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15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印度人多,全国人口近四亿,在世界上,仅次于中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印度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最大的民族也未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这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根据一九五一年的调查:印度全国人口为三五六、八二九、四八五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印地语族,有一亿五千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六点三。
    其他民族还有:泰卢固语族三三、○○○、○○○人马拉提语族二七、○○○、○○○人泰米尔语族二六、五○○、○○○人孟加拉语族二五、○○○、○○○人高加拉地语族一六、三○○、○○○人加拿语族一四、五○○、○○○人马拉雅拉语族一三、四○○、○○○人奥里雅语族一三、二○○、○○○人阿萨姆语族五、○○○、○○○人
    (原载五月二日香港「新晚报」)


    【德意志新闻社新德里13日电】在喀拉拉邦的所有非共产党政党已经组成一个共同的反共阵线。
    它们的目的是要在定于今年6月开始的下届邦选举中打破共产党的优势。
    这个阵线的三个政党——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穆斯林同盟——将在无数的选区中的每个选区提名一个共同的候选人以避免非共产党选票的分散。
    这个决定是在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倡议下经过广泛谈判以后作出的。
    这里的中立观察家认为,这种政治发展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军队镇压西藏叛乱之后,印度人当中普遍存在强烈的反共情绪。
    喀拉拉邦的执政的共产党已迅速给以回击,党委员会已决定在全印度开展一个中印友好宣传运动。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今天的“印度时报”拒绝了“人民日报”文章提出的要求把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分歧视为友好的辩论的主张。
    “印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北京目前企图称中印分歧只不过是‘友好的辩论’,这样来赔不是。这是很好的,因为中国的评论多少有些和解的语调表明北京已经为时过晚地‘重新考虑’了。然而,毛政权认为过去几星期进行的猛烈的反印攻击可以当作是一种对中印友谊没有什么影响的不幸的过失而加以勾销,这种想法是太天真并且是太乐观了。”
    社论说,“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的主旨是,北京方面愿意不咎既往,就印度而论,则应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达到了他们当前在西藏的目的,而消灭喇嘛教和强制实行影响深远的共产党控制的过程正在加速进行,因此,北京没有理由继续对尼赫鲁政府进行批评来触怒印度的舆论。”
    社论又说,西藏难民的存在“将经常使我们想起这场悲剧,关于这个悲剧,尚待发表最后的意见。在发生了这些情况以后,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友谊’是无法恢复的;新德里的政策是以渴望建立这种友谊为根据的,但是它并不认为,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分歧仅仅因为北京认为忘掉或忽视整个问题是适当的而成为结束了的一章。”
    社论最后说,“新德里能够为促进西藏人民的利益所做的事显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就在这个限度里,尼赫鲁使北京得到这样的印象可能是有益的:就这个国家而论,在西藏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证以前,不能把西藏当作‘结束了的一章’。”
    “甘露市场报”5月11日刊登了该报驻新德里记者什里达拉尼发回的一则电讯。他认为印度“在西藏局势发展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本来是可以更强硬的”。
    什里达拉尼写道:“德里的决策者们断言,印度的态度是够强硬的。它也许没有制止征服西藏的行动,但是它使中国感到一些不安。任何比这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会是纯粹的威吓,除非印度准备舒舒服服地坐在西方的膝盖上”,召开亚非会议将“使人认为它是在惊慌之中”。
    他说:“西藏问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亚非国家要施加压力是有足够时间的,如果这种压力是必要的话。”
    这位记者还要求印度和日本达成关于亚洲共同市场的协议,以便“同北部的黄色巨人竞争”。他写道:“如果在中国方面发生了最坏情况,印度在一端和日本在另一端可以在亚洲保持民主。”


