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9月20日登载了美国黑人进步作家杜波伊斯夫人歇莉·格雷姆谈访华观感的一篇文章。详细摘要如下:看到了新中国
    我看过中国,生命对我就有了不同的意义。西山的带着松树香气的风,扫清了我脑子里的陈腐思想;长江峻峭的河谷张开我的眼界;武汉火红的钢水渗入了我的血液中,人民公社的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坎。当我听着毛泽东主席那从容而富有生命力的谈话时,恐惧已从我的生命中永远消逝。我是一个黑人妇女,因此我生来就陷于恐惧之中,惧怕被人拒绝,惧怕为人藐视,惧怕贫穷……
    但是,今天,我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要对在全美国、在西印度、在非洲的黑人姊妹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能激发你的心、能使你充满希望的新东西:过去曾经受过压迫、被藐视、被剥削、被贱视的有色人民已经摆脱了压迫者、帝国主义和奴隶主,他们现在在人类关系上、在农业、在工业、在建设、在全面的发展上都创了世界的新纪录。
    我们从西伯利亚隆冬的严寒飞进中国的晨曦之中。我们坐的是喷气客机。从机上向下望,土地一望无垠。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北京的宏伟的机场降落,人们用鲜花,用热情来迎接我们就像迎接亲热的朋友一样。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份亲切感,好像久别回家的那种感受。第二个印象是中国人口众多。我们乘汽车入城,沿路上满是人。他们有步行的、坐车的,在田间工作的,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儿童们也停止了游戏来看载着客人的大汽车经过,而他们可爱的小脸都现出了欢迎的微笑。
    我“发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实在使我们感到一点讶异。北京和上海无疑要比纽约和伦敦大。在过去,关于北京的垃圾、脏水、臭气和乞丐的话,听得不少。可是我敢说今天北京是一个比纽约还要清洁的城市。在我们所住的旅馆前的广场,摆满着黑色大型汽车,不同颜色的小型汽车,自行车,而我们旅行全中国没有见过一个乞丐。每一个大城市都在实现大规模的房屋建设计划。气魄之大,真叫人兴奋。显然,中国六亿八千万广大的群众都需要较好的房子。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看见建筑物平地而起。
    在两个月的期间中,我们在中国境内旅行约七千公里,我们坐过火车、汽车,搭过轮船也搭过飞机,在一个下着雪的寒冷的日子,我们在熙攘的北京火车站搭上中国最长的一条铁路线——北京至广州的蓝色客车。在武汉看大桥
    在火车的第一夜,我们很早便休息,睡得很酣。第二天的早晨,我掀起窗帘,窗外景色焕然不同。地面油绿,到处都是劳动的人。同行的人告诉我,沿铁路两旁工作的男女正忙着修筑一条复线。不久的将来,京—广线就将变为完全双线了。
    我们第一个停留的地方是武汉。武汉大桥是一座便利铁路与公路交通的两层建筑物,它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奇迹之一。我们在汉口下火车。乘汽车过江。到了大桥中段,车子便停下来,我们于是下车。宽阔的江面伸展得很远很远,江面上交通繁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指出去年冬天毛主席多次渡长江的地方。看见那样远的途程和水,对于他这种运动所表现出的毅力与持久力,我们都感到惊讶。
    我们参观了武钢。它的规模和这次参观所得的印象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这个工厂在尚未建成的期间,它的钢铁产量已创纪录。建厂和产铁同时进行,那座巨大的鼓风炉的生产早已超过原定每天二千吨的产量。每天生产三千吨已被认为是保守的估计。当杜波伊斯博士爬上那座巨大的结构上面,看那火红的铁水倾出来的时候,工人们向他欢呼。从工人看到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作的高兴,就可以看出工人们的热情。过三峡到重庆
    从武汉到重庆,我们原定的计划是搭飞机的,但是天色阴沉,天气靠不住,在下午起飞前我们接到通知,我们可以坐内河轮船前往。因此,在一小时内我们搭“荆门”轮开始朔长江而上的四天之行。
    当我们快到那些久已闻名的河峡时,领航员请我们到他的置在最前的舱里,让我们能够一览全景。我怀疑世界上还会有比长江三峡更雄伟更使人叹观止的景致。那峻峭的悬岩,奇妙和雕刻般的石头的形成,就是它的形状和色泽都难以比拟了。我们在一座过去可能是神庙的地方看了一次落日。了解少数民族生活在川西,我们得知夷族人民怎样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完全跳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情况。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是毫不奇怪的。在北京开始,我们参观过少数民族学院,我们访问过不少少数民族学会,又和许多政府官员讨论对少数民族的态度问题。在昆明,有一个下午少数民族学会的学生举行一次民族舞表演。他们使用许多种不同的乐器并穿着多姿多彩、颜色鲜艳的民族服装。我知道为了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构成,对这五十一个少数民族每一个的情况都得个别的、深入的研究。一般的说法可能是十分错误的。但是在这一次的旅行中,我已为我准备写的一本“中国少数民族介绍”的小书搜集了很多有趣而重要的材料。如果不是欧、美对于新中国的这一方面毫无所知的话,我就不会不揣冒昧,不在中国进行研究几年便着手写这本著作的。而我觉得对中国许多不同民族的人民,以及对中央政府的政策的一些认识,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必要的。想起中国心跳动
    我怎能用三言两语,把西山之巅、昆明的花园和中国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山纪念堂都一一描述?这些记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我的丈夫二十三年前曾到过上海。他这次重见上海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告诉我那条跑道在当时是“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现在我看见孩子们在那个公园游戏,老人坐着晒太阳,我心里觉得莫大的高兴。
    我发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成就非常谦虚,他们指出许多不够的地方。他们提醒我,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必须苦干。然而,十年是这样短短的时间!当我想到中国今后的十年,我的心愉快的跳动。我希望我们能够参加你们的二十周年纪念的庆祝!


