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报”的文章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５月３１日电】明天的“战斗报”在一篇纪念贝尔格莱德宣言签字三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对南斯拉夫的许多不能容许的行为，是说明苏联外交政策又开始奉行的方针的一个非常不吉之兆，并且同公开宣布的原则和庄严签订的文件形成可怕的对照。这家报纸说，在不久以前的过去，给国际劳工运动、给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损害，也给苏联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老一套政策复活的征象，是放弃同南斯拉夫友好合作的初步迹象。
“战斗报”追述道，国际劳工运动和全体进步人类曾经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事业的一项非常重大的贡献。“战斗报”接着写道：“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从来不认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的党之间的国际协定和庄严宣言是一纸空文，而认为这些都是相互之间的义务。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过去曾经以而且仍然要以积极的具体行动和不断的努力，来设法一贯地应用和全部实现南苏文件中包含的原则和决定。它将再一次本着这种精神纪念这个周年纪念日。”
“不幸，苏联却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重大的周年纪念日。它刚刚以国与国的关系方面的一个具体行动——单方面取消一些国际义务——加深了和扩大了同南斯拉夫之间的意识形态讨论。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三周年前五天，苏联通知说，在今后五年中，它停止了完全有效的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２日和８月１日的南苏经济协定所商定的对南斯拉夫的信用贷款。”’
“战斗报”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以“原则和实践”为小标题引述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指出了这样的原则：“互相尊重并且互不以任何（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内政。因为国内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
“战斗报”说，但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苏联方面却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放弃自己的纲领。
一个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它自己的纲领中阐述、系统化和提出它的意见的权利受到了反对。
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一贯地按照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原则行事，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虽然在早些时候接受了邀请——拒绝派遣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接着在国与国之间的方针方面采取了消极的行动；例如，已经共同商定和详细安排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被取消了。
“战斗报”指出，贝尔格莱德宣言还强调“终止散布不信任和在任何方面有碍于造成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和各国和平共处气氛的任何形式的宣传、错误报道和其他行动”。
报纸接着写道：根据目前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修正主义”的运动，而且在这种运动中国与国之间的方针方面也开始有报复行动，这样就日益清楚，为什么若干个月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没有得到关于南斯拉夫的真实消息，为什么对舆论隐瞒关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相。在中国和苏联的报纸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报纸上，最近开始了一个故意进行错误报道的运动，一个露骨歪曲南斯拉夫真相的运动。
“战斗报”写道，在“理论”文章中，我们的意见被系统地加以歪曲。不仅如此，还把任何一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意见和说法说成是我们的。例如，硬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说资本主义可以自动地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不再需要，工人阶级不需要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意图保持警惕，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工运动不需要团结，共产主义政党不起积极作用等诸如此类的话。“南斯拉夫的”意见就是这样被捏造出来，然后，当然加以谴责的。
“战斗报”还引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联合宣言中这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不同道路和多种形式、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应当以自愿和平等、友好批评以及就两党的争执问题进行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为基础。
这家报纸强调说，在目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展开的“讨论”中，丝毫没有要用论据的力量来反驳南斯拉夫的观点的价值，而是仅仅说它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像什么“背叛社会主义”、“帮助美帝国主义者”之类的帽子再次流行起来。
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实际上被谴责为某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谴责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不能容许的现象。要求的是绝对的意见一致。“战斗报”说，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一方面应当干脆放弃自己的意见，它应当停止执行它的政策。
“战斗报”在“合作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的小标题下首先援引了贝尔格莱德宣言。那个宣言说明了这个原则：“承认和发展国际间的和平共处，而不问各国间的思想体系的不同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这就是指各国在一般国际关系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那个宣言又说：“进一步发展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全面合作是完全符合两国的利益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战斗报’强调说：“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当采取普通的和平共处的形式。恰恰相反，它一向努力争取一种更要高得多的和更为发展的合作形式。
“一种比较高度的合作形式自然不能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否定，恰恰相反，它必须以一贯地应用这三个（原文如此）原则为前提。要实现比较高度的合作形式，首先必须在实践中一贯地应用所有那些正常的国际交往规定。