达赖说在新中国民族压迫的时代已告结束,日益加强的团结形成了。只要遵守法律,宗教自由得到中央的尊重和保证。在中央领导和国内先进民族援助下西藏终将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
    【本刊讯】意共“团结报”4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达赖喇嘛就中国和西藏关系和我们谈了什么”的文章。该文系摘自前“团结报”驻中国记者卡拉曼德雷和前“新邮报”驻中国记者雷加尔于1955年合写的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该书已于最近出版。
    “团结报”编者按语说:“从卡拉曼德雷和雷加尔的这本书中清楚地看出:中国人事实上遇到了一个唯一的、巨大的困难——由于他们是把技术和现代文明带到一个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最深渊的地方而产生的困难,以及他们试图在最严格地尊重西藏生活形式、风俗习惯之下应付这种困难。我们从这本书转载的这篇和达赖喇嘛的谈话是上述看法的见证。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因为达赖喇嘛在正式场合下说出的话是西藏最高当局承认和同意中国人民国家的政策的见证。不管达赖喇嘛目前的立场是什么样的谜,这种承认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文章接着转载了当时达赖回答记者的谈话如下:“在签订1951年的协议后,西藏抛弃了通向黑暗的旧道路,采取了一条通向光辉发展的未来的新道路,结果是在诸如团结、建设和发展西藏的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至于团结,不论是西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还是西藏人民内部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中国人和藏族在一千多年前即已进行接触。曾经有过友好的时期,但也有过战争时期。在近代史上,由于满清和国民党压迫西藏人民,两个民族之间滋长了仇恨。除了旧有仇恨外,又加上外国人散播的不和种子,外国对新中国的诽谤,因此在签订1951年协议后有一段时期并没有建立起巩固的信任。但是后来西藏人民认识到种族间的歧视、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时代已告结束,相反,具体事实证明民族之间的平等和互助。这样,不信任的心理就逐渐消除,一个日益加强的团结形成了。至于建设事业,在短短几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的条件,已经作了可观的工作。”
    接着达赖谈起他在北京和中国内地几个重要城市的访问:“我的印象是,在政治上,人民民主制度是一个正确的制度,是一个在符合正义下首先为群众谋幸福和福利的真理。在文化、机器生产和医疗工作方面,过去我们在中国不能制造的许多东西,现在我们已经制造或生产了。至于宗教,这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在我国有许多宗教和不同教派,但只要遵守法律,中央当局都保护它们。需要修葺的庙宇寺院都修葺和扩大了。这些事实说明宗教自由得到了尊重和保证。关于经济,虽然帝国主义势力曾使中国经济遭到大量破坏,自从解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加强。例如在东北,我们在发展国营经济,在建设重工业方面取得相当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
    作者在谈到最后提的一个问题时说,他们准备的最后一个问题对达赖是最难的一个,因为它涉及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们用隐喻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问达赖在他看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西藏展开了什么前景。但回答却完全不是隐喻的,而是极其明确和毫不迟疑的。达赖说:“我在北京逗留时曾数次拜访毛主席,我听他谈到了各种问题。我坚信向整个中国展开的光辉前景也是我们西藏人的前景,除了全国的道路外,我们没有其他道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飞速进展,虽然西藏在经济和文化上还落后,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央当局和进步的汉族人民和干部将给我们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援助。此外,毛主席曾说,虽然西藏今天落后,然而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它也将能够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我们深信这点。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中央当局和中国先进的民族援助下,我们终将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


    【合众国际社曼谷12日电】据今天宣布,刚成立不久的泰国佛教徒协会只打算写一封信给5月30日到31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全印西藏会议。
    协会负责人员解释说,协会所以不准备派任何代表前去参加,是因为它觉得这次会议可能是一个政治性集会,这个泰国团体希望自己不越出宗教的范围。
    同时,这个协会收到了达赖喇嘛的首席秘书对它向西藏被压迫的佛教徒表示同情的电报的复电。


