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26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本刊讯】雅加达“人民日报”5月1日刊载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4月26日在雅加达铁路工会大厦所作的访问苏中越三国报告摘要。报告中以“对人民公社抱有信心”为题谈到访问我国的印象,摘要如下:
    我们去北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亲自去看看人民公社和中国最近发展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领导人交换有关这方面的意见。
    三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那时中国正忙于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许多人是不会料到,在这还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它已经发展成为人民公社了。
    在今年1月,我还没有离开祖国之前,我国的报纸对人民公社问题议论纷纭。只有几家进步的报纸,说出了人民公社对中国农村的劳动人民的好处;而其他的报纸都摘要地刊载了帝国主义通讯社试图诬蔑人民公社的消息。
    哈达先生也毫无例外地发表了他的意见,认为对家庭生活来说,人民公社是危险的,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被分开”。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民族主义者,是真心真意地想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头脑健全的人下结论地说,人民公社确实是自分得土地和经历过高低级合作社之后的中国农民所需要的。
    有个印度的观察家也发表了荒谬的意见。他说,人民公社象个动物园。在那里人们可以饱餐一顿,但没有自由。对这位印度观察家来说,似乎印度那些赤身和饿死的贫民比起人民公社那些不愁衣食和利用业余时间提高文化的社员更幸福和自由。
    中国人民公社不是由上级决定的,而是从下面,从那些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客观要求产生的。
    合作社组织机构在1958年已经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由于劳作的范围大大地扩大,合作社就显得狭小。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扩大,以便在生产中能更好地调配劳动力。
    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仅是农业性的。至1958年后,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结果,激起农民产生了在农村建设工业的愿望。为了在农村发展工业,独由一个合作社来搞,那就产生了劳动力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能够在农村发展工业,那么几个合作社必须合而为一。
    农业生产合作社除农业外,逐渐地搞起工业来了。后来,为了更加有效,就产生了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并起来的问题。因此,在全中国就掀起了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并为一的运动。
    1958年夏季,一些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开始合并成大型的合作社。成立大型的合作社后,也搞起工业和商业来了。
    农村政权逐渐地与合作社合并,而它的职权范围扩大了,即农业、工业和商业。随后,这一新发展农民把它命名为人民公社。因此,人民公社的名称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后来,这一名称也被通过了,而且人民公社组织普遍和广泛地建立起来了。由于小型的合作社在实践中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农业、工业和商业也合并了,因此公社的职务范围迅速地扩大起来,人民公社现在已经掌管五个问题,即农、工、商、学、兵。以人民公社为名,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公社这种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加以采用和发展。
    从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些情况来看,我们对人民公社就较清楚了,而且它与哈达和那位印度观察家的说法截然不同。
    从我在中国亲自看到的有关人民公社的一些事实,那些说人民公社制度是破坏家庭生活,一点也不真实。相反的,由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和文化提高,家庭生活就更为亲切。
    至于托儿所或幼儿园,只是在母亲劳动的时候,才把孩子送去。这比起母亲边背小孩边劳动好得多了。我想任何国家的母亲都会赞同这种看法,印尼的母亲们也不会例外。
    公共食堂在妇女当中有强大的基础。她们在墙壁上写诗歌颂它。
    假如送孩子进托儿所或幼儿园,让母亲能够更好地工作,说成是破坏家庭生活,那么,什么才算是家庭生活呢?如果中国妇女由于能参加生产和领取工资而感到与男子有平等的地位,这算是破坏家庭生活,那么,所指的家庭生活是什么呢?
    因此,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所指的是家庭生活呢?还是奴役妇女?