“然而，从现在正在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最近方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比较高度的合作形式是以甚至背离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背离当今国际交往的最基本规则为前提的。从正在再次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作法和行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张采取这种政策的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就其标准、属性和作法而论，应当低于通常的和平合作的水平。因为，虽然一方面在原则上承认需要‘国际间的和平共处，而不问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如何，，而另一方面，当涉及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时，却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阻碍进一步友好合作的一个障碍。”
“战斗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各报刊的文章中和某些领袖讲话中所谓南斯拉夫近来扩大和加深了它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家报纸说，“南斯拉夫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苏南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应该完全到对方去寻找，不应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而应从纯粹是政治性质的原因中去寻找。”
文章然后说，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观点分歧过去并没有妨碍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在１９５５年响应南斯拉夫不断表示的要使它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和努力。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关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形式和策略的分歧，一点也没有妨碍像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和宣言这样重要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文件的拟订和签署。这些分歧也没有妨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具体合作或同其他东欧国家合作的发展。
“战斗报”说，“如果今天由于过去也存在的同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策略上的分歧，早先那种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相互合作变得困难起来，那末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一切进步人类所热烈欢迎，并寄于重大希望的那种政策正在被放弃掉。
“放弃同南斯拉夫友好合作的初步迹象，就是恢复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曾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而且对苏联自身的利益也造成了损害的老政策的征兆。
“在所有这些南斯拉夫和苏联签订的文件中，都着重强调南斯拉夫和苏联发展友好合作的主张，认为这是有更广泛的利益的”。
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的莫斯科联合声明说，两国政府贝尔格莱德宣言中所表示的原则——这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奠定了全面的友好合作的基础，并且有益地促进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利益。
“战斗报”强调指出，正是这一段话也说明了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方针改变以后所能产生的结果。
这家报纸还回顾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１９４８年的“南斯拉夫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所有的争执原都可以通过合作和同志式的各党之间的讨论加以处理和解决的，而斯大林人为地扩大了争执的因素，苏联为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顽固政策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文章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经济联系和国际义务”，“战斗报”引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中关于经济合作的部分，然后又追叙说南斯拉夫和苏联为了大大增进相互的经济联系的目的而缔结了两项意义很重大的经济协定。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２日签订的关于在南斯拉夫合作建设一些工业企业的协定，规定给予一亿一千万美元的投资贷款，分十年偿还，利率２％。根据这项国际协定，苏联承担了义务，应由它的经济组织准备计划并且提供设备，在１９５６年到５９年这一期间建设一座氮肥工厂、一座过磷酸盐工厂、十万??的热电设备，并且扩建和改建三座矿山。１９５６年８月１日的经济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作，来建设一项巨大制铝联合企业。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答应给予南斯拉夫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长期贷款，年利２％。这笔贷款将用向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供该联合企业出产的铝和铝产品的办法来偿还。
“战斗报”写道，在这些重大的经济协定签订以后不久，苏联方面就弄来了困难。由于对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可悲的事件估计不同，苏联一度停止履行对南斯拉夫提供贷款的义务。后来这一困难在原则上解决了。
在１９５７年在罗马尼亚同南斯拉夫领导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思想分歧不能成为互相进行有成效的合作的障碍。但是，现在苏联抛弃了这种观点。
“战斗报’”指出，苏联在它的声明中始终强调，它是绝对没有利用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任何想法的。它竭力强调说，苏联给予援助并不附有任何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条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它的经济援助在本质上不同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报纸还谈到最近“真理报”文章中这样的话：美国援助的目的是要使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从属于美国，而苏联尽力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以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经济，并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民族主权的基础。
“战斗报”问道：“根据苏联政府关于暂停履行它按照国际协定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财政义务的决定，‘真理报’上的这些说法怎么打得响呢？”