    【新华社开罗13日电】“金字塔报”在13日报道,阿联驻苏联大使库尼明天将携带纳赛尔总统对赫鲁晓夫上个月来信的回信飞往莫斯科。
    这家报纸又说,这位大使一到莫斯科,就会要求会见赫鲁晓夫总理以便转交这封信。这家报纸进一步说,总统的回信几乎像赫鲁晓夫总理来信那么长。
    同时,这家报纸报道说,阿联中央经济部长凯舒尼昨天同苏联驻开罗大使基谢廖夫举行会谈。报纸说,他们讨论了双方关心的经济问题和加强阿联同苏联贸易关系的问题。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日电】“群众报”今天以“消除紧张关系的办法”为题发表社论说,我们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方面仍然很紧张,而同时我们的经济协定和经济关系仍然很正常”。
    这家报纸援引开罗政界负责人士的话说,赫鲁晓夫和纳赛尔最近交换信件“是为了使两国的关系建立在明确和完善的基础上和结束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这家报纸在谈到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时提到共产党国家对伊拉克局势以及对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它强调指出,“它(紧张关系)不是我们先搞的”,“我们的政策还是原封不动”,“长期以来进行斗争清除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的阿拉伯人民对于任何触及它的独立和民族威信的事情都非常敏感”。
    “群众报”在进一步强调指出阿拉伯人民决不容许任何人干涉它的内政和破坏它的团结的意志时说,“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对于不受共产主义统治但是在国内有共产党的国家所奉行的两面政策”。
    因此,这家报纸得出结论说:“为了消除紧张关系,共产党国家本身就应该改变其目前的政策而不应该有代理人,它们的报纸和电台不应该有代理人的声音,并且应该和我们奉行一致的政策而不耍两面派和欺诈的手法”。
    这家报纸进一步说,“我们国家的共产党代理人试图进行破坏、策动阴谋活动,并且甚至成功地把苏联引上歧途”。


    【新华社贝鲁特讯】这里的“消息周报”报道,今年以来,在埃及地区已经有五百多名爱国者包括共产党人、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其它正直的人被纳赛尔政权逮捕。
    埃及从北方到南方进行了逮捕运动。在被捕的人中大部分被关在西部沙漠地带的监牢和集中营里。他们受到了可怕的待遇和野蛮的酷刑。
    “消息周报”说,当局对待爱国者的狂暴和残忍程度不下于法鲁克君主专制政权时期发生的事情。
    同时,据“消息周报”和“呼声报”今天说,在阿联叙利亚地区的疯狂逮捕运动仍在进行中。单是在霍姆斯,被逮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二百五十人左右。最近几天来在阿勒颇有一百多人被捕。叙利亚陆军中已有几百名军官被解职,其中有十名准将和上校级的军官。
    据“消息周报”说,被解职的军官不是送到叙利亚的监牢里就是送到埃及地区去担任次要的职务。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今天的“印度时报”拒绝了“人民日报”文章提出的要求把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分歧视为友好的辩论的主张。
    “印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北京目前企图称中印分歧只不过是‘友好的辩论’,这样来赔不是。这是很好的,因为中国的评论多少有些和解的语调表明北京已经为时过晚地‘重新考虑’了。然而,毛政权认为过去几星期进行的猛烈的反印攻击可以当作是一种对中印友谊没有什么影响的不幸的过失而加以勾销,这种想法是太天真并且是太乐观了。”
    社论说,“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的主旨是,北京方面愿意不咎既往,就印度而论,则应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达到了他们当前在西藏的目的,而消灭喇嘛教和强制实行影响深远的共产党控制的过程正在加速进行,因此,北京没有理由继续对尼赫鲁政府进行批评来触怒印度的舆论。”
    社论又说,西藏难民的存在“将经常使我们想起这场悲剧,关于这个悲剧,尚待发表最后的意见。在发生了这些情况以后,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友谊’是无法恢复的;新德里的政策是以渴望建立这种友谊为根据的,但是它并不认为,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分歧仅仅因为北京认为忘掉或忽视整个问题是适当的而成为结束了的一章。”
    社论最后说,“新德里能够为促进西藏人民的利益所做的事显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就在这个限度里,尼赫鲁使北京得到这样的印象可能是有益的:就这个国家而论,在西藏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证以前,不能把西藏当作‘结束了的一章’。”
    “甘露市场报”5月11日刊登了该报驻新德里记者什里达拉尼发回的一则电讯。他认为印度“在西藏局势发展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本来是可以更强硬的”。
    什里达拉尼写道:“德里的决策者们断言,印度的态度是够强硬的。它也许没有制止征服西藏的行动,但是它使中国感到一些不安。任何比这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会是纯粹的威吓,除非印度准备舒舒服服地坐在西方的膝盖上”,召开亚非会议将“使人认为它是在惊慌之中”。
    他说:“西藏问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亚非国家要施加压力是有足够时间的,如果这种压力是必要的话。”
    这位记者还要求印度和日本达成关于亚洲共同市场的协议,以便“同北部的黄色巨人竞争”。他写道:“如果在中国方面发生了最坏情况,印度在一端和日本在另一端可以在亚洲保持民主。”


