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日内瓦航讯】“泰晤士报”９月６日登载了该报外交记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和中国的丰收的影响”。文章说：西方的专家们估计中国和苏联的谷物收成不比过去任何时候少，而且中国这次收成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两个国家这次真正不同寻常的收成的深远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对自由世界产生的影响还小得惊人。如果这种估计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那就是说，俄国和中国将可以对西方的小麦市场和远东的大米市场起严重的破坏作用，除非采取重大的预防性的行动。
它们是不是会利用今年财富增加的机会来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它们增强经济力量以后是不是会奉行更带有侵略性的政治政策，还无法预料。这次创纪录的丰收的影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最近几个星期共产党的宣传调子比以前自信得多的原因。
数字是相当可观的。据北京电台本星期说，中国谷物的收获量将要在三亿和三亿五千万吨之间，或者说是增加６０％到９０％之间。这些数字肯定大大地夸大了。西半球即使是在谷物生产量增加最多的日子里，年产量的提高也从来没有达到过那种规模。
习以为常的夸张说法已经使得西方观察家们对所有说法都要打折扣，因此真实数字的意义倒常常受到忽视。还不能希望在两三个月内得出最后的估计，但是东方问题的专家们预料，今年中国的收获量可能高达二亿二千万吨。即使是这个数字也是很大的。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各种类型的谷物的生产远不到二亿吨。在今年以前，据西方估计最高数字是一亿九千五百万吨，其中包括二千万吨左右的白薯，白薯属于中国的粮食统计范围以内，但是，白薯含有的热量比通常包括在谷物以内的其他农产品所含的热量要低得多。在近几年内，中国每年用于各种用途的谷物估计在一亿八千万到一亿八千五百万吨之间，其中包括出口四百万吨左右——主要是大米和大豆。
今年北京政府将握有很大一笔剩余粮食——大约三千五百万吨，大约有一半是大米。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将用来提高中国人民低得可怜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允许中国人额外多食用二千万吨谷物，或者说比去年国内总的供应粮增加１０％的话，那么可能仍然有多达一千五百万吨的剩余粮，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大米。
由于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大米输出量在五百五十万吨左右，中国人只要向大米市场上抛出目前剩余品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世界大米市场上起破坏作用。
小麦市场所受的威胁现在是不那么显著的。俄国的谷物收获总量大概会达到一亿一千五百万吨左右。它通常用于国内一切用途的数量是一亿吨左右，向东欧输出三百方到四百万吨左右，在几年之后，可能向西欧输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吨。东德最近气候不好对收成不利。确实，东德电台８月２９日宣布，许多地区的情况是严重的。然而，据估计东欧今年将可获得通常数量的收成，在四千二百五十万吨左右。
即使俄国向东欧的输出量多少有些增加，即使大部分剩余产品储藏起来（显然就像１９５６年对待剩余产品的情况一样），苏联政府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以两百万吨小麦抛进世界市场，并且可能以低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小麦价格出售。其结果就会给西方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
因此，这次收成估计数提出了以下的问题：西方是不是必须在谷物市场上采取保护性的和影响更加深远的措施。
【美新处讯】共产党中国通过建立公社制度，开展了一个使农村地区进一步共产化的大规模运动。
到七月底为止，河南省的五千三百七十六个合作社合并成为约二百另八个公社，这个计划正是在那个省中进行初步试验。北平政权打算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建立包括所有农村人口的十万个公社。
中国人一向珍惜他们的把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传统，认为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这一传统有被消灭的危险。
中国的家庭制度在中国的动荡不定的过去历史中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这个制度强调尊重个人和这种尊重所带来的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在少数的制度帮助下，家庭制度带来了一种安全和延续不断的感觉。在这些年代中，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家庭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对于一种制度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在性质上来说是合乎人情的，这是抗拒共产党在中国的纯唯物计划的许多力量之一。
自从北平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设法打破历史悠久的中国家庭制度的结构。目前建立公社的运动是共产党中国破坏中国家庭生活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共产党人说，公社同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有所不同。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公社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它把农业合作社和乡政府合并为一个巨大的单一体。
总之，公社不再具有农业合作社的性质。它是一个由工农学商兵组成的基层社会单位。
这个新制度的目的实际上是废除中国的家庭生活。例如农民不再有他自己的家了。他住在宿舍或指定的住所中。他不在家里吃饭。根本没有家。他的饭食是在公共食堂中供应的。没有私人的饭食，因为公共食堂是唯一吃饭的地方。他没有私人生活，更坏的是，他也没有家庭生活。
这个新制度也不放松农民的妻子。她也被剥夺了她的正常家庭生活。她不再可以呆在家里照料家务和看管孩子。根本没有家。她必须出去，承担公社要她做的任何工作。她的孩子必须呆在公共托儿所里。
为了进一步限制农民的自由和剥夺他的任何生活乐趣，他不再能够保有小小的自留地来种植花草或用于其他目的，或者饲养家畜和动物。共产党人认为这些活动是非生产性的。
因此，根据新的制度，农民没有个人财产，没有房屋，没有土地，没有工具，没有牲畜。他还必须放弃他选择劳动的权利。他不能选择他自己的工作，而必须根据公社的命令，从种地，到开矿，到工厂工作，和在武装部队中服役。
在合作社中工作的农民仍旧可以回到他的避难所——他的家庭中去，虽然合作社中的组织化已经够严格的了。而公社完全破坏了他的家。这也是对中国的悠久文明的一个无情的打击。
很明显，公社的目的在于控制农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他的家庭生活。农民的顽固的个人主义和个人癖性仍旧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一个严重威胁。他为了他的家庭和土地而生活，就使得他对各种组织化形式抱敌对态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目的就是不仅要使传统的中国家庭失去它所依据的土地，而且也使它失去它作为一个个别的社会单位而存在的自由。
【新华社日内瓦航讯】“经济学家”杂志８月９日发表一篇文章，谈到我国社会新风气，摘要如下：
