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１５日电】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今天说：目前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叫嚷并不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和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的任何理论上的提法所引起的，而是有更深的根源的。铁托又说，这是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很久就组织好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不过是被用来作为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借口而已。
铁托是在伊斯特里亚半岛拉本地方纪念伊斯特里亚建矿一百五十周年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这番话的。大约有五万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铁托说：“发动这个宣传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拒绝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通过的十二国宣言上签字，在于我们出于每一个人早就清楚知道的原因而拒绝参加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而这些原因归根结蒂就是我们反对把世界分裂成各种阵营。”
铁托接着说：“但是，我们没有在这项宣言上签字和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阵营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最好的合作。相反，这意味着我们是主张在一切方面进行这种合作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这种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同其他同样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比参加这个阵营从而使已经紧张的世界局势更为紧张要有益一些。”
“我们认为，考虑到我们的外交政策，考虑到共处的原则和同一切国家合作的必要，也就是说考虑到我们整个的和平政策，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努力使世界局势不致趋于尖锐，努力避免战争。我们认为必须同一切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而不应该把我们自己局限于雨个阵营之中。这两个阵营之间将会发生冲突，并且有朝一日可能会因为它们而爆发战争。”
铁托说：“至于说到被用作对我们国家和共产主义者联盟展开这种凶狠的、远非同志式的宣传运动的借口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和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我必须强调指出，现在东方各国的报刊和言论所用的这篇纲领和这些报告的引语大部分是歪曲的，不正确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或者是断章取义，从而会使人对我们的态度得出十分错误的印象的。
“我们就举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或者某些领导人的演说中的一种说法为例，他们说我赞美了美援和美帝国主义而轻视苏联的援助并攻击了苏联。这种说法提供了一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横加最粗暴的污蔑和诽谤的借口。
“不过你们大概还会记得，在关系正常化之后，我是第一批竭力要我国人民忘掉斯大林在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４８年以后的整个时期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严重创伤的人们之一。你们还会记得，和其他的同志一起，我竭力设法使我们可以忘掉过去的事，使我们可以走上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我国和苏联之间的正常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新道路。你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有攻击过苏联；但是他们却说我攻击了苏联，，并且以此为借口对共产主义者联盟实行最粗暴的谩骂和诽谤。于是，硬把某些莫须有的东西推在我们身上，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实行最粗野的攻击。
“这里就是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所说的话：我们在极其需要援助，即斯大林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宣传压力的时候，我们从美国获得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克服了当时的巨大困难。尽管美援仅占我国国民收入的４％，但是在我们方面，如果否认我们在最困难时期获得的这种援助的重要意义，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可理解的。东方某些人想利用这件事达到宣传目的，表示怀疑我们接受的这种援助不附任何政治或其他让步。但是事实总是事实：我们没有作任何这种性质的让步，当时也没有人向我们提出这种条件。
“关于南苏关系及合作问题，我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以贝尔格莱德宣言为基础的南苏关系今天的发展是顺利的。相互间的贸易也有了广泛的发展。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例如：在南斯拉夫建立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工业企业，总额五千四百万美元的货物贷款，科学技术合作，为三千万美元的黄金或外汇贷款以及原子能方面的合作等。
“除此以外，还签订了文化议定书，而且在此基础上正发展广泛的合作，并缔结了解决双重国籍的议定书；还签订了有关建设铅厂和人造肥料厂的特别协定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关系正常化和良好的友谊关系的建立已取得了经济合作的物质基础，这对两国都有很大好处。”
铁托总统接着说：“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并没有轻视苏联的援助，也没有攻击苏联，我只是如实地说明了这些事实，至于我说这种合作对两国都有好处，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当然，我并没有进一步考虑哪一个国家从这种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也不会说我们不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重大的好处，如果他们不中止执行这些协定的话。我们是会得到好处的。
“关于对我的报告的其他指责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从这个报告中援引了不同的段落而加以不正确的解释。从我们纲领中和其他报告中所作的种种引证和摘录也有同样情况。我们特别感到惊异的是，兰科维奇同志提出的报告竟然激起了这样大的愤慨，因为他只不过提到了议论我们的和引起我们的不愉快的话，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连这样议论我们的任何人的名字都没有指出来，虽然我们是公开地、在全世界面前被人议论的。我认为，东方国家避免全文发表我们的材料以及避免使这些国家的舆论了解这种材料等做法，不是什么好政策，而且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少见的。至于我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东西，连他们咒骂我们的东西都发表了，你们还会记得，我们甚至于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全部决议。然而，他们却不发表我们的东西，因为他们怕他们的人民知道我们所说的话。显然，这里牵涉到的就是，这样做更容易对我国进行诽谤，而这就是为什么只发表那些可以在这些国家造成混乱和刺激舆论的东西的原因了。在对不明真相的人民提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当然有时要激动起来，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巨大多数的人民不再相信这一套了，因为他们说，你们在１９４８年是这样做的，后来却又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那末有什么可以保证你们现在不是做同样的事情而明天又说这是一个错误呢？