    印度人多,全国人口近四亿,在世界上,仅次于中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印度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最大的民族也未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这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根据一九五一年的调查:印度全国人口为三五六、八二九、四八五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印地语族,有一亿五千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六点三。
    其他民族还有:泰卢固语族三三、○○○、○○○人马拉提语族二七、○○○、○○○人泰米尔语族二六、五○○、○○○人孟加拉语族二五、○○○、○○○人高加拉地语族一六、三○○、○○○人加拿语族一四、五○○、○○○人马拉雅拉语族一三、四○○、○○○人奥里雅语族一三、二○○、○○○人阿萨姆语族五、○○○、○○○人
    (原载五月二日香港「新晚报」)


    【德意志新闻社新德里13日电】在喀拉拉邦的所有非共产党政党已经组成一个共同的反共阵线。
    它们的目的是要在定于今年6月开始的下届邦选举中打破共产党的优势。
    这个阵线的三个政党——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穆斯林同盟——将在无数的选区中的每个选区提名一个共同的候选人以避免非共产党选票的分散。
    这个决定是在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倡议下经过广泛谈判以后作出的。
    这里的中立观察家认为,这种政治发展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军队镇压西藏叛乱之后,印度人当中普遍存在强烈的反共情绪。
    喀拉拉邦的执政的共产党已迅速给以回击,党委员会已决定在全印度开展一个中印友好宣传运动。


    【新华社开罗13日电】“金字塔报”在13日报道,阿联驻苏联大使库尼明天将携带纳赛尔总统对赫鲁晓夫上个月来信的回信飞往莫斯科。
    这家报纸又说,这位大使一到莫斯科,就会要求会见赫鲁晓夫总理以便转交这封信。这家报纸进一步说,总统的回信几乎像赫鲁晓夫总理来信那么长。
    同时,这家报纸报道说,阿联中央经济部长凯舒尼昨天同苏联驻开罗大使基谢廖夫举行会谈。报纸说,他们讨论了双方关心的经济问题和加强阿联同苏联贸易关系的问题。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日电】“群众报”今天以“消除紧张关系的办法”为题发表社论说,我们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方面仍然很紧张,而同时我们的经济协定和经济关系仍然很正常”。
    这家报纸援引开罗政界负责人士的话说,赫鲁晓夫和纳赛尔最近交换信件“是为了使两国的关系建立在明确和完善的基础上和结束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这家报纸在谈到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时提到共产党国家对伊拉克局势以及对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它强调指出,“它(紧张关系)不是我们先搞的”,“我们的政策还是原封不动”,“长期以来进行斗争清除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的阿拉伯人民对于任何触及它的独立和民族威信的事情都非常敏感”。
    “群众报”在进一步强调指出阿拉伯人民决不容许任何人干涉它的内政和破坏它的团结的意志时说,“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对于不受共产主义统治但是在国内有共产党的国家所奉行的两面政策”。
    因此,这家报纸得出结论说:“为了消除紧张关系,共产党国家本身就应该改变其目前的政策而不应该有代理人,它们的报纸和电台不应该有代理人的声音,并且应该和我们奉行一致的政策而不耍两面派和欺诈的手法”。
    这家报纸进一步说,“我们国家的共产党代理人试图进行破坏、策动阴谋活动,并且甚至成功地把苏联引上歧途”。


    【新华社贝鲁特讯】这里的“消息周报”报道,今年以来,在埃及地区已经有五百多名爱国者包括共产党人、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其它正直的人被纳赛尔政权逮捕。
    埃及从北方到南方进行了逮捕运动。在被捕的人中大部分被关在西部沙漠地带的监牢和集中营里。他们受到了可怕的待遇和野蛮的酷刑。
    “消息周报”说,当局对待爱国者的狂暴和残忍程度不下于法鲁克君主专制政权时期发生的事情。
    同时,据“消息周报”和“呼声报”今天说,在阿联叙利亚地区的疯狂逮捕运动仍在进行中。单是在霍姆斯,被逮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二百五十人左右。最近几天来在阿勒颇有一百多人被捕。叙利亚陆军中已有几百名军官被解职,其中有十名准将和上校级的军官。
    据“消息周报”说,被解职的军官不是送到叙利亚的监牢里就是送到埃及地区去担任次要的职务。


