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９日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刊载了对于中国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文章的评论“关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们认为１９４８年共产党情报局提出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引自“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人民日报”社论的原文是：“我们认为，１９４８年６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编者注〕一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卡尔·马克思诞辰的一百四十周年发表的，但是在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幌子下，它几乎通篇都是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整个政策和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攻击。实际上，这篇文章是要求国际工人运动向“人民日报”所谓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用那篇文章的话来说，这不折不扣是“关系国际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场大斗争”。因此，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名义宣布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头号敌人。简单地说，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实质，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篇文章表示我们的意见，特别是因为这篇文章已经广为传播。
当然，对于这篇文章中的“论据”，是没有什么必要进行论战的，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自己并未作什么努力来用论据和事实来证明任何东西。他们专断地、自以为了不起地以“最后真理”的裁决者自命，断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以及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政策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可是，任务虽然自命不凡地提出了，但是在实现这个任务方面文章作者们仍然未作多大努力来寻求论据。
他们仅仅把共产党情报局１９４８年的决议从档案中搬出来，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不同国家出现的各种修正主义趋向的帽子完全戴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头上，甚至公然以替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含沙射影之词，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确，在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和共产主义者联盟方面，中国报纸上的这篇文章肯定超出过去几年中对我们提出“批评”的人们之上。在这一切之外，还加上了一剂——说得轻一点——非常枯燥无味而且完全是多余的警告。其所以说多余，是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因此任何想施加压力的企图只能遭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坚决抵抗。
我们不希望陷入这种水平的讨论，因此我们不想同这篇文章展开论战。在我们这篇文章的附录中，我们摘录了这篇文章中有关南斯拉夫的各段话，我们相信，我国的舆论是懂得如何对“人民日报”企图以这样咄咄逼人的声势强加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身上的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程度和性质作出正确判断的。
可是，在我们面前仍然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目的和作用以及这篇文章和它所反映的政策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这种行动发表我们的意见。
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讨论共产党之间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吗？凡是看过“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人都会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此。当然，我们不能也不愿剥夺任何人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和政策的权利。但是，如果想使这样的批评对澄清国际共产主义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真正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不但它的语气应当是建设性的，而且它的内容在论据、事实、分析、观点方面也应当是建设性的。但是，正如上面所强调的，我们所谈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们既不想提出任何论据，也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最坏的含沙射影的中伤。一切事情都说明，这篇文章的目的显然是要阻止对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具体的问题作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澄清，并且使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仅仅因为它正是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而陷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孤立状态”。因此，所牵涉的问题不是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之间任何种的同志式讨论，而是对这种讨论的粗暴的破坏。
由于这里牵涉到的正是这一点，作者们写的这篇文章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纲领似的。我们倒宁愿相信他们没有看过这个纲领，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写“批评”的方法同对一个共产主义纲领的善意批评的作者们应该具有的那种科学的和社会主义的认真态度很难调和。最后，要想写出像上述“人民日报”文章那种类型的文章，作者实际上不需要看或是研究他所批评的东西。实际上这里牵涉的并不是什么批评和讨论，而是一个没有辩护权的判决，一个要某人无条件地履行的判决。但是，除了为害很大以外，这篇文章和它反映的政策的很大的弱点和站不住脚的性质也在这星。
读者一弄清楚这篇文章的这一特点，他对于文章作者们的思想方法以及在这篇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所谓的批评中运用的这种行动的方法和逻辑就不会感到惊奇了。由于作者们并没有应用论据、事实、建议、科学分析等，他们自然而然必须要采取用一个文件同另一个文件相对比的方法。当然，作者就用这个方法马上在这里提出据说应当相信是绝对正确的具体文件，并且宣布凡是跟第一个文件不符合的其他一切文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起分裂作用和破坏作用的。
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这种所谓的对团结的关心背后是些什么和实际上什么是对团结的真正的关心，因为这需要过多的篇幅，但是我们愿意提出“人民日报”显然当作它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它的纲领的出发点的那些文件的性质。