    对人民公社的一切诽谤,都无法改变这种事实:于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一样,是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它聚集了五亿多的农民,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无疑的,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公社的运动是亚洲史无前例的。它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合众国际社东京24日电】北平电台星期六晚上说,班禅喇嘛要求西藏僧俗人民在这个地区的“民主改革”中进行合作。
    据东京收听到的北平电台的华语广播说,班禅喇嘛星期六在离开北平前通过北平电台发出了这呼吁。班禅喇嘛强调指出:“为了西藏的繁荣和进步,西藏旧的制度必须改革……”
    不知道班禅喇嘛是否谈到了达赖喇嘛。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印度报业托辣斯从提斯浦尔报道说,达赖喇嘛在米萨马里救济营的主要使者索康于22日在提斯浦尔说,年轻的西藏难民希望学习印地文和英文。他在救济营约一千六百名西藏难民的会议上提出若干建议供政府考虑。人民社会党领袖、中央救济西藏人委员会主席克里帕拉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而举行的。首席联络官南达在会上致开幕词。
    索康提出的建议中包括:准许有办法自谋生计的难民到他们希望去的印度各地去;“为了西藏未来的福利”,为年轻的西藏人开办学校,让他们学习印地文、英文和其他课目,使他们能够接受医学、农业、法律和军事训练等职业训练;“由于中国的意图是要消灭西藏佛教,因此在目前这种咄咄逼人、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我们要求印度政府为希望继续进行研究的喇嘛、主持和和尚建立研究所,这样佛祖的教诲才可以昌隆繁盛而不致消亡”;应该送那些无力谋生的难民到“气候比较凉爽的地方去并且予以照顾”。
    克里帕拉尼在会上说,他们应该忘记“在他们的社会中过去划分等级的倾向,因为佛祖教导我们要博爱”。
    这位人民社会党领袖说,“中国人并没有把你们区别对待。在苦难中,在救济营内彼此不应该有所差别。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都是平等的”。
    他说,在若干时期后,西藏人应该能够在各方面都自己管理救济营。
    他还要求他们为达赖喇嘛身体健康和长寿祈祷,并且表示希望,他们会重归故土。
    “印度斯坦时报”记者从穆索里报道说,释迦牟尼涅??纪念会在22日晚上结束;结束前进行了祈祷,放映了纪录片和演出了文娱节目。
    达赖喇嘛在白天打坐。晚些时候,他诵读藏经,在比拉住宅的经房内对佛祖上供。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资本”周刊评论员“挖沟人”在5月21日这一期“资本”周刊上撰文评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其中当然没有一点新东西,只是令人厌倦地重复了许多老话。”“资本”周刊是代表在印度的英国资本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周刊。
    他写道:“但是有一点不应当忽略,那就是中国人竭力想解释、特别是向印度解释他们在西藏干的事情,这可能使人们想起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事件后所作的一些类似的努力。”
    他说,“中国的文章毫不掩饰地表明,正在把不受欢迎的根本改革强加于西藏的社会秩序;要求世界不要询问中国人是否有这样做的权利,而是判断改革的性质。我以前已经说过,这对许多人证明是一个圈套,因为看来要支持一妻多夫制和这一切,那似乎是非常落后的。这样一来,凡是抗议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人,都被说成是反动的朋友,而事实上,西藏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性质是同争论完全无关的问题。重要的事实是,西藏的自治遭到公开的破坏,中国改革者实行的改革的性质并无丝毫关系。”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人民社会党总书记戈拉伊21日在浦那说,“西藏的悲剧”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政府下的自治是“一种虚无的神话”。对于人口很少,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西藏的插曲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他问道,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被吸入两个世界集团中的一个之外,就没有前途了吗?
    他还说,如果联合国不能保证这样的国家在自由中进步,那就必须承认,两次大战是白打了。“在那个时候,联合国可能走三十年代完蛋的国际联盟的老路”。
    【全印电台24日广播】西藏难民中央救济委员会主席克里帕拉尼要求所有的印度人把西藏难民看成自己的亲人。他说,印度收容这些难民并没有违反她和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
    克里帕拉尼刚刚视察过设在阿萨姆州的米萨马里西藏难民营。


    【法新社开罗讯】目前至少有二十来名阿尔及利亚青年在共产党中国受军事训练。他们大多数将成为飞行员,将同在阿联受过训的若干名他们的同伴一起组成未来的阿尔及利亚空军核心。这是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国务秘书奥马尔·乌塞迪克上校在接见比利时通讯社记者时透露的。此外,他说,中国交给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相当数量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临时政府正在设法运输这批武器。
    这是在乌塞迪克上校率领的使团去中国之后提供的。乌塞迪克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是3月26日出发的,在中国领土上停留了将近四十天,并且在那里学习了操作中国军队使用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
    【本刊讯】据比共“红旗报”5月4日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驻联合国代表香德利在一次广播中说:民族解放军现有十万名第一线战士。