报纸说，可能以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理由。南斯拉夫认为，这种不同不能妨碍有成果的和友好的合作，特别是在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目的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但是有些人在这方面可能也有其他的看法。“战斗报’’强调说：“但是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暂停给予南斯拉夫的贷款的举动牵涉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性讨论范围以外的东西。牵涉到的是一个国家对国际义务的具体态度，它对它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态度。这并不是关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会如何影响将来相互关系的抽象的理论问题。牵涉到的是一种违反现行的国际经济协定的行动。这种违反协定的行动过去遭到、将来仍将遭到民主舆论的坚决谴责。”
“战斗报”说，在估计苏联最近的行动的时候，的确没有必要运用应当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普遍实行的相互合作的更高的形式，运用国际法最根本的准则就够了。“在这个具体情况下，这不是我们要求实行某些特别的、更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而我们只要求，至少应当尊重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今天大多数国家遵守的正常国际经济来往中最基本的准则”。
“战斗报”写道，“苏联最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使南斯拉夫公民想起不久以前的种种行动，想起了下面这些事实：在公布了恶名昭彰的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后不久，就不再履行根据国际协定承担的经济和财政义务了，相互关系中断了，一切协议被破坏了，最基本的国际交往准则被破坏了，经济封锁组织起来了，接着对南斯拉夫施加了政治和军事压力”。
“战斗报”说，今天，当有人又在恢复共产党情报局的政策的时候，回顾一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到两年半以前对于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所作的分析和估价是值得的；该报接着就问，今天展开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并且开始采用在最近的过去已经名誉扫地的方法的那些人，是不是已经忘（下转第三版）
（上接版第二）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明确教训。
最后，“战斗报”说：“进行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派代表团前来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政治领导力量系统地散布不符事实的、错误的情况，取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日益激烈的政治运动，国际关系中重又采用违背国际交往基本准则的方法，单方面停止履行对南斯拉夫的贷款义务和其他许多不可容忍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说明苏联外交政策重又采取的那种方针的一种不吉之兆。所有这些都同公开宣布的原则和各种庄严签订的文件形成可怕的对比。”
“战斗报’’在结束时说：“然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却一贯尊重自己签了字的东西。它曾经坚持不懈地努力，并且将继续坚决努力为实现自己同苏联签订的文件中的原则而奋斗。”“政治报的文章”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５月３１日电】明天的“政治报”在一篇纪念贝尔格莱德宣言三周年的文章中说，现在正在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的那些国家的负责人士，应该考虑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各地都认为接受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而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目前的破坏这些原则的行为——南斯拉夫对此没有丝毫责任
——肯定将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做法。
这家报纸一开始着重指出，自从贝尔格莱德宣言签字以来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以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就，应该归因于严格遵守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中所规定的原则，归因于互相进行了努力力来执行这个宣言。
这家报纸接着说：但是，不幸，我们遇到贝尔格莱德宣言三周年却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到现在为止在苏南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好的成就都受到严重威胁——这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领导人最近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态度的缘故。也就是说，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报纸上和公众中以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展开思想意识上的批评的方式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丝毫没有缓和下来。就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宣传运动很能叫人想起以前对南斯拉夫采取的压力政策，而苏联领袖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上签字时是答应把它埋葬起来的。但是，最近的事件表明，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原则不仅正在被人遗忘（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上从没有提到这个宣言，就像这个宣言从没有存在过一样），而且他们还从违反这个宣言的精神进到采取同它的基本条款彰明昭著地背道而驰的措施。
这家报纸在引述了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基本原则以后指出，南斯拉夫为了实现这个宣言的原则和精神已经作了积极而全面的努力，它的出发点就是：认为这个宣言应该成为有计划地发展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坚实基础。这家报纸引述了铁托总统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的评价，而且说：
因此，很自然，贝尔格莱德宣言，及后来的关于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关系的莫斯科文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十分广泛的良好反应。国际工人运动把贝尔格莱德宣言看作是新潮流的开端，苏联新政策的象征，后来，这个政策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家报纸在引述了赫鲁晓夫总理关于贝尔格莱德宣言的谈话和“真理报”关于这个宣言的一周年的文章后问道：现在这一切都忘掉了吗？现在当人们在“真理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报纸上读到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整个政策的粗暴和不真实的攻击时，人们不能不这样来问问自己。“政治报”说，由于生活在最近局势的整个时期证实了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原则，这就更加奇怪和有害了。