“如果这个纲领或一些报告中包含有其他共产党的某些同志所不喜欢的一些其他理论性的提法的话，可以就这些提法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发动这样激烈的宣传运动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领导的理由。让我们以‘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报纸的文章和某些中国领袖的演说为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国家的和党的领导进行了空前未有的、恶毒的诽谤和诬蔑。更坏的是，苏联报纸和其他共产党的报纸转载了这些诽谤和诬蔑。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了这种骂人的语汇，据说是来保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思想的纯洁性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解释他们的科学和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的话，他们会在坟墓中辗转不安。看来，马克思科学在从欧洲传到中国领袖那里之前已经经过这样一种变形，以致它的创立者今天也会丝毫没有办法把它认出来，也会对某些中国领袖硬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伦理（ＥＴＨＩＣＳ）特别不寒而栗。当然，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在那个遥远的国家被某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了这种歪曲的解释的话——他们用他们的不近人情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且想给别人上马克思主义课——这是不能责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
铁托说：“如果这些中国领袖有内部困难的话——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的——让他们用某种其他办法，而不要用这种对南斯拉夫的敌意攻击来解决这些困难吧。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资本、资金和贷款是怎样的一个困难，但是我们是努力用正大光明的办法，而不是在有害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他们无礼地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取得二十亿美元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人。首先，我们得到二十亿美元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虽然要得到这些钱是非常容易的。其次，他们忘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其他国家也得到了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和食物的大量物质援助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和某些其他东方国家。他们忘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几乎被完全摧毁，我们有资格得到援助，至少是为了部分地医治战争创伤。
“如果中国领袖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要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态度，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谁会得到好处，类似４８年以来的那种压力——他们自己也曾经谴责过这种对一个社会主义小国施加的压力——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可以相信，这种压力也决不会成功，而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留下甚至更深的消极痕迹。他们在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中都说，４８年的事件决不会重演，但是他们讲话的语调，进行的诽谤以及在他们的宣传中所使用的歪曲和撒谎的方法，和他们在４８年所使用的是一样的。”
这一点也是令人感到有趣的：中国领袖们之所以猛烈攻击我们，是由于我们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的政策，这意味着，他们是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在这方面，他们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卖分子处于同样的地位。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使他们感到不安。但是，战争是解决不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困难的，即使是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也罢，他们之中有些人常常喜欢强调六亿人口这一点，他们说，在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仍旧会留下约三亿中国人。我们坚持认为并且说，战争和战争的破坏不可能在世界上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坚持不渝的努力，通过各国的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以及通过同其它国家进行的建设性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点。战争是人类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我们拒绝以它作为解决各国间由于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思想而发生的争执的手段。
按照数量以及侮辱和谩骂的质量来看，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和保加利亚的报纸是和中国反对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亦步亦趋的，更不用提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了。当问题是诽谤南斯拉夫和它的领导人的时候，他们总是进行这种诽谤的第一批，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话。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整个来说是专门来攻击、诽谤和侮辱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它的领导人的。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谈得如此之多，以致它看来像是一种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派系性保加利亚代表大会。保加利亚领导人不是承认他们国内发展方面的缺点和困难，不是交待过去的错误行为，不是纠正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僭取了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他们捏造各种各样不真实的事项，批评南斯拉夫据说是恶劣的情况，并且吹嘘他们的情况，以便表明他们的情况更好，这样来使保加利亚人民得到安慰。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包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进行的全部攻击。其他的共产党也在力求不太落后，转载反对我国的所有诽谤和攻击，偶而也添上它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中也是不乏辱骂和对事实的歪曲的。从所有这些讲话、攻击的语调和诽谤来看，这次宣传运动似乎是经过长期的组织的，这些国家内的某些领导人不时发表的各种和解的言论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欺骗世界的舆论以便尽可能地孤立我们和使我们信誉扫地。
