇题为“狮子和熊消除旧嫌的宴会”的社论中说，“我们希望狮子和熊这次突然消除旧嫌的宴会进行顺利。但是，赫鲁晓夫希望分裂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而在赫鲁晓夫发出他的关于西柏林的最后通牒以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立即努力设法使西方采取姑息的态度，这也是一个事实。”
“我们想，英国政府一定已经准备好关于英俄关系亲昵的一些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纽约时报”在提到英苏贸易协定时没有加以评论，它然后问道：“我们是否应当给予苏联大量贷款呢？有人认为，扩大贸易将有助于和平事业。……然而不论是贸易，还是租借法，都没有阻止在战后引起冷战的苏联侵略。……
“当然，苏联有权利而且应当有权利根据通常的商业条件购买今天不受控制的许多商品。但是要美国给予苏联巨额贷款的主张，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没有理由的。”
【法新社华盛顿２４日电】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汉弗莱在为今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说，“不一定要等到德国统一以后再就监督军备和放宽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这样一些问题进行谈判。”这本小册子所写的是西方和苏联关于监督军备的主张以及对欧洲有影响的其他有关问题
这位参议员是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写道，欧洲主要的问题——苏联对若干东欧国家的控制、德国和柏林的分裂以及两个强大的武装阵营的存在——是互相直接有关的。
他说，“事实上，如果就军备监督达成协议，并设法鼓励东欧国家在没有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没有苏联驻军的情况下比较独立的方式发展，那也许会促进德国问题的解决。”
他说：“不管可能进行什么调整，或达成什么协议，不放弃被奴役的国家终于要得到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２３日电】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今天说，美共正在从地下重新发动一个吸收青年和重要工业中的工人的运动，它的领导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亲苏。他说共产党人“仍然保持一个地下组织”，但是他们“现在比较公开地进行活动，企图打进劳工组织和其他能够发挥影响的领域”。
他说，这包括开展一个吸收党员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成立一个新的青年团体）和打进钢铁、造船、汽车和运输等基本工业。
他在对参议员斯马瑟斯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说：“当然，共产党的目的是破坏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的自由。”
【新华社贝鲁特２５日电】贝鲁特“晚报”在社论中评杜勒斯之死说，“杜勒斯使美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使美国在阿拉伯人中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该报希望“美国在埋葬杜勒斯时一起埋葬他的政策”。
【新华社新德里２５日电】印度“政治家报”在报道杜勒斯死亡的消息时说，杜勒斯“不知怎么在一般想象中被人同好战和嗜好在错误的时机说错误的东西联系起来。”
【本刊讯】从２４日晚二十一时左右宣布杜勒斯病死时起至２５日晚十二时止，外电关于杜勒斯病死和世界各地对这件事的反应的报道共有十五万多字（中文）。
外电大量报道杜勒斯的简历、小传，性格描写，从生病到病死的详细情况、家属情况、以及各国政界人物的颂扬和哀悼、报纸版面和少量的评论。
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界领袖纷纷为杜勒斯哭丧，发表声明、谈话或是唁电，颂扬他是“当代真正的伟人之一”，并且说，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是“继续他的反共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