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认为，中国物质进步速度惊人，对世界的影响不可抗拒，但有人硬说印度比中国有更多的“自由”。
与会者说，我国土地改革彻底，农民干劲冲天而印度农民却处境被动。
关于人民公社，有人认为它来自农民，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但也有人对我人民公社故表怀疑，胡说公社在某些地区受到“相当激烈的反抗，，。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７月１６日以“我们时代中的头号问题”为题刊载有关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座谈会的纪录现将有关我国部分摘要如下：“法兰西观察家”编者按：参加这次座谈会除本刊的弗朗索瓦费日多外，计有四人很了解亚洲两个主要国家——即中国和印度——的人。他们是：
蒂波尔·孟德——他写了许多关于不发达国家的书，在印度居住一个时期后，刚好在中国进行过考察访问。
夏耳·贝特兰姆——实用科学学院院长，法国最好的计划学理论家，他曾经为印度工作一年半，帮助制定印度的经济建设计划，后来又在中国访问过。
欧恩·拉铁摩尔教授——他的关于革命前中国社会学的作品是权威性的。
雷纳·杜蒙教授——农业问题专家，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和印度的经验。中印经济发展
弗朗索瓦·费日多：庞大的亚非世界都十分关切地注视着印度和中国两大国家所进行的试验。这两种试验是竞争性的。前者显然效法了苏联的榜样，后者却向西方学习。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中，问题在于尽快解决我们时代的头号问题：不发达国家的改造和现代化问题。
蒂波尔·孟德：作总结首先要考虑价值。这一切取决于你们认为印度和中国的成就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容讨论：中国物质上的进步比印度的要迅速和惊人得多，但是在印度显然存在着某些在中国完全被取消了的自由。如果你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人们认为物质进步比某些自由还要重要，那么，无疑地中国的影响在亚洲、甚至超过亚洲之外都是不可抗拒的。
夏耳·贝特兰姆：我认为，在不久后，我们将不再是比较两种发展速度，而是比较中国的成功和印度的失败了。不幸的是，印度的前景不是发展，那怕是迟缓的发展也不是。
雷纳·杜蒙：印度人十年来每年平均进口粮食二百五十万吨，这样他们的农产品贸易平衡只能勉强维持；农产品出口只够支付农产品进口，于是就没有钱来购买机器。最使曾经去过中国和印度的旅客吃惊的就是人们不去使群众“进行生产”。在每个中国村落里，每天都有一队或几队人进行土壤改良、水利工程或造林等工作。土地改革和农民的主动性弗朗索瓦·费日多：你们都同意，在争取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中国由于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主义和使农民成为有土地的人，因而得到成功。为什么印度截至目前还未能采取这种解决办法？
欧恩·拉铁摩尔：甘地曾为十分缺乏纪律的人民建立了纪律，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纪律。这种纪律仅限于执行一个政治总部的指示而已。在中国，政权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土地改革的开始，是为了在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参加游击队同日本人作战时能用一些紧急办法保证生产。因此政权早在后来胜利以前就同农民结成同盟，这就是为什么当共产党人决定来一个什么新的转折时，他们就依靠没有削弱的农民干劲。
夏耳·贝特兰姆：我还要谈“消极的纪律”。事实上，目前的印度农民一点也不主动、不想办法。它等待政府和行政当局采取措施，而行政也维持农民的这种思想状态。结果制度就裹足不前。相反地，在中国我们看到农民们主动想办法。
在中国，最小的技术改革都能大大提高生产，因为这种改革自发地迅速遍及全国。在印度，通过政府而设法普及的新技术，在下面没有反应，因为农民缺乏合作精神和主动性。
雷纳·杜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孟加拉地区尽管拥有两个旧的灌溉系统而且又新建了两个水渠体系，但在旱季只有１４％的土地可以耕种，而广东平原却可以耕种８０％的土地。结果，（印度）的（农业）生产就完全不足。相反，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政府就吸引每户农民进行地方性（水土）工程。我国人民公社
弗朗索瓦·费日多：：中国领导人在消灭封建主义和大力依靠农民群众的革命劲头后又把群众引向集体化。在１９４９年土改和１９５８年收成之问，是一整套加速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因尚待澄清。在１９５８年人们建立了“人民公社”。无论如何，这一切似乎是人们在把农民的私人财物移交给合作社之后，现正通过公社，实行农业国有化。这样我们就不是面临着革命的第二阶段，而是面临着第二次革命——建立国家的农业垄断。其激进程度超过俄国人在这一方面所作过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假设农民的干劲能保持多少？尽管农业生产有了惊人的增加，是否应该期待早晚都会有人对政权的“好大喜功主义”表示反对呢？或者是否应该认为官方宣传关于农民的主动性在公社的建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是真的吗？
雷纳·杜蒙：应该把“土改”和“集体化”分开。土地改革符合大多数贫农的愿望。集体化的这个第二阶段在我看来似乎是党决定的，但无疑由大多数农民所“接受”。农民感谢党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而且也不知道这种集体化究竟引向何处。无论如何，没有出现任何能同人们目前还在各国人民民主国家和在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２年在苏联所遇到的那种敌视态度，因为在集体化后，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要衡量农民们对“公社”的态度，同样应该等待“公社”对人民生活水平将有何影响。这是最好的考验。
夏耳·贝特兰姆：中国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巩固，是由于投资计划的巧妙执行。投资的分配使得人们迅速地增加了生产，从而使生活水平立即得到改善。关于人民公社，我愿意在这里发表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多地来自基层而不是来自上面的运动，目前的真正问题在于引导和控制这项运动。
弗朗索瓦·费日多：来自农民基层，或是基层党员呢？