    他说,民族解放军的问题不是人数问题,而是供应武器和掌握技术的问题。他接着说,假如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民族解放军将按比例增加它的编制。
    香德利又说,民族解放军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一的土地,法国人以五十万以上的军队控制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无人地带。


    【路透社提斯浦尔24日电】达赖喇嘛预计将于这个星期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是他差不多两个月以前到达印度以来,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排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据了解,他可能是星期五在他的穆索里流放地会见记者。他大概不会回答任何政治问题。


    【本刊讯】雅加达“人民日报”5月1日刊载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4月26日在雅加达铁路工会大厦所作的访问苏中越三国报告摘要。报告中以“对人民公社抱有信心”为题谈到访问我国的印象,摘要如下:
    我们去北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亲自去看看人民公社和中国最近发展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领导人交换有关这方面的意见。
    三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那时中国正忙于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许多人是不会料到,在这还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它已经发展成为人民公社了。
    在今年1月,我还没有离开祖国之前,我国的报纸对人民公社问题议论纷纭。只有几家进步的报纸,说出了人民公社对中国农村的劳动人民的好处;而其他的报纸都摘要地刊载了帝国主义通讯社试图诬蔑人民公社的消息。
    哈达先生也毫无例外地发表了他的意见,认为对家庭生活来说,人民公社是危险的,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被分开”。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民族主义者,是真心真意地想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头脑健全的人下结论地说,人民公社确实是自分得土地和经历过高低级合作社之后的中国农民所需要的。
    有个印度的观察家也发表了荒谬的意见。他说,人民公社象个动物园。在那里人们可以饱餐一顿,但没有自由。对这位印度观察家来说,似乎印度那些赤身和饿死的贫民比起人民公社那些不愁衣食和利用业余时间提高文化的社员更幸福和自由。
    中国人民公社不是由上级决定的,而是从下面,从那些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客观要求产生的。
    合作社组织机构在1958年已经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由于劳作的范围大大地扩大,合作社就显得狭小。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扩大,以便在生产中能更好地调配劳动力。
    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仅是农业性的。至1958年后,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结果,激起农民产生了在农村建设工业的愿望。为了在农村发展工业,独由一个合作社来搞,那就产生了劳动力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能够在农村发展工业,那么几个合作社必须合而为一。
    农业生产合作社除农业外,逐渐地搞起工业来了。后来,为了更加有效,就产生了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并起来的问题。因此,在全中国就掀起了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并为一的运动。
    1958年夏季,一些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开始合并成大型的合作社。成立大型的合作社后,也搞起工业和商业来了。
    农村政权逐渐地与合作社合并,而它的职权范围扩大了,即农业、工业和商业。随后,这一新发展农民把它命名为人民公社。因此,人民公社的名称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后来,这一名称也被通过了,而且人民公社组织普遍和广泛地建立起来了。由于小型的合作社在实践中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农业、工业和商业也合并了,因此公社的职务范围迅速地扩大起来,人民公社现在已经掌管五个问题,即农、工、商、学、兵。以人民公社为名,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公社这种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加以采用和发展。
    从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些情况来看,我们对人民公社就较清楚了,而且它与哈达和那位印度观察家的说法截然不同。
    从我在中国亲自看到的有关人民公社的一些事实,那些说人民公社制度是破坏家庭生活,一点也不真实。相反的,由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和文化提高,家庭生活就更为亲切。
    至于托儿所或幼儿园,只是在母亲劳动的时候,才把孩子送去。这比起母亲边背小孩边劳动好得多了。我想任何国家的母亲都会赞同这种看法,印尼的母亲们也不会例外。
    公共食堂在妇女当中有强大的基础。她们在墙壁上写诗歌颂它。
    假如送孩子进托儿所或幼儿园,让母亲能够更好地工作,说成是破坏家庭生活,那么,什么才算是家庭生活呢?如果中国妇女由于能参加生产和领取工资而感到与男子有平等的地位,这算是破坏家庭生活,那么,所指的家庭生活是什么呢?
    因此,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所指的是家庭生活呢?还是奴役妇女?