当然，这里有“十二国共产党宣言”。我们并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而在布里俄尼的全体会议上，我们曾公开声明，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宣言上签字，是因为我们不同意它的某些论点。人们早就知道这些分歧之所在。任何人都不怀疑，我们的纲领必须反映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所存在的某些分歧。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分歧竟有必要成为这样一种“思想”十字军的攻击目标呢？何况我们先前已经同意，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能够在保卫和平与社会主义和加强世界进步力量这些广泛得多、重要得多的方面积极地进行同志式的合作，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完全一致的思想和共同的利益。这里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要么是现在攻击我们的人们以前的态度是不真诚的，是抱有隐蔽的意图的，要么就是他们在同时态度已经变坏了，重新采取了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的那些为他们自己所批评和拒绝了的老方法。
我们并不想答复这个问题。时间将会说明问题。但是，人人都应当明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并不希望、而且也不会是受任何人的政策摆布的被动的对象。因此，正象铁托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任何人如果指望我们违背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上的原则态度，那只是浪费时间，”这就是说，如果任何人认为能够用压力或者用空洞的策略使南斯拉夫放弃它的原则立场，那只是浪费时间。我们深信，不管“人民日报”的文章的作者是否认识到，这种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的。
但是，由于必须宣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是——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光是十二国共产党宣言还不够。因此，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从档案中搬出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臭名远扬的决议。正因为如此，读者在读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后，很快就可以发现，作者根本不是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中的任何新的批判性的“发现”出发的，而是或多或少重述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把这篇文章和人所周知的那个决议简单地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第一点说：“情报局指出，南斯拉夫的领导机关，最近在内政、外交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种不正确的路线，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中国的文章说：“这个纲领草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经过列宁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一概叫做……”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第二点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对苏联的敌对政策”并且谈到“从反革命托洛茨基武库中借来的诽谤宣传”。
中国的文章说：“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恶毒地诬蔑社会主义阵营。”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第三点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底领导者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文版在这里还有“阶级和”三字——编者法〕阶级斗争的理论。”
中国的文章进了一步，硬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袖们企图“劝说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人民日报”社论的原文是：“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编者注）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第四点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底领导机关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
“人民日报”的文章的作者们引用了十二国党的宣言。这个宣言中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在引证了上述引语以后，中国文章的作者们，没有提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的内容，就接着简单地说：“宣言很清楚地描绘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南共纲领草案的内容正是表现了这样的一副嘴脸。”他们没有注意到，内容完全不是这回事，因为他们不想客观地介绍纲领草案。
的确，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同一段中，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没有单独的纲领而受到批评。十年以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又因为起草了一个纲领而受到批评。
在决议的第五段中，共产党情报局批评了“土耳其式的统治”（情报局决议中文版为：“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编者注〕和“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情报局决议中文版为：“在党内造成的官僚主义的统治“——编者注〕。在目前的场合，这一项被略而不谈。
在第六段中，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硬说，“各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是兄弟般的帮助，这种帮助正在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能够迅速改正它所犯的错误。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不但不诚恳地接受这种批评……他们以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批评。”〔情报局决议中文版为：“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底错误所作的批评，和它们用这种方式给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兄弟般的帮助，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以迅速改正它所犯的错误。”“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底领导者不但不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采取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道路，反而由于害上了极端野心，骄横和自大的毛病，以挑战和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批评。”——编者注〕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领导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拒绝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第七段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关不参加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议。
中国的文章的作者们强调说，纲领草案“采取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的态度，并且……谴责‘和平宣言’。”〔“人民日报”社论的原文是：“这个纲领草案公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与去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违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经表示同意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和平宣言’。”——编者注〕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第八段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们“走上了叛卖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事业的道路，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中国的文章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还说“这个纲领草案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上接第二版
