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１０月３日出版的杜塞尔多夫“德意志人民报”周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为题发表文章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这个日子，将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最重要的日子”。
文章提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革命。
文章接着说“共产主义革命不是输入的而是一种自然现象。正象１７８９年在法国和１９１７年在俄国那样，当时执政的政权不是被军事上的优势所推翻的而是由于它的腐朽和领导无能而垮台的。”
文章说西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发展的许多报道“不是充满了仇恨就是充满了恐惧”，在朝鲜遭到惨败的美国人“想进行报复”，“到现在还把蒋介石的逃亡堡垒福摩萨当作‘真正的中国’，而拒绝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进入联合国”。但是了解中国的人，承认了“北京政权不断增长的稳定”、数百万农民、工人群众的改革运动以及经济上向前发展的惊人速度。文章说“尽管美国人和他们的喽罗们进行经济封锁”，中国还是取得了这些进步。
文章最后说“中国的复兴显然是不可阻挠的。”
这篇文章还说“这个政权对错误的承认和对数字的修改正好是政治领导的自觉性和强大的象征”，“自从中国有了一个强大的政权之后，对外就把它对过去丧失的权利的要求表现得更强大了。北京很重视把它的南部边界划得更清楚。福摩萨让国民党残余来统治对北京政权说也是很难长期忍受的”。“中国的复兴显然是不可阻挠的，不管我们是尊重还是不尊重它的道路和手段。这种复兴不仅对直接有关的人、而且对世界和平也同样包含着很多危险，如果不能及时做到使中国加入到各国人民的社会中的话，如果人们对一个大的民族的合法要求不给予谅解的话”。
另外该报还以一整版篇幅发表了题为“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就两国情况作比较，说明中国解决了饥饿问题而印度不能解决，原因是印度的社会和政治没有改变。
【德意志通讯社西德慕尼黑２日电】“共产党的解放军的胜利结束了中国无休无止的内战”从此这个巨大的国家开始发生不可想像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动力是共产党。“南德意志报”在星期四出版的一期上面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这个国家的行政由中央统一指导、粉碎了匪徒的恐怖活动、采用了统一而稳定的货币，并且结束了无政府状态，这还是第一次。”
这家报纸特别赞扬人民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赞扬钢产量的大大增加、水坝、水库和运河的修建以及水土保持的工作等。文章的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一
个国家在新生。”这家报纸还刊载了一张毛泽东同中国工人谈话的巨大照片来配合这篇文章。
“以前熟悉北京的人今天差不多会不认识这个城市了。”西德报纸“波恩评论”星期五用这番话报道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情况。“真正称得上宏伟壮丽的大厦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出现在平地上。”这位西德记者为他的读者作了一个对比，他说，纽约的中央车站同新建的北京站相比较会“相形见绌”。
【中央社纽约２日电】“进步”月刊１０月份的一期，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来回顾红色中国过去的十年，而且发表社论鼓吹采取“新的对华政策”。作为标榜“自由”刊物，它竟然要求美国承认红色中国和接纳北平进入联合国。它说：“不承认红色中国和不接纳它进入联合国是‘愚蠢的’”。
除掉社论而外，“进步”月刊还发表了关于红色中国的四篇文章：（一）“红色中国十年”，作者是休曼库布林，（二）“中国的大跃进”，作者是詹姆斯邓肯，（三）“中国奔向帝国”，作者是埃德蒙德克勒布，（四）“我们自取失败的对华政策”，作者是参议员克莱尔恩格尔。
“中国的大跃进”一文是作者最近的红色中国之行中所见所闻的叙述。作者邓肯是一位加拿大第一流的商业经理。他的文章批评“共产党尽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接近于维持生活的水平的无情政策”。
“中国奔向帝国”一文的作者克勒布，一度曾任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办公室负责人。他警告说，“由于中国的力量成长起来了，它将越来越卤莽地利用可能在它国境以外发展的不稳定情况”。
承认“亚洲的一个新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诞生了”，但诬蔑我国“随着力量的加强态度更加傲慢”，使支持和平共处的人“感到踌躇”。
诽谤我国人民“被强行组织”、“遭受苦难”，并重弹“解放”滥调。
【本刊讯】“纽约时报”１０月１日发表了题为“红色中国的十年”的社论，全文如下：
北平星期四在赫鲁晓夫的亲自参加下庆祝了正式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我们称为红色中国的十周年。毛泽东的军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征服中国大陆这件事是形成现代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造成了过去十年的许多紧张局势，而且仍然摆出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不仅是摆在我们自由世界面前，这是瞧一瞧地图就可以明白的。
大陆中国的人民在过去十乍中经历了历史上最根本的革命之一，这次革命的代价是千百万人的死亡和说不尽的苦难。中国人民发现了共产党最初在土地改革时提出的那些有吸引力的诺言后面的真象，但是为时已晚了。在过去十年中，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最初被迫参加集体农庄，后来又被迫参加公社，而公社的严竣的组织化是连苏联的经验中也不曾有过的。
在城市，以胡萝卜和大棒——主要是大棒——并用的方法使工业和商业中的私有财产大体上都被废除了，同时用洗脑和更激烈的措施相结合的方法硬使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低头。
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中那样被迫进行如此辛苦的劳动，而得到如此少的报酬。