    对人民公社的一切诽谤,都无法改变这种事实:于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一样,是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它聚集了五亿多的农民,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无疑的,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公社的运动是亚洲史无前例的。它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合众国际社东京24日电】北平电台星期六晚上说,班禅喇嘛要求西藏僧俗人民在这个地区的“民主改革”中进行合作。
    据东京收听到的北平电台的华语广播说,班禅喇嘛星期六在离开北平前通过北平电台发出了这呼吁。班禅喇嘛强调指出:“为了西藏的繁荣和进步,西藏旧的制度必须改革……”
    不知道班禅喇嘛是否谈到了达赖喇嘛。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印度报业托辣斯从提斯浦尔报道说,达赖喇嘛在米萨马里救济营的主要使者索康于22日在提斯浦尔说,年轻的西藏难民希望学习印地文和英文。他在救济营约一千六百名西藏难民的会议上提出若干建议供政府考虑。人民社会党领袖、中央救济西藏人委员会主席克里帕拉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而举行的。首席联络官南达在会上致开幕词。
    索康提出的建议中包括:准许有办法自谋生计的难民到他们希望去的印度各地去;“为了西藏未来的福利”,为年轻的西藏人开办学校,让他们学习印地文、英文和其他课目,使他们能够接受医学、农业、法律和军事训练等职业训练;“由于中国的意图是要消灭西藏佛教,因此在目前这种咄咄逼人、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我们要求印度政府为希望继续进行研究的喇嘛、主持和和尚建立研究所,这样佛祖的教诲才可以昌隆繁盛而不致消亡”;应该送那些无力谋生的难民到“气候比较凉爽的地方去并且予以照顾”。
    克里帕拉尼在会上说,他们应该忘记“在他们的社会中过去划分等级的倾向,因为佛祖教导我们要博爱”。
    这位人民社会党领袖说,“中国人并没有把你们区别对待。在苦难中,在救济营内彼此不应该有所差别。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都是平等的”。
    他说,在若干时期后,西藏人应该能够在各方面都自己管理救济营。
    他还要求他们为达赖喇嘛身体健康和长寿祈祷,并且表示希望,他们会重归故土。
    “印度斯坦时报”记者从穆索里报道说,释迦牟尼涅??纪念会在22日晚上结束;结束前进行了祈祷,放映了纪录片和演出了文娱节目。
    达赖喇嘛在白天打坐。晚些时候,他诵读藏经,在比拉住宅的经房内对佛祖上供。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资本”周刊评论员“挖沟人”在5月21日这一期“资本”周刊上撰文评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其中当然没有一点新东西,只是令人厌倦地重复了许多老话。”“资本”周刊是代表在印度的英国资本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周刊。
    他写道:“但是有一点不应当忽略,那就是中国人竭力想解释、特别是向印度解释他们在西藏干的事情,这可能使人们想起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事件后所作的一些类似的努力。”
    他说,“中国的文章毫不掩饰地表明,正在把不受欢迎的根本改革强加于西藏的社会秩序;要求世界不要询问中国人是否有这样做的权利,而是判断改革的性质。我以前已经说过,这对许多人证明是一个圈套,因为看来要支持一妻多夫制和这一切,那似乎是非常落后的。这样一来,凡是抗议中国对西藏的镇压的人,都被说成是反动的朋友,而事实上,西藏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性质是同争论完全无关的问题。重要的事实是,西藏的自治遭到公开的破坏,中国改革者实行的改革的性质并无丝毫关系。”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人民社会党总书记戈拉伊21日在浦那说,“西藏的悲剧”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政府下的自治是“一种虚无的神话”。对于人口很少,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西藏的插曲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他问道,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被吸入两个世界集团中的一个之外,就没有前途了吗?
    他还说,如果联合国不能保证这样的国家在自由中进步,那就必须承认,两次大战是白打了。“在那个时候,联合国可能走三十年代完蛋的国际联盟的老路”。
    【全印电台24日广播】西藏难民中央救济委员会主席克里帕拉尼要求所有的印度人把西藏难民看成自己的亲人。他说,印度收容这些难民并没有违反她和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
    克里帕拉尼刚刚视察过设在阿萨姆州的米萨马里西藏难民营。


    【路透社提斯浦尔24日电】达赖喇嘛预计将于这个星期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是他差不多两个月以前到达印度以来,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排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据了解,他可能是星期五在他的穆索里流放地会见记者。他大概不会回答任何政治问题。


    【法新社开罗讯】目前至少有二十来名阿尔及利亚青年在共产党中国受军事训练。他们大多数将成为飞行员,将同在阿联受过训的若干名他们的同伴一起组成未来的阿尔及利亚空军核心。这是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国务秘书奥马尔·乌塞迪克上校在接见比利时通讯社记者时透露的。此外,他说,中国交给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相当数量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临时政府正在设法运输这批武器。
    这是在乌塞迪克上校率领的使团去中国之后提供的。乌塞迪克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是3月26日出发的,在中国领土上停留了将近四十天,并且在那里学习了操作中国军队使用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
    【本刊讯】据比共“红旗报”5月4日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驻联合国代表香德利在一次广播中说:民族解放军现有十万名第一线战士。
    他说,民族解放军的问题不是人数问题,而是供应武器和掌握技术的问题。他接着说,假如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民族解放军将按比例增加它的编制。
    香德利又说,民族解放军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一的土地,法国人以五十万以上的军队控制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无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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