这样一个国家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在这里，人们几乎从来不会受到乞丐的烦扰，不必给任何人小账，并且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在任何地方，肯定不仅不会失窃，而且有人带着会心的微笑物归原主。我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发现像在共产党中国看到的那样充分的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而共产党中国已经在理论上消灭了私有财产。
重游中国的老中国通今天为中国人这种性格的变化感到惊异。当我环游中国时，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在出去的时候把房间锁上，并且把钥匙存放在服务员那里。“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我听到这样一种带着蔑视的话。最后我就把这种习惯放弃了。从中国低得惊人的失窃保险率可以看出另一个显著的例子，一次我花了一先令九辨士保险了价值二百五十英镑的一大批从北京运往上海的行李。
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一位幽默而又非常有才干的法学家对我说，“自从解放以来，盗窃实际已经绝迹了。”这位副院长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法律。我坦白地问道：“这怎么做到的呢？”他回答说：“容易”，他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是笑我呢，还是在笑他刚才所说的话）。“盗窃是由于穷人对富人忌妒产生的：消灭了阶级之间的差别，也就消灭了忌妒。”在另一个官员问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作了不同的答复。他对我说：“自从解放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这种社会道德使盗窃一去不复返了。”
的确，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阶级结构，像在苏联已经形成的那样，虽然最后极有可能会形成。产业工人已经占重要地位，他们的收入大约为一般农民收入的六倍。但是这个共产党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完完全全不存在任何富有阶级。目前那里的上层阶级主要是外国外交人员和各国技术专家。大多数中国人，即使是高级领导人物看来也像工人，而俄国和东欧国家的顾问看来则像“小资产阶级”，很明显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最大的工厂的厂长每月收入大约三十英镑，产业工人每月平均收入大约为八英镑。
西方人感到这个革命最奇特的特点之一，是中国社会中工人阶级上升和旧的上层阶级下降的程度。于是社会地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同时权势观念也倒过来了，没有人愿意承认他是“富有”阶级或上层阶级出身，除非是把这种出身当作能逐渐被消除或遗忘的东西看待。
【新华社日内瓦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９月１１日刊载了维克托·佐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工业大军，到１９６４年可以有黄金时代吗？”
文章说，北京各报昨天表现了对历史价值的微妙感，它在第一版以最显著的地位所刊载的不是关于台湾危机，而是关于一项计划，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计划就会在大约六年的时间内使中国达到共产主义边缘。
毛泽东的边缘手法在于试图跳过苏联发展中的最艰苦的时期，当时，斯大林为了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金而把农村挤干了。
中国的集体农庄将合并为“人民公社”而消失。但是，这种国内革命的最惊人的方面就是使农业劳动力适应工业任务。人民公社将发展它们自己的地方工业，规模虽小但是甚至可以制造钢铁和钢铁产品。这种工业并不是像俄国或者西方常见的那种现代工业，但是它们不只是农村工业。农民们将生产更多的他们所需的原始的工业品。农民们由于受到了工业纪律和习惯的约束，他们将变成工业炮灰。俄国在三十年代曾经大量生产过这种炮灰。
但是毛泽东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作的崭新的贡献，就是他建议把农民变成工业无产者而不使他们都市化，而西方和俄国在它们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却必须这样做。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用斯大林经常谈论的，但是从来没有采取的一套手法来增加农村的现有人力。所有的妇女不论她们的家庭牵连如何，都将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而并入劳动力中。家务将由特别委派的单位来为整个社会完成。
当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叙述这种安排的时候，并且当赫鲁晓夫比较更近地谈论某种类似这种安排的时候，据表明，只有当农庄的繁荣程度和社会主义“觉悟”程度提高到足以使这种安排实际可行的时候，这种安排才能够完成。
在另一方面，中国人不仅目前在谈论这种安排，而且实际上已经在几个大地区内实行这种新的安排，这几个地区被用来作为新计划的试点地区。
文章说，虽然目前的组织军事化只是为了对自然进行斗争，“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战斗中，互相转变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就会“动员全民的武装来消灭敌人”。
【新华社日内瓦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１１日发表了维克托·佐尔扎的另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副标题是：“劳动军事化”。
文章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劳动军事化的新主张，有着一种突出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所鼓吹的“不断革命”使人想起了托洛茨基所极力主张的“不断革命”，所谓“不断革命”是要使革命永远沸腾着，把共产主义从俄国通过欧洲扩大到全世界。北京的“红旗”杂志写道，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毛泽东的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不愿意在革命发展中停顿下来，他们看到，革命愈是迅速地向前发展，他们得到的利益愈多。”
劳动军事化的提法就出现在同一节引文中，人们不禁要把这种提法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联系起来，虽然只有已经失宠的共产党领袖才会冒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危险。
文章说，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的党的决定说，农民的自留地“可能”移交给公社，但是在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中，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做到了。这样，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进行的看谁能首先把他们的人民领向共产主义的竞赛中，又一次胜过了赫鲁晓夫，因为在俄国，到目前为止，农民的坚决反抗使得他们还能够保留他们的自留地。
可以有理由地怀疑毛泽东的计划是否行得通以及这样建立的任何制度在经济方面是否有效。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记住这个计划将包括五亿农民，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这些农民在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面前，一直是驯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