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索非亚２０日电】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今天刊登了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托多尔·巴夫洛夫院士的一篇题为“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的文章。
巴夫洛夫院士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在国家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上抱着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观点。他写道：非常明显，在这些观点中连一点点逻辑，甚至形式逻辑的成分都没有。但是更清楚的是，我们看到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政治方面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发展，最后也就是对于社会主义或者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存在的危险。
杜勒斯之流正是幻想这一点。他们竭尽全力和惊人热情地保护南斯拉夫领导人和卢布尔雅那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这并不是偶然的。的确这真是一个奇观！
但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并不对这些“小事情”感到不好意思，使他们感到激动的只是那些“大事情”——那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以及所有共产党都无例外地揭露了他们的纲领、文章和讲话的典型修正主义的、分裂的和破坏的实质。
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十分惊奇、受委屈和感到愤怒的样子。说什么：“为什么你们侵犯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作自己的原则性理解的自由？为什么你们干涉我们的内政？为什么你们不断对我们进攻？”
但是，这里已经揭露出问题的其他方面，苏联、中国、我们和其他共产党对这些给了回答。
巴夫洛夫最后说，空口瞎说和自我吹嘘这类手段，过去和将来都不能驳倒对修正主义很深的纲领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的发言和文件的严正的原则性批评。
【本刊讯】阿根廷“我们的话”周报５月３日刊载了发自墨西哥的一篇专文，介绍了多米尼加人民社会党（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情况。现将刊登如下：
多米尼加人民社会党最近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基层组织的代表。会议讨论了多米尼加的局势、党的组织状况、共产党报刊的工作以及其他重要问题。
会议讨论了美国一些集团反对特鲁希略的运动以及特鲁希略集团购买了美国大多数制糖厂的问题。会议在详尽地研究了情况之后指出，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控制不但没有因为卖掉这些糖厂而削弱，而且由于新的矿业投瓷以及特鲁希略政权在这个岛上大量租让了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而加强了。
会议认为，尽管食糖交易方面所产生的表面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个问题——或双方产生的任何其他问题——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并且也不能决定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政府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这是它们一手扶植起来并加以维持的政府——态度的改变。因此，多米尼加的民主力量应该明确地揭露特鲁希略暴君政权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性质，大力反对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有害的、错误的解决办法。
会议决定向民主觉醒的象征致意。这种觉醒产生在大学生中间以及为数还不多的保卫权利的工人行动当中。在笼罩着多米尼加的专制压迫的条件下，这两件事实具有重大意义。会议认为，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击败暴君政权所执行的贫困和恐怖政策。会议号召一切多米尼加流亡者和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加强支援多米尼加人民的运动，从而为它的斗争作出贡献；号召他们遏止特鲁希略政权有加无已的恐怖浪潮。
在审查国际局势的时候，会议强调指出，大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和它们的政府所执行的“冷战”政策的破产将为多米尼加的民主事业带来好处。会议还表示它完全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历史意义的发言，这个宣言在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上，保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团结和确定了在一切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
【德意志新闻社贝尔格莱德２１日电】南斯拉夫首都的政界人士今天说，西德总理阿登纳所说的如果南斯拉夫同东德的关系疏远，西德和南斯拉夫可能再次开始会谈这一番话，是对南斯拉夫工会主席伏克曼诺维奇６月９日对波恩进行的私人访问的积极的“和解的反应”。
贝尔格莱德外交观察家认为，南斯拉夫的一位重要政治家进行的这次访问，是铁托元帅想为同波恩恢复接触寻找一个新基础的一个不明白表示态度的尝试。波恩是在南斯拉夫去年１０月承认东柏林共产党政权后同南斯拉夫断绝外交关系的。
伏克曼诺维奇是在苏联和东德取消给南斯拉夫的贷款以后访问西德首都的。据德意志新闻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说，贝尔格莱德官员并不讳言，南斯拉夫的计划经济在突然失去这些贷款以后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南斯拉夫为了勉强过下去就将不得不在经济方面加强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目前西德和南斯拉夫的一项三亿三千万马克的贸易协定将于６月３０日满期。然而，南斯拉夫不但非常希望延长这项协定，而且还非常希望扩大这项协定。
两国一再强调，它们的贸易和信贷协定并不受彼此的外交关系的影响，也不以它为条件。贝尔格莱德政治内幕人士指出，南斯拉夫政府现在正希望取得一个对贸易和信贷问题的临时解决办法，在目前可以把贸易和信贷问题和外交地位问题分开。