    【法新社香港28日电】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十周年的前夕,西方观察家今天说,自从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东南亚的政治型式有了深远的变化。他们说,那次会议使得亚洲各国总理本着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基础的共同精神团结起来。
    但是,今天控制着人民中国并且在一年一度的国庆活动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是亚洲各地所没有的。
    然而,自从万隆会议以来,由于某种原因,除了中国以外,这种民族主义在整个亚洲都衰退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生动活泼地保持着的一种理想使这种民族主义得到了营养。
    观察家们强调说,去年的一些事件破坏了万隆会议上非常显著的积极情绪,并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他们说,万隆精神的基础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强烈反西方的气味。但是亚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同万隆会议上订出的任何式样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事件包括镇压西藏起义、解散印度唯一由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中印边界纠纷和共产党对老挝的明显威胁。
    这里的西方观察家认为,西藏事件严重影响了印度对同共产党中国和平共处的信心。
    他们又说,中国在西藏行动的影响使得亚洲信佛教的国家深为不安,并使它们认识到北京政府的利己主义。
    而且,喀拉拉邦对于任何泛亚背景也都是格格不入的,共产党从那里邦政府被解散一事所学得的教训将使他们的战术有所改变。
    这些观察家说,这些问题无疑地已经削弱了认为印度是亚洲发言人的趋向,而它再不能自称为整个亚洲的领袖了。
    观察家们强调说,从现在起,西方国家对亚洲问题的态度,其基础必须是:把各国的问题作为单独的个体而不是作为复杂的整体来考虑。


    【美联社联合国29日电】预计,联合国21国总务委员会将很快对爱尔兰和马来亚提出的要大会辩论共产党中国在西藏的镇压问题的要求采取行动。但是,这个动议受到了冷遇,甚至也受到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冷遇。
    爱尔兰承认,它们的动议受到了一些非共产党国家的冷遇。
    中立国家反对这个动议,理由是这个动议将只会增加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与扩大印度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裂痕。
    曾经公开反对共产党中国在西藏的行动的一些代表团表示担心,惟恐现在进行一场辩论将会引起东西方之间的相互指责,这样可能会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会谈所取得的好处消失。
    【路透社纽约联合国29日电】爱尔兰和马来亚今天在这里发表的一个文件中说,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一种要摧毁西藏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企图。”
    马来亚的常驻代表尼克·艾哈迈德卡米勒和爱尔兰的常驻代表弗雷德里克·博兰在他们致秘收长哈马舍尔德的正式信件中,要求把他们所提出的联大项目定名为“西藏问题”。这封信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如下:
    “要求列入这个项目的国家的政府深信,根据宪章,联合国不能忽视西藏目前的形势,以达赖喇嘛1959年4月18日、1959年4月22日和1959年6月20日的正式声明和他在1959年9月9日向这个组织发出的呼吁为顶点的长时期来可靠的、前后一贯的报告都叙述了这种形势。在研究现有材料后,这样的结论不是可避免的,那就是,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一种要摧毁西藏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长期来公认属于他们的宗教和文化自治的企图,以及对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贯的漠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既有道义上的责任又有合法权利来讨论这种形势。
    “有关政府还认为,大会有责任要求恢复西藏人民的宗教和公民自由。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兹要求把一个定名为西藏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十四届会议的议程。”
    【法新社联合国28日电】美国今天表示完全支持爱尔兰要求联大讨论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的提案。
    美国代表团的一个发言人说,美国欢迎有机会讨论这个占据了文明世界的良心的问题。


    【新华社波恩28日电】“世界报”今天登载该报编辑腊萨特写的一篇竭力贬低我十年来的伟大成就的文章,文章说:
    中国的报纸,这几天充满了骄傲,宣扬在所有领域中取得的成就的纪念文章。肯定的是东方集团的代表团会很惊奇地断定:文盲消除得怎么样了,中国的古老的灾害——传染病、水灾——消除得怎么样了,这个巨大的人民怎样象蚂蚁一般地劳动着以及这里和那里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但是有某些公正的观察家在人们宣扬成绩时将不会忘记在这些“成绩”的面前也有着相当可观的失败。人们如果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就会明显地看到:共产党中国的形势自从它成立以来还没有象最近一个时期这样严重过。外交上错误简直是愚蠢,使得中国在亚非世界的威信降到低点。
    失败的键锁是从大约一年前对金门的进攻开始的。北京把据说是由于地方的军人和干部的粗鲁行动所引起的西藏的起义看作是第二个失败。仅仅在用了最大的残暴之后人们才把这个起义镇压下去。这个看来是成就的行动使得北京付出了丧失面子的代价。同印度的边界争论完成了其余的东西。中国由于对它的朋友尼赫鲁进行了攻击而使亚洲的舆论起来反对自己,这就是一个对毛说来也是相当沉重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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