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非“新世纪”周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发表了“观察家”写的“关于中国的神奇的进展的真相”的文章，摘要如下：
人民中国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恫吓和挑衅面前表现得那么镇静和自信，这是怎么回事呢？新的情报和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个原因。这些材料向人们说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力量和几乎是奇迹般的成就的神奇故事。政府在去年宣布，它准备到１９７２年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当共产党人在九年前取得政权时，这个国家每年的钢铁总产量，还没有一个中型的钢铁厂的产量那么多，人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就会知道这个计划看来雄心是够大的。但是现在的生产数字表明，中国也许在明年就能赶上英国，而不是在１９７２年。用记者阿兰·魏宁顿的话说：“如果拿中国的进展的速度与过去和现在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好像是星际火箭同费拉里（世界上最快的竞赛摩托车——编者注）赛跑。”
中国的六亿人民可能使种族优越论者和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大皱眉头。但是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受到训练，配有装备，受到教育，并且像今天那样受到非常好的领导，他们与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能创造超过他们自己的需要以外的财富。中国正在依靠它的人民，特别是农民，来做现有的现代钢铁厂所不能完成的工作。
小的钢铁厂正在全中国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起来，它们使用当地的铁砂、煤和纤维砖。像这样的小型工厂可以满足当地的大部分需要，而让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大的“骨干”工厂来供应全国的需要和制造新的钢材。这些大工厂办得很好，它们利用了连续铸造和压延的方法，某些工厂甚至创造了像三槽出钢法这样的有世界意义的新东西，这种方法至少会使产量提高４０％。
新的公社解放了人力，使得有可能在比合作社所可能作的更高的水平上，发展当地的工业。农民正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是农民、产业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正在与狭隘的农村观点决裂，把集体的福利放在一切之上。农民正在同钢铁工人在生产成就上进行竞赛。夏季获得了大丰收，产量比去年增加６９％，小麦的总产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产量。“人民日报”指出，这种成绩的取得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特别，而是由于人民作了巨大努力。“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人民，哪里就能创造奇迹。”
【美联社东京１２月２７日电】北京广播消息说，共产党中国目前制成的照相机，品质水准和德日流行的相机相同，但价格只等于他们的十分之一。
广播说，现在钟表和相机都已投入大量生产。现在有十七个工厂制造用一二○和一二七菲林和三五厘菲林的相机。
轻工业的特点是生产扩张。成本一般的减少１０％，新品种增加了几百种，在质量上也有改进。这些出品物美价廉，行销东南亚。
报告说，自行车的生产有一百四十万架，比１９５７年生产增加７４％。自行车的品种包括可以折叠的，有旁座可以携带儿童的装马达的和三轮车。
可以媲美世界最佳品种的自来水笔生产增加了３７％，产量达八千五百万支。
衣车的制造增加两倍半，产量共达七十四万三千架。衣车的品种包括电气衣车，缝塑胶品用衣车，制皮鞋用衣车以及可供人民公社应用的简便衣车。
【本刊讯】加拿大和平人士文幼章编的“加拿大远东新闻通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号刊载了一篇介绍我国的文章，摘译如下：
烟雾终于消散了，西方发言人看到了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访问回来的人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对于正在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正在创造新人的国家的那些迅速发展。
１１月１１日“多伦多星报”以这个“教会领袖要求承认北京”标题报道了加拿大合一教会新会长麦奎恩在接见该报记者时的谈话。他说：“拒绝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和它的六亿人民的做法是对加拿大的理想主义的背叛。”这个看法同加拿大合一教会理事会几年来通过的决议是一致的。
多伦多的五个律师今夏应中国法律工作者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其中三人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情况。另外两人是在四川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两人能够根据在青年时代所见到的落后的中国，来估价目前的中国，重新访问熟悉的地方和老朋友，并且到什么地方都用当地语言讲话。他们参观了一个监狱和法院，拜会了最高法院院长和周恩来总理，周“从容地”谈到了金门危机，乔利夫在１１月２０日对帝国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清楚地解释了金门危机。他说：“北京政府已经要求美国撤出西太平洋，一个大国采取这种态度并不新奇，也不平常，这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表示。事实上，这是所有中国民族主义者一百年来的要求。”
报纸用很多篇幅刊载了乔利夫的演说，直到前不久为止，这对于到中国去访问的人们来说还是新鲜事。
“中国的挑战”：这是一篇长达四页的文章的标题，这是一篇关于加拿大皇家银行行长谬尔“通过他的企业家的眼光看到的事情”的报告，他在这里面轻松而友好地叙述了他在短期访问中看到的情况。谬尔先生对记者的谈话中说，他的印象是“广大的中国人民有一个他们需要的政府，这个政府正在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对这个政府满怀信心，这个政府决不会被推翻。”
多伦多大学中文系的华姆斯莱博士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所作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六个晚上的广播节目中，纵谈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悠久历史。他最后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作为传教士在四川住了２０年以后，在１９５７年重新访问了这个国家。华姆斯莱认为，新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幸福，并且正在以闻所未闻的速度，朝建成一个工业化大国的方向前进。他对个人自由有一些保留。但是，他认为中国人民能够谋求他们自己的幸福，如果听任他们自己做的话。他最后坚决要求各国友好同中国和平相处。公众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加拿大广播公司将在星期五早晨再次广播，并将把讲稿刊印出来。