这家报纸随后叙述了以贝尔格莱德宣言原则为基础的政策的成果，并且说，苏联方面常常指出在履行贝尔格莱德宣言方面取得的成绩。“政治报”说：“由于现在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叫嚣，由于甚至责难南斯拉夫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我们要再举出一些苏联的这种好的评价。”这家报纸随后引用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迪拉莫”体育场发表的演说和“真理报”的文章，并且说道：
“因此，在不仅是南斯拉夫而且对方也遵守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会谈之后采纳的、而且庄严保证的原则的时候，始终存在而且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意见分歧，一点也没有妨碍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有成果的合作。”
这家报纸在引用莫斯科“真理报”的话来证明它也鼓吹这种看法之后说：
莫斯科“真理报”——而且不光是这家报纸——在它目前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忘记了莫斯科宣言和贝尔格莱德宣言；而且由于它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进行攻击而不幸把这些宣言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应对这样一种政策的后果负责。
“政治报”说，自从签订贝尔格莱德宣言以来，在客观上，我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使得苏联态度突然改变，为什么必须掀起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协同一致的叫嚣，为什么必须掀起实际上意味着否定和拒绝苏联领袖们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文件中郑重保证遵守的一切合作原则的宣传运动呢。我们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现在采取了同先前的态度相反的态度，是因为“真理报”现在认为，意识形态分歧也可能对国与国的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下面事实中寻找：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似乎没有（原电如此）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奉行了一个不同的政策——一个同贝尔格莱德宣言毫无共同之处的政策。鉴于目前发生的事情，人们不能不要问在苏联领袖们签署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文件的时候，在他们赞扬其中包含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诚心诚意地把它们看作是我们两国之间合作的持久基础。
“政治报”就苏联单方面停止贷款——就是说，有意取消苏联南斯拉夫合作的结果之一——写道：显然，不再有援助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愿望了，但是，这实际上是在损害它，使它经济情况恶化。这家报纸说，这样做严重地打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
因为采取这种行动，不仅违背了贝尔格莱德宣言的精神，而且“意识形态”的宣传运动现在显示了它的本色，原来是以不能许可的手段在国家关系中采取压力政策。这不是令人回想起我们一直在经历的某些事情吗？当然，苏联领袖们是非常了解这个措施的为害是多么大，而且在世界公众看来这又是如何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就企图模糊停止贷款的真正原因。他们企图拿关于苏联经济需要这种不能令人信服的说法来解释这种单方面行动，而不顾这个事实：这种态度使已经缔结的任何条约都发生了问题，因为较小国家或多或少得让它的经济上较强的伙伴来摆布。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莫斯科“真理报”早些时候的暗示——它表示要取消贷款的威胁，说明了停止执行上述协定的真正性质，这是对我国施加压力的运动的一部分。总之，如果说苏联的经济需要是取消贷款的动机的话，可是苏联并没有停止对其他国家的类似的贷款，而且事实上还对它们提供新的贷款，这又如何解释呢？此外，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就是说又是在南斯拉夫不愿意背离它的政策的期间，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些贷款不是曾经由苏方停止过吗？
“政治报”继续写道，虽然苏联报纸如此乐于强调，苏联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它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是，现在它们很难向世界证明它的这种态度。因为从停止信用贷款的事实可以看出，原来给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贷款是希望达到具体的政治目标，当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因为强加在它身上的态度不正确而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当事实证明南斯拉夫不愿意参加阵营而希望保持独立的时候，苏联就突然得出结论，认为它贷款给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是再也不行了。苏联政府现在在五年内停止执行对南斯拉夫的信用贷款——好让南斯拉夫人有时间来“考虑”来“改正”………“政治报”最后写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停止执行贷款协定和破坏贝尔格莱德宣言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对苏联目前政策的方法和目的的严重怀疑。
“政治报”说，因为不应该忘记，贝尔格莱德宣言是本着共处原则签订的，它是苏联和平政策的明证之一。但是，如果说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是正确的”而苏联的政策不但××（原电不清），而且从共产党情报局的武库中捡起某些方法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实质上放弃以贝尔格莱德宣言作为苏南关系的基础。这还意味着苏联的共处政策已有某种改变。人们要问：如果苏联不能与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共处，不能对它应用互不干涉和平等的原则，如果意识形态的分歧是施加政治压力的原因，如果它力图把它的态度强加于人的话，那么，苏联怎么能够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绝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持久的基础上共处和合作呢？
“政治报”认为，如果事实证明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整个苏联政策有了某种根本的改变，是因为这些宣言的原则不再有效，并且如果事实证明由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是独立的和不参加集团的国家而对它发动的宣传运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苏联目前外交政策方针的一部分，那么这的确是一个悲剧。
这家报纸着重指出，即使是最甜密的话也欺瞒不了南斯拉夫。重要的是事实。“政治报”说，不幸，就苏联目前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态度而言，事实是太明显了。最近的行动非常公开地表明，现在正在对南斯拉夫奉行一种集中施加压力的政策，在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甚至不惜采取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上不能容许的手段，虽然问题的实质是被遮盖起来的。由于这一次的目的和以前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的目的一样——那就是力图强迫南斯拉夫抛弃它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因此，在这次反对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同以前的方法一样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