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１１日电】第三次日中渔业协定到明天就要期满，因此，社会党今天以铃木委员长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国的周恩来总理，表示“希望暂时还象有协定的时候那样处理。”
社会党决定在明天召开国际局和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联席会议，商量对策。
【共同社东京１１日电】水产厅长官奥原今天就中国拒绝延长日中渔业协定的消息发表谈话说，延长协定的事情遭到拒绝，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我国水产业界准备按照同有协定时期一样的精神，诚实地遵守规定，大概不会给中国方面添麻烦。希望水产业界人士自己约束自己，不要因为没有协定，就乱搞。
【共同社东京１１日电】日中渔业协议会副会长山崎喜之助谈：要变成没有协定的状态，大体上是预料到的。根据电报，知道这是对岸信介政府的强硬手段，而不是我们渔民自己的责任。因此，我认为，这次没有协定的状态不是冷酷的无协定状态，而是温暖的无协定状态。我们这方面要努力定出包含日中渔业协定精神的国内规定，不给中国添麻烦。因此，１１日下午要在渔业协议会会议上研究办法。
【共同社东京１１日电】福冈电：日本西部的东经一百三十度以西拖网渔业的各个基地表现出暗淡的情况，要求早日解决日中关系和签订政府间协定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各地正在相继举行市民大会。
因为第三次日中渔业协定将在１２日期满，即使从１３日起在协定划定的界线外边谨慎地进行捕鱼，但是，仍然有因侵犯领海而被拘捕或枪击等的顾虑，捕鱼数量不可避免地将会减少。
【日本通讯社东京１０日电】日本新闻记者会议在１０日举行的第四届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岸信介政府改变对中国不友好的态度，尊重民意打开目前日中两国间的紧张状态，促使两国经济、文化早日恢复正常关系，并早日实现互换常驻记者。
决议指出，为了增进日中两国人民互相间的理解，尤其是为了打开两国间的紧张局面，在目前的情况下应首先实现互换记者。决议坚决表示，日本新闻记者会议全体会员将为此竭尽力量努力到底。
大会全体与会者一致反对，现在日本新闻报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共”，因此决定将一同展开废除这种称呼的运动。
１、日经济企划厅官员评我十五年赶上英国（第一版）２、怀特公开宣布美国正运送坦克和飞机武装黎约伊“对抗”阿
联（第二版）３、艾麦会谈结束，未就经济问题作出决定（第三版）４、苏驻美大使说社会主义必将获胜但这同和平共处原则并不矛
盾（第四版）
【新华社新德里讯】印度“德里时报”６月１日刊载卡尔楠所写的一篇题为“通过分析的眼光”的文章。
文章说，“有一则消息说，中国毛泽东主席在烈日下在一处工地劳动了五个半小时。他和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副主席同十万工人在他们在北京附近修筑的水坝和水库工地一道进行了劳动。这是在同时间竞赛，因为，如果水坝和水库在十五天以内完不成的话，全部工程就有被夏季大雨冲毁的危险。鄙人想请读者注意这件事情的用意，不是要宣传中国的建设工程，尽管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友好的行动。但是，当我想到这位伟大的领袖在烈日下实际劳动了五个半小时的时候，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我一向认为，不应该邀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仅仅在仪式上铲第一下土，，或者仅仅在基地上放一盎司混凝土，而是应该请他们像其他工人一样劳动上几小时。
文章接着指出：“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铲第一下土——照例旁边围着一群摄影记者，而且有半打的新闻官员准备以他们为题材写“特写”——是英国总督时代的典型。领袖在实际上同工人一起劳动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标志着我们两种制度的不同。我们的政治家是坐在扶手椅子里的政治家，我们的官员是官僚主义的官员。
“这将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试验——请政府的一位部长到某个乡村发展计划的工程中去劳动五小时，看他怎样反应。他就会拼命逃走。这个建议会被认为是鲁莽的，胆敢提出这种建议的下级官员或者工程师可能非常了解会产生什么后果。
“中国的不同在于，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是直接从防御工事那里、直接从街头上来到委员会办公室和各部去的。这就造成了所有这些不同。他们并不是坐扶手椅子的人。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两个计划之间的不同呢，我们的意思是说官僚主义的计划和人民的计划之间的不同呢？在这里，工务局人员和营造人员是执行计划的现场人员。而在中国，政治家、官员都是现场人员。他们是看到过实际行动的人。但是各个国家的历史是不同的。我们是否能够用意志来改变它呢？可能。天下有什么事是人不能做的！”
【新华社香港１１日电】香港政府发言人今天为其无理阻止中国学校悬挂国旗一事进行狡辩。
发言人对我国向英国代办提出的抗议发表谈话说：“通常，香港并不禁止悬挂任何国家的国旗。但是，香港政府对维护安宁和良好的秩序很关心，因此，不鼓励以可能会引起事件或者破坏安宁现象的方式或者在可能引起这类事件的场合广泛或经常悬挂国旗。在悬挂国旗具有半政治意义的５月１日这样一些场合尤其如此，而教育司认为这样一些场合是不宜由学校举行庆祝的。
“正是根据这种政策，教育司才没有答允八所学校要求在５月１日只悬挂中国国旗的请求，同样，新侨中学要求在５月１０日举行节目带有政治性质的校庆的请求也被拒绝了。”
【路透社伦敦１１日电】一位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英国正在研究共产党中国的一项抗议。这个抗议照会硬说，香港的中国居民被阻止悬挂他们的国旗或者唱中国国歌。
发言人不能说明何时给予答复，或者是否将给予答复。
【路透社伦敦１１日电】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英国已经答复了共产党中国最近提出的抗议，“有礼貌地驳斥了所谓一架英国飞机曾经故意飞过中国领土上空的说法”。
发言人说，复文是“若干天以前”在北京递交的。
中国于上月底提出的抗议指责一架英国军用飞机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演习期间侵犯了中国领空。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从来没有在香港或香港周围举行过什么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演习”。
编者按：日本“东京新闻”４月７日发表了日本经济企划厅调查科长后藤誉之助所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我国十五年赶上英国，标题是“对共产党中国生产力的估计”，付标题是：“亚洲的经济竞争”“日本是竞争的对手”。转载如下：