夏耳·贝特兰姆：来！自农民。我相信人民公社符合中国农民对未米社会的想象。至于共产党，它最近的决定表明它力图避免人们在这个方向走得太快和太远。
蒂波尔·孟德：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有一种农民“激进”阶层——它已经由新政权培养出来了——，“公社”运动大致是从这一阶层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某些地区出现了相当激烈的反抗。我看“公社”问同同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如果要使人口过多从负担变成一项有利条件，就应该改组各个生产部门，以便尽量节约和充分使用劳动力。在这一方面，“公社”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的最有效和最合宜的解决办法。
蒂波尔·孟德：我要强调指出一点，我认为这在亚洲的复杂情况中十分重要。我在中国访问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救世主精神深受感动。
对中印边境事件感到“遗憾”，要人们不要使用“傲慢、目空一切的语言”，表示“重大问题必须用冷静的决心来解决”。诬蔑我“对大片印度领土的要求是异乎寻常的要求”，扬言如果发生“侵略”，印度将“进行反击”。
【印度报业托辣斯旁遮普邦纳文纳加尔２８日电】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今天一致通过一个决议，指责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中在边界问题上忽视和规避共处的五项原则。
决议是该党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昨天提出来的。
尼赫鲁总理今天在这里说，他对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出现边界问题，感到“遗憾”。
尼赫鲁在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就关于边界问题的决议讲话时说，这会有害于他们的前途，只会有利于“那些对亚洲和亚洲国家的成长不友好的人”。
尼赫鲁说，这两个亚洲大国发生纠纷和互相敌视，对这两个国家说来是一个悲剧。这不是留给下一代的好的遗产。他说，“这不是我希望留给我的人民的遗产。
谈到早些时候在会上发表的措辞激烈的一些讲话的时候，尼赫鲁说，以一种傲慢的语言、目空一切的语言讲话，是会使人心里痛快一点的。“当然，不用说，如果对我们国家施加任何侮辱，我们是不能够容忍的。如果发生任何侵略，我们必须对付它，制止它，如果有必要，就对它进行反击。这一切都是用不着说的明显的事情。”
尼赫鲁说，重大的问题必须要用冷静的决心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叫嚷一些难听的话来解决。
尼赫鲁说，中国对大片印度领土的要求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突然”提出来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震惊。对印度领土的这种要求之所以异乎寻常，是由于在过去十年中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美联社印度昌迪加尔２８日电】印度总理尼赫鲁星期一警告共产党中国说，印度将对付任何侵略，并且“将在必要的时候与之战斗”。
尼赫鲁指责中国表现出一种侵略性的态度。他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态度。”
尼赫鲁重申他愿意同中国人讨论喜马拉雅边界上某些地方的确切的界线。但是他和决议都说，印度不能够接受中国对三万五千多平方英里的印度领土提出的要求。
这位总理说，中国人“表现出这种侵略心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２９日电】印度政府发表了一幅印度的政治地图，表明了它同中国的国际边界，这个边界从西部的克什米尔起到东部的印—缅—中边界止，长２５００英里。
这幅地图是应议会和报纸不断提出的要求而发表的，它用一根斜线标出了表明中国对印度的领土要求。
根据这幅地图，中国要求得到印度约４４０００平方英里的领土——３２０００平方英里在东北边境特区，６０００平方英里在拉达克，以及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由巴基斯坦占领的那一部分的约６０００平方英里的地方。
【美新处香港２８日电】（记者：韦斯特）共产党中国本周庆祝它的建国十周年。来自各个国家的党的忠实同志们正陆续到达北京。甚至赫鲁晓夫也将到那里。
据分析家本人认为，这次时机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提供了关于共产党战略的情报。
或许，至今最有意义的发展是共产党集团的宣传着重于企图把共产党中国描述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十年来，北平一直为“‘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而斗争。
事实上，真正情况是适得共反。北平过去十年的记录是个一再地——而且有意地——破坏和平的记录。
的确，在中国执政后北平的首要措施之一是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发出号召，要求东南亚的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政府。同年内，‘它侵入了西藏，即使是北平刚刚向印度保证，它“将以和平的办法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在这一年还没有过去之前，它又入侵了朝鲜，由于采取了这种行动它被联合国谴责为世界和平的危害者。
自从那时以来，北平助长了亚洲国家——老挝、越南、菲律宾和马来亚——内部发生的四次叛乱活动。它在北越，违反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定，向共产党领导的北越军队供应物资，并且训练和增援这支军队。在朝鲜，它公然违反联合国的决定，阻挠自由选举和统一，同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遣送物资到北朝鲜去。
而且，它还炮击金门岛群，仍然扬言要在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了八十七次会议以后，它顽固地拒绝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主张。这项政策再没有比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得更明显得了。因为在过去十年中，共产党中国在那里有步骤地设法摧毁西藏的历史文化和毁灭古老的宗教信仰，使用武力来实现它的企图。向西藏人民进行武装进攻就使这种使用武力的作法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