“当然，我们仍然认为，国家关系无需恶化，但是，这根本不取决于我们。这一宣传运动也使我们的国家和其领袖对我们进行攻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某些领袖所谓决不可让理论讨论使国家关系恶化的言论已经完全信誉扫地了。如果进行的确有原则的和同志式的讨论的话，我们相信国家关系不会恶化。但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和党的领袖所正在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因此，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经牵涉到了国家关系，下面的一些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一、苏联政府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一开完以后就在两年中第二次破坏了给我们的重要工程以信用贷款的国与国之间的协定；二、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一开完以后，苏联就取消了国事答访；三、残废退伍军人代表团的访问取消了；四、其他已经计划好的各种互相访问都已经放弃或取消了。当然，这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而是在国家方面做的事情，因此，一切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强调都是荒谬的，因为其中牵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铁托接着说，“在最近在索非亚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演说，除了谈到其他事情之外，他毫无理由地攻击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袖，其措词与同志式的批评毫无共同之处。他把我们说成是特洛伊木马，西方帝国主义者要在它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在他的演说中——正像以后会看到的那样——他不但攻击了南斯拉夫的领袖，而且还攻击了我们的各族人民。我们的人民曾吃过斯大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政策的不少苦头，因此，当赫鲁晓夫同志曾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激烈谴责过这一政策，今天仍然重复这一政策并加以××的时候，就使我们感到伤心。（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赫鲁晓夫同志在索非亚说，我们是劳工运动中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他说：决不能设想美国垄断集团会对加强社会主义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感到兴趣。这个国家（就是南斯拉夫）的代表人物硬说我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们（即我们南斯拉夫人！）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的。结果就出现了令人奇怪的情况：帝国主义者想通过这个国家（即南斯拉夫）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他以讽刺的口吻指责我们在同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美国勾结。
“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美国人给我们援助并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正像在２１年和２２年时一样，当时在苏联遭到严重困难和旱灾的时候，他们曾帮助过苏联，那并不是希望这会有利于加强苏维埃政府。那时他们所以给与巨大的援助是因为苏联发生了饥荒。在４９年以后美国人开始援助我们，那并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而且他们也不掩饰这一点——而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南斯拉夫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抵抗斯大林的压力，和维护它的独立。但是，如果美国的某些人士在这方面抱有其他希望，那同我们无关。斯大林的经济封锁和威胁政策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专家估计，这种损失达六千亿第纳尔左右。因此，美英法三国的援助使得由于封锁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而处于严重的困境的南斯拉夫得到很大帮助，而同时美英法三国在世界上得到很大的道义方面的好处。”
铁托接着说：“赫鲁晓夫同志时常重复说，社会主义是不能用美国的小麦来建立的。我想，懂得怎样建设的人是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而不懂得怎样建设的人即使用自己的小麦也不能建立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同志在他这篇演说中说，我们靠着‘帝国主义国家以陈旧的货物的法式’给与我们的施舍生活。首先，我们的人民并不依靠任何人的施舍生活，而是尽自己的巨大努力来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其次，我已经说过我们为什么还必须接受某种长期信贷方式的援助。第三、美国的小麦、棉花和油脂并不是陈旧的货物，而是一切世界市场上非常需要的商品。然而，美国的小麦并不比我们没有得到的苏联小麦差，而且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商品，是世界上价值非常高和非常有用的东西，因为它们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地克服了那些本来应当帮助我们弥补４８年和５３年的经济封锁及政治压力给我们带来的损害的人不幸正在为我们制造的困难。最后，当最近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要求同美国缔结一项信贷和长期经济合作的协定的时候，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在道义上有什么权力由于美国的援助或信贷而责难我们呢？在这里不仅是不讲逻辑，而且攻击和诽谤我们、说我们为了得到美国援助和信贷而出卖自己这种作法甚至是无耻到极点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他在索非亚发表的讲话中说了许多攻击南斯拉夫和它的领袖们的话；但是最奇怪的是，他现在采取了中国领袖们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即为恶名昭彰的共产党情报局决议——永远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国际劳工运动史上的可耻污点的一本小册子——进行辩护的态度。当人们今天阅读这个所谓决议的时候，他们将看到，它是以多么荒谬的捏造和诽谤为根据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更加恶毒地诬蔑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目前的宣传运动中——不是讨论！——赫鲁晓夫同志等又采取这种使社会主义丢脸的行动。赫鲁晓夫同志喜欢开玩笑地说：‘在战斗的时候，用什么棍子都行’。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所谓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非原则的宣传运动中，这是一个软弱的、有害的武器。