达赖说在新中国民族压迫的时代已告结束,日益加强的团结形成了。只要遵守法律,宗教自由得到中央的尊重和保证。在中央领导和国内先进民族援助下西藏终将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
    【本刊讯】意共“团结报”4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达赖喇嘛就中国和西藏关系和我们谈了什么”的文章。该文系摘自前“团结报”驻中国记者卡拉曼德雷和前“新邮报”驻中国记者雷加尔于1955年合写的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该书已于最近出版。
    “团结报”编者按语说:“从卡拉曼德雷和雷加尔的这本书中清楚地看出:中国人事实上遇到了一个唯一的、巨大的困难——由于他们是把技术和现代文明带到一个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最深渊的地方而产生的困难,以及他们试图在最严格地尊重西藏生活形式、风俗习惯之下应付这种困难。我们从这本书转载的这篇和达赖喇嘛的谈话是上述看法的见证。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因为达赖喇嘛在正式场合下说出的话是西藏最高当局承认和同意中国人民国家的政策的见证。不管达赖喇嘛目前的立场是什么样的谜,这种承认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文章接着转载了当时达赖回答记者的谈话如下:“在签订1951年的协议后,西藏抛弃了通向黑暗的旧道路,采取了一条通向光辉发展的未来的新道路,结果是在诸如团结、建设和发展西藏的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至于团结,不论是西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还是西藏人民内部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中国人和藏族在一千多年前即已进行接触。曾经有过友好的时期,但也有过战争时期。在近代史上,由于满清和国民党压迫西藏人民,两个民族之间滋长了仇恨。除了旧有仇恨外,又加上外国人散播的不和种子,外国对新中国的诽谤,因此在签订1951年协议后有一段时期并没有建立起巩固的信任。但是后来西藏人民认识到种族间的歧视、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时代已告结束,相反,具体事实证明民族之间的平等和互助。这样,不信任的心理就逐渐消除,一个日益加强的团结形成了。至于建设事业,在短短几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的条件,已经作了可观的工作。”
    接着达赖谈起他在北京和中国内地几个重要城市的访问:“我的印象是,在政治上,人民民主制度是一个正确的制度,是一个在符合正义下首先为群众谋幸福和福利的真理。在文化、机器生产和医疗工作方面,过去我们在中国不能制造的许多东西,现在我们已经制造或生产了。至于宗教,这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在我国有许多宗教和不同教派,但只要遵守法律,中央当局都保护它们。需要修葺的庙宇寺院都修葺和扩大了。这些事实说明宗教自由得到了尊重和保证。关于经济,虽然帝国主义势力曾使中国经济遭到大量破坏,自从解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加强。例如在东北,我们在发展国营经济,在建设重工业方面取得相当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
    作者在谈到最后提的一个问题时说,他们准备的最后一个问题对达赖是最难的一个,因为它涉及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们用隐喻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问达赖在他看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西藏展开了什么前景。但回答却完全不是隐喻的,而是极其明确和毫不迟疑的。达赖说:“我在北京逗留时曾数次拜访毛主席,我听他谈到了各种问题。我坚信向整个中国展开的光辉前景也是我们西藏人的前景,除了全国的道路外,我们没有其他道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飞速进展,虽然西藏在经济和文化上还落后,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央当局和进步的汉族人民和干部将给我们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援助。此外,毛主席曾说,虽然西藏今天落后,然而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它也将能够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我们深信这点。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中央当局和中国先进的民族援助下,我们终将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


    【合众国际社曼谷12日电】据今天宣布,刚成立不久的泰国佛教徒协会只打算写一封信给5月30日到31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全印西藏会议。
    协会负责人员解释说,协会所以不准备派任何代表前去参加,是因为它觉得这次会议可能是一个政治性集会,这个泰国团体希望自己不越出宗教的范围。
    同时,这个协会收到了达赖喇嘛的首席秘书对它向西藏被压迫的佛教徒表示同情的电报的复电。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