德意志新闻社的记者报道说，南斯拉夫权威人士现在正密切注意西德为使波恩和华沙关系正常化所作的一切讨论。他们正把他们自己对于恢复贝尔格莱德和波恩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的希望寄托在这一讨论的积极结果上。
【新华社地拉那２１日电】阿尔巴尼亚“团结报”２０日以“社会主义的事业是牢不可破的”为题发表评论说：对纳吉集团的审判再一次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这一修正主义是积极地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审判表明修正主义者不惜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的疯狂敌人进行公开的勾结，以图实现他丑恶的企图。
评论指出，在１９５６年反革命事件中，现代修正主义表明了自己是马克恩列宁主义、共产党、人民民主度的疯狂的敌人，是美国侵略集团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政策宣传和活动的积极支持者。
评论说，对纳吉叛变集团的判决是对匈牙利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也是对煽动和支持他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判决。另一方面也是对所有阴谋反对人民自由和对那些为了一小笔美元而出卖荣誉和良心的人的警告。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６月１３日刊载了这家报纸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写的一篇通讯，题目是：“南斯拉夫面临另一次攻击”。摘译如下：
最近铁托元帅同共产主义世界的敏感的关系的严重破裂，再一次暴露了重新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如何。它不仅表明莫斯科不能容忍有任何跟它竞争的共产主义中心存在，而且也拒绝同贝尔格莱德发生任何固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除非南斯拉夫人服从俄国的看法。
这样一来，贝尔格莱德打算不要跟共产主义世界步调太不一致和取得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威望的承认的想法再度落了空。对压力说“不”
第一个影响就是加强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决心和他们的南斯拉夫爱国主义；对外界压力说“不”，像过去其他政权一样，一直是这个政权的长处。但是俄国的经济制裁——在最近以前，南斯拉夫还享受异常有利的贷款和其他便利——可能意味着对南斯拉夫经济计划和一般对外贸易的某种挫折，尽管这比１９４８年施加的类似的压力容易忍受一些。
共产党批评者指责铁托元帅“脚踏两只船”，等他一旦认识到他的政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目的的时候，这种做法的确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南斯拉夫领袖们作了很大努力来修改他们的看法，使之接近于真正的一致，然而不达到真正的一致。
匈牙利革命使各地共产主义所受到的震惊足以使铁托深信，共产党政权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但是，虽然东方的吸引力很强，它也有自己的限制。南斯拉夫人既不愿丧失他们的独立，也不愿放弃逐步成为一个东欧内部和同苏联关系中的一个开明的共产主义的机会。西方的支持
在这样小心翼翼地逐渐接近俄国的同时——并且始终希望，苏联集团的顽固态度可能发展出来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联邦”——铁托元帅仍然指望西方给予支持。无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管他似乎多么经常地忽视他同西方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却是他同莫斯科之间神经质的调情中的重要因素，是他取得讨价还价地位的实力的来源，是他的“不承担义务”的立场的支柱。每当通向西方的路线似乎被切断的时候，苏联便不止一次地加强压力。
在国内，这个政权一面小心地保持它的政治垄断的完整，一面迫切地集中力量来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农业。因此，经济自由化、工业和地方自治同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仍然像德热拉斯在四年前因之栽斤斗时一样未获解决。他的结论，甚至结论在老百姓中引起的反应产生了震惊，这种震惊首先使民主化的趋势缓慢下来，然后使它完全陷于停顿。四年后，当时似乎是微开着的那扇门关上了，尽管外界的压力已消除，国内经济情况有很大改善。党的权力
这并不是说这个政权已经恢复那种讨厌的共产党政府形式。高压手段时时出现——例如最近对旧社会党的年老、无能为害的领袖的审讯——但是这是一种例外，它表明放松是党的特惠，党的权力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上的权力下放和自治正在开始影响到政治方面，甚至影响到执政党本身。常常批评党的地方领袖过多注意狭的地方利益，就证明在国内进行这种改革的情况下，要在执政的政治团体中保持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愈来愈困难了。
工人委员会在开始出现——特别是在有工业传统的地区——并且开始对中央当局施加压力。当产业工人的不满——这种不满在一月间图博符伊矿工举行罢工时达到顶峰——有产生政治后果的危险的时候，铁托元帅的反应是支持这种不满并且命令迅速采取措施至少消除造成不安的某些比较明显的原因。党的官员和工厂厂长的特权、地方党的中坚分子干涉工人委员会的活动、分配利润的不正常情况、奢华的房屋建筑、购买和使用公家汽车的浪费等现象都受到谴责；实际上跟“职务方便”有关的以及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歧扩大的一切现象都受到了谴责。一夜功夫街上不再看到送孩子上学和妻子上商场去的汽车了。星期天的足球赛不再引起公家汽车使交通阻塞的情况了。官场中比较朴实的生活成为规律。私营商业
可是南斯拉夫社会有另外一个阶层——准许存在的小型私营商业，它们近几年来很繁荣。政府一旦提供方便让私人购买汽车并且开始生产和输入更多的消费货物以鼓励私人修建时，裁缝、鞋匠、铅管工人和电工以及私人开业的律师和医生就开始利用这些新的机会。
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地位也有了信心。虽然还在含糊地提到“农村社会主义”，但这只是为了安慰共产主义良心。人们希望，经验将教农民知道新的自愿联合和现代耕作方法的好处。同时，农民们正在修缮他们的房子，修建新的农舍，投资，购买农具——虽然不准土地私有者拥有作为社会主义象征的拖拉机——以及把他们的土地图起来。同时，他们喜欢打财产官司，这是巴尔干农民自从第一次从土耳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开始有了土地以来爱做的一件事。
领导人们可能决定，只有通过他们的倡议和得到他们的许可才能实现任何政治上的改变，但是居民方面同执政党方面之间的愿望和利益不可避免地耍有进一步的折衷。人们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已察觉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