最近美国和英国的驻日本记者先后前来访问我。我以为在目前这样时候，他们会问到有关金融紧缩的问题，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是：“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后，在亚洲经济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是日本？中共？还是印度？你认为究竟是哪一国？”我知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年１１月在１０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之前，曾宣布说在今后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苏联在工业生产上将赶上和超过美国。我认为美苏之间的这种经济竞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竞赛中，是比军备竞赛和人造卫星更为重要的竞争点，其推移过程值得密切注意。但是直到外国记者提出上述问题以后，我才注意到以前忽略了的一个问题，即亚洲也存在着同类性质的竞争，也就是说经济力量的远东奥林匹克已经开始，日本并不是一名观众，而是一个竞争的当事者。十五年后将赶上和超过日本
中国从今年四月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去年１２月在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并且提出了远景计划。他说：“今后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即１９７２年，我国将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并超过英国。”
中国根据什么抱有这样的野心呢？下面是作为李富春报告的依据的中英两国的长期工业发展远景数字（中国研究所米泽、山内两人摘自２月１日人民日报），我又加上了印度和日本的远景数字（请参阅下表）。中国、英国、印度和日本工业发展比较表
注：（１）中国１９５７年栏括弧内数字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增长率。（２）中国１９７２年栏括弧内数字是推算出来的必要增长率。（３）英国１９７２年栏括弧内数字是１９４１—１９５６年每年平均的增长率。（４）日本１９６２年栏括弧内数字是新五年计划预定的每年增长率。（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关于这个表上中国同英国的比较，还需要作若干说明。以钢锭为例：英国１９４１—１９５６年每年平均的增长率是３．５％，根据这个增长率和现在的生产量计算，１９７２年的生产量是３６４６万吨。中国在１９７２年要在钢锭产量上赶上英国，达到４０００万吨，必要的增长率则是１３．８％。这个必要的增长率，比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增长率３１．２％要低得多。因此他们认为“到１９７２年赶上英国是轻而易举的”。但这个想法本身不用说是有问题的。因此，中国１９７２年的数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发展数字。但是煤和肥料在第二个五年针划的最后一年，估计是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印度一栏，是把它的第二个五年针划的目标照样列入的。日本１９７２年的数字，则是根据新五年针划预定的每年增长率推算出来的。大米产量十年内
将达到同一水平先把英国放在一边，且来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和日本。印度即使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还赶不上日本前年的实际生产水平，因此远东奥林匹克的角逐者就剩下了日本和中国。
日本的新五年针划和中国的第二个五年针划恰好时期相符。中国如能按计划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虽然这里还有许多疑问），在钢锭产量上将达到１２００万吨，将超过日本１９５６年的产量。但是同一年日本的钢锭产量可达到２０００万吨，因此仍然是日本居先。不过目前存在于彼我之间的工业生产力的距离却将逐渐缩小。从上面所列的比较表看，中国到１９６２年将赶上日本现在的水平，并且准备在１９７２年以前就超过日本。中国不把日本，而把英国当作它要赶过去的第一个目标，这显然是没把日本放在眼里，令人不快的，但是在农业方面，似乎很明显的是以日本作为竞争对手的。
不久以前曾到日本视察的中国农垦部长王震，在回国以后发表谈话说，十年以后中国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赶上日本，十五年以后，在所有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上，都可以超过日本。
对于这种远景，有很多人马上可以举出若干反证。如说“中国的庞大的计划目标，只是一种宣传，要实现是决不可能的”，“过去是从无到有，所以增长率很高，今后会降低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领导者之间的倾轧越来越尖锐了”，“人民生活很苦，越来越不满，这会妨碍计划的实现”等等。当然，我也并不那么天真，完全相信中国的说法。但是，他们虽有上述各种弱点，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却是事实。特别是中国把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和日本当作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以赴，这种气势，我以为是可怕的。
落后的国家把某一个先进国家作为假想敌，并把赶过它去作为“国家的目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段。十六世纪英国把赶上西班牙作为“国是”，终于在１５８８年打败无敌舰队而称霸。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国内内战频仍，国力衰退，国外则有荷兰、法国的抬头，遭到威胁。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古典著作的威廉·皮蒂的“政治算术”（１６９０年）一书，就是为了论证英国在经济力量上不低于荷兰、法国而写的。十九世纪中叶，新兴起的德国，为了推动迟于英国而开始的产业革命，由于国家落后，没有殖民地，又缺少自然资源，因此特别致力于发展创造人造资源的化学工业，最先把“人工蓝”的合成试验成功，排挤了大英帝国的重要财产“天然蓝”，而使其趋于没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今天，苏联把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国是”，终于在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超过了美国。中国也逐步明确提出了赶上和超过英国和日本的目标。日本已经处于受到挑战的地位。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以不带成见的眼光对中国（可能的话也对苏联）的经济发展力量首先给以客观的估价，然后应该明确认识到，日本为了不被赶上，需要付出多大努力，需要完成多大的工作量。战争时期，我们有一个口号是“坚持到胜利”（尽管它是错误的）。战后十二年间，又在“一切为了复兴”的口号下拼命干过。现在，国民生活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以上，我国正处于一种松劲状态。考虑到上述中国的挑战，为了推动我们的社会更向前进，提出一个能够唤起国民注意的某种国际目标，在我们来说不也是很必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