【法新社华盛顿讯】美国总统将遇到他政治经历中最困难的阶段：面对着民主党占压倒多数的反对他的国会，同时他自己党的内部和他领导的政府内部也发生分裂。
政府首脑将拟定他的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以及他的预算咨文，他将在１月７日议会开会之后几天发表他的国情咨文；至于预算，人们已经宣布将达七百七十亿美元。对政府的首脑来说，第二个咨文将使他最感困难。现在已经很明显，为了达到艾森豪威尔所规定的数字，就必须有更大的捐税收入以补充联邦的大量开支。
尽管总统经常谴责议会多数派在财政上不负责任，但是人们可以预料，议会的多数派将坚决地为增加联邦的开支而斗争，特别是在选民们所要求的许多方面，例如支援房屋的修建，取消贫民窟，对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津贴学校。但是民主党人将需要谨慎从事，以避免对预算赤字负责；尽管总统表示乐观，大部分专家认为赤字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党人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这种对立，只能说是正常的，但是对总统来说，情况日趋严重，这是由于在他的内阁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公开的事。总统曾多次不得不向右转；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他所宣布的预算，表明他已向他的政府中和他的党内的保守派让步。
这种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大大超过共和党议会党团的范围。号称为自由派的一个重要集团，试图排除该党的这样一些人在议会中居领导地位，这些人被认为不再能代表现代倾向，并且是属于共和党右派的老一辈。
艾森豪威尔忠实于他本人所主张的折衷的倾向，迄至目前他避免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采取断然的立场。但是这种内部的争吵不会不使已经困难的任务大大复杂化，特别是面对着他的党很明显地处于少数地位的新国会。显然，争取总统职位的竞争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如果说民主党人由于他们在１１月间的胜利对他们在全国的力量有信心，那末共和党自由派却在试图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选民的左倾的趋势而进行活动。这两种平行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倾向右派，而矛盾之处在于：他原来是自由倾向的现代共和主义的发端者。对艾森豪威尔本人来说，在未来两年中，政治活动将在不顾他和他的调节影响的情况之下进行。
【本刊讯】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发表了保加利亚通讯社驻京记者写的一篇题为“总路线实现了”的通讯。作者介绍了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前所未有的情景。
文章说，现在中国不论是在工厂、公社、学校、还是在少先宫，不论同谁谈一谈，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已成为中国每一个思想和创举、每一个集体事业的基础。文章最后说：“１９５８年仅仅是中国人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但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就已大大地震惊了西方。中国——东方的巨人，已经觉醒了。它迈着巨大的步伐来临了。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无私的援助下，中国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１２月２９日报道，傅聪在伦敦皇家喜庆大厅的独奏室内演奏钢琴，听的人有音乐会组织人范怀克等六人。
“每日邮报”的音乐批评家热烈赞扬傅聪的才能，范怀克昨天晚上说，他毫不犹豫做傅聪的经理人，并尽早让他在伦敦演出。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刊载了该报记者梅德利科特访问傅聪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傅聪说：“我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中国艺术家。我希望在你们国家举办音乐会和欣赏音乐。”
傅聪对“每日邮报”记者说：“我不是从波兰逃出来的，因为我有对所有欧洲国家都适用的中国护照。共产党人信任我并没有把我的护照拿走。我得到了进入英国的签证，而且我是可以离开的。”
谈到他前来英国的原因时他说：“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音乐就是我的生命，而且我认为它是国际性的。有人说我仅仅愿意研究西方音乐，这是不真实的，萧邦、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音乐是属于每个人的。
“我愿意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演奏和欣赏音乐。政治不是我的事情。我认为我是一个具有广阔眼界的知识分子。今天在中国正在出现伟大的事情，并且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只有历史能够作出判断。”
傅也擅长诗画，他说：“不管人们对毛泽东的政治可能怎样看，我说他是最伟大的现代中国诗人。”
【美联社伦敦讯】新的一年可能是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议的一年。
有些外交家认为，没有其他实际可行的办法来解决柏林问题和分裂德国的前途问题。因此，西欧各国首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看法，即将召开一次新的最高级会议（大概在明年夏季），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欧洲。
虽然１９５５年日内瓦会议差不多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许多欧洲人却认为，另一次东西方政府首脑会议会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在经济方面，除非就自由贸易区问题达成一项折衷协议，否则西欧本身可能发生战争。各国经济部长将在１月１５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设法打破自由贸易的僵局。
英国大选是１９５９年的头号消息，在法国，人民仍然希望出现一个结束历时四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奇迹。
意大利范范尼总理的不稳定的政府将面临愈来愈增长的内部分裂和劳工骚动，而西班牙将继续同通货膨胀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