但是不管这种辛苦的劳动造成了怎样的隐藏着的不安，如果忽视北平政权的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是盲目的。它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机器之一，它的军队有着许多现代化武器，也许甚至包括火箭和核武器。它最近几年来在农业和工业产量方面的强制性的增长并不像它原先所说的那样大，但是即使是削减了的数字也证明亚洲的一个新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诞生了。
随着力量的加强，态度也更加傲慢了。今年的西藏事件和印度边境事件的确使那些相信北平抱有善意和支持所谓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天真的人也感到踌躇了。就在过去几天，还听到了“解放”台湾的誓言。
中国人民几乎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他们这些年来遭受了很多苦难，被二十世纪的最富于极权主义色彩的政权强行组织起来，这是现代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没有遭遇到过的。他们的遭遇应当引起我们的同情和我们的希望，希望他们会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从现在束缚他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走向既有民主又有经济进步的美好的将来。
【英新处伦敦９月３０日电】（记者：盖·温特）中国正在庆祝它的共产党政府建立十周年。庆祝仪式是煞费苦心的。
如果是在去年庆祝国庆十周年，那么中国的处境就要更好一些。过去几个月，它的威望下降了。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国内事务方面。一年前，中国一直在宣称它的经济生产、特别是粮食和钢铁生产获得惊人的增长。最近它供认，这些数字是骗人的。大跃进已经变成跛行了。
自从那时以来，调子剧烈改变了。去年冬天，谣传说，公社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１２月，据官方宣布，将放慢建立公社的速度。最近官方还承认，这项计划过于宏大了。
这些事情促使人们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取得曾经在世界面前炫耀的进步的关键因素结果证明却是很靠不住的。聚集在北京参加这次庆祝活动的共产党各个同情者代表团都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他们内心布满了疑虑。能不能从表面价值来接受中国的任何东西呢？
第二个令人感到幻灭的是它的外交政策。去年，中国摘下了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戴着的仁慈的假面具。它蹂躏了西藏，并且正在威胁着它的友好的邻邦印度的边境。
尼赫鲁在为所发生的事情寻找理由时说，由于旧中华帝国傲慢的心情的复生，新中国失去了理智。他说，中国的语言反映了“傲慢和吹嘘武力”。
由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所有同中国毗邻的国家都感到很焦虑。北京是否准备把过去一度向它进贡的国家都当作它自己的领土，如果是这样的话，亚洲将发生新的大变动。
【本刊讯】“泰晤士报”１０月１日发表一篇题为“十年”的社论，评论我建国十周年。摘要如下：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一定觉得他们今天应该有一个节日来赞颂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主义和他们自己在过去十年中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结果甚至在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也可以看得见，而这也是可以引以为荣的，虽然领袖们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失去早期的一些魔力，而主义也开始显得文不对题或者过份了。成就也是世界可以承认的。
在那些记得过去的苦难的人们看来，变化是巨大的。在从来没有见过卡车或者从来没有见过电气开关的地方，生活突然进入了一个技术发展的新天地。从来不曾有铁路的地方敷设了铁路。工厂建立起来了，钢铁综合企业在苏联指导下扩充，“中国制”的标签贴在十年以前中国不可能想象会制造的货物上。社会变化也不小。学校、医院、新住宅区是这些变化的物质方面。妇女的解放和忠实观念的扩大以及真正的正直和责任感也是同样重要的。尤其是增加粮食的绝对需要迄今已经得到满足。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否会造成危机，这可能是今后十年中的一个尖锐问题。目前中国自己的办法是让这些人手都参加工作。公社有适合于这个目的的合理基础，但是，由于建立公社的方式和目前“大跃进”的速度，中国在这个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和内部分歧要比三年以前所预料到的为多。
这种动荡将在中国继续下去，大多数中国人将卷入这种动荡之中，以他们自己的无声的反对或此或彼地加以缓和。外界感到不安的倒是中国的权力这一新的世界性事件。中国的复兴不仅仅是粮食和秩序的问题，也不是道路和新的官僚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一度曾冷淡地对待海外野蛮人的帝国的复兴。在经历了十九世纪的误解之后，中国现在一心要恢复它过去的光荣了。在这里，与其说是目的的矛盾，不如说是方式的矛盾。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国终于转而学习外界了。从１９４９年以来，这个过程倒转过来了，对于它认为正当的道理采取过去的那种不妥协态度，这种做法甚至使有心跟中国做朋友的尼赫鲁先生也感到震惊。外界开始发现，了解中国的任务不会在十年中完成，但是中国目前的领袖们所表现的无知一定使外界感到吃惊。当然，这样一个大国居然被排斥在联合国外，这是一件荒唐的事，而且这个问题再也不能长期规避下去了。但是甚至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同情中国的人们也经常感到为难。英国同中国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不论中国人向英国提出过什么要求，他们的行为妨碍了谅解。危险在于，这种态度只能使外界长期感到不安。中国人说，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他们的权利。不幸的是，虽然北京近来所描绘的外界情况可能还带着共处的标记，但是它只是从一个世界胜利而另一个世界失败的角度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