“根据事情的逻辑，在他们摘引共产党情报局决议来攻击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回溯既往，陈述在四年多内反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种种恶行和我们驳斥在１９４８和以后几年斯大林发起的指责的论点。但是，这样做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有人责备我，因为我在我的报告中谈到斯大林的政策是消极的，对于南斯拉夫和一些小国以及对于苏联本身都是有害的。但是，我认为，我所讲的有关斯大林的话并不比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过的话更多、更尖锐。此外，我所举的事实是全世界老早就知道的。这是历史，斯大林的压力政策的历史和他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恰当的政策的历史，而我们既不敢让、也不愿让历史被篡改。因此，我仅仅是作为历史事实提出这一点，不是别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对整个国内生活有历史性重大意义，它不能够对过去消极的表现保持缄默，它也不能遮掩这些表现，也更不能不谈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段期间的形势发展。
“这一切都是使我们为难的，但是，我们将奋斗，保卫我们自己不受各种不公正的指责，不受各种诽谤和攻击，因为这一切叫嚣都是为了扼杀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适当和公正的关系的原则性论点。”
铁托对出席大会的人们说，你们可以相信，对于这些攻击，不仅我国的领导人员，而且我们各族人民，这一次也都保持完全的镇定和平静。看来我们命该在各方面的不断打击下建设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最沉重的打击则来自那些应该是我们最忠实和最好的朋友方面。看来历史已经为我们规定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甚至要维护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免它退化；要使社会主义从目前世界上的混乱状态中，带着一种将为它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胜利道路的道义力量出现。
铁托强调说，“我们的领导人受到指责，说他们煽动人民仇恨苏联从而毒害人民。但是，这是不真实的。正相反，我们很吃力地在我们各族人民中间恢复由于四八年以后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骇人听闻的行动而不能建立的信任。让他们去问问我们的普通人民，这是不是真的，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最近对我国采取的行动有什么想法。我们不仅没有煽动我国人民去反对苏联人民，而且我们将来还要努力使目前这个宣传运动引起来的愤慨情绪不要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扎得太深。我们的人民对苏联或其他国家人民并不怀恨。正相反，他们钦佩苏联人民，把他们当作在历史上受过很多苦难，进行过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兄弟人民。但是，在我们人民的心中，由于对我国所采取的行动而积聚起了许多愤慨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就是苏联人民也是不了解的。
“甚至在今天，有些领导人，譬如说中国的领导人，就像在１９４８年常见的那样，发表文章和讲话，说什么在所有这些争论中，我们的人民跟我们是不一致的，而跟他们是一致的；说什么他们是反对我们的，但是他们无法可想。只要想一想：我们的人民，他们过去有能力清算希特勒军队，他们清算了一切吉斯林分子而竟然不能清算我们——尽管他们说，我们的人民反对我们！他们对于我们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政治成熟和觉悟看错了。在反对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中，１９４８年的老方法又出现了，其唯一目的是欺骗他们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用那种宣传欺骗不了我国人民，我国人民是清楚知道这些事情的，他们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不隐瞒任何事情的原因。相反，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就发表他们全部的演说和指责，以便我国人民能够熟悉它们。但是攻击和指责我们的那些人是怎么作的呢？他们不公布我们的任何材料，因为他们不敢让他们的人民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不敢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态度。这种荒谬的指责对他们也是有害的，因为真理最后总要获得胜利。我们不会由于这次宣传运动而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也会知道如何克服这些新的困难，我们将知道如何保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纯洁的旗帜，过去，我们也曾光荣地高举这面旗帜通过一切风暴和来自各方的进攻。
我们并不希望进行这场斗争，因为我们自己的烦恼已经够多了。但是，既然斗争已经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自卫，任何东西都不会吓倒我们，使我们不敢为我们认为正当和公正的东西的胜利而战斗。主要的是，我们有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我国工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紧密的团结。
铁托总统最后说，坚决为进一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等等，这样我们就会给那些攻击和诽谤我们的人以最好的回答。铁托的讲话博得热烈的掌声和热情的欢呼。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１５日电】铁托在拉本的长篇演说几乎占了１６日“战斗报”的两个整版，贝尔格莱德电台在一天内把这篇演说广播了三次。铁托演说的内容除讲国内问题外，曾对中苏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对南共修正主义的批判大肆歪曲和攻击。
铁托在演说中对中国加以恶毒诽谤和嘲骂，如说中国攻击南共是为了解决自己内部的困难；说中国领导人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说中国领导人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站在同样立场上反对南方的共处外交政策等。铁托在演说中对自己则极力辩解，说他从未攻击过苏联；说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报纸和演说对南共纲领和报告的引用是不正确的、有时是捏造或曲解。他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攻击南共并不是由于南共纲领中的理论观点，而主要是由于南共拒绝在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和拒绝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另外铁托还用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嘲骂人民日报和中国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