人所周知的情报局决议在结尾中号召撤换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们在一种蔽隐的形式下实际上也要求同样的东西，他们硬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这样一种方法必然使“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我们认为，１９４８年６月共产党情报局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原电没有标明第二部分——编者注）三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不使他们自己同“当时情报局所采取的方法上的缺点和错误”发生关系，并且宣布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的第二个决议是“错误的”。
我们比中国共产党更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共产党情报局方法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不幸我们必须指出，在某些共产党内有一种过于明显的倾向，就是要尽快“忘记”所有这一切“缺点和错误”，而极少从它们得出适当的结论以免它们从新发生的愿望。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称之为“错误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二个决议开头是这样说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南斯拉夫政府处在完全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位，并变成了后者侵略政策的工具”。
１９４９年的这种侮辱和１９５８年“人民日报”的文章的作者们给人的侮辱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些作者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他们还硬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机构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应该由中国领袖们来教导我国人民什么对他们有害，什么是对他们有利呢，还是应该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这一点作出判断。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不断地使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ＧＲＯＵＰ）”这个字眼，而不是使用共产党情报局第二项决议中所用的“集团（ＣＩＱＵＥ）”这个字眼（情报局决议的中文版译为“集团”——编者注）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项决议称呼铁托同志为同志，而第二项决议取消了那个称呼。“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们所做的也是一样。
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那种想把领导机构同党分开来，使领导机构另外成为一个“集团”（ＧＲＯＵＰ）或“集团”（ＣＬＩＱＵＥ）的企图，这些企图早就在南斯拉夫失败了，同时，这种企图的发起人已经在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而且不只在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名誉。我们不相信“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不知道这一点。更加奇怪的是，已经一度在工人运动中受到最广泛的谴责的那些方法又被重新搬用了。
鉴于这些事实，当我们指出“旧而生锈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武器又开始在磨利”的时候，有些人竟感到生气，这似乎是奇怪的。
１９４８年以及它所代表和意味着的一切，在工人运动中留下了深重的痕迹和不愉快的记忆。它还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经验和一个重大的教训。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想恢复老的做法和在对待原则问题时重新搬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任何企图，只能是事先就注定要失败的，这种企图是生活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粉碎和消灭了的某种东西的微弱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共产党情报局的逻辑和方法，把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进行斗争——“关系国际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场大斗争”——当作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十年前，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决议的作者们也给自己规定了同一的任务。提一提下面一点也许是有益的：第一个决议的作者们把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斗争，而不是把关心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自己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和它的很好发展定为他们的“主要任务”，获得了一个不光彩的下场，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坚定，更坚强，更团结一致。
中国同志们现在正在如此轻易地给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决议恢复了名誉，而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决议的大多数签字人的遭遇如何呢？在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在这项决议上签字的十七人中，十二人遇到了不光彩的或悲惨的结局。
特雷乔·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伏耳科·契尔文科夫被解除总理的职务并且受到尖锐的批评。安娜·波克被开除出党。瓦西里·卢加被判处无期徒刑。拉科西·马加斯把匈牙利引导到毁灭的边缘，现在过着离开祖国的流亡者的生活。法卡斯·米哈伊因犯了反对他的共产党员同伴的罪现在狱中。格罗·埃诺也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雅库布·贝尔曼因破坏法律、逮捕和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而在波兰背上污名。格·马·马林科夫因参与了人所共知的反党集团而受到党的谴责。古斯塔夫·巴雷斯被解除党的职务。鲁道夫·斯兰斯基被处绞刑。伯德里赫·盖明德尔也被处绞刑。
我们提起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悲剧性的这一章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今天责难任何人，而是为了指出
“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由于从档案中取出了上述事件所如此悲惨、无情地否定了的文件，已经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因此，那些试图重新搬用已为历史所谴责的方法的人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四
“人民日报”的文章公开提到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样，中国报纸最近重新刊登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决议，对它赋以现时的意义，可以说是“使它复活”——让我们用最近在同南斯拉夫进行的争论中占重要地位的一句话来说——“并不是偶然的”。
在这方面，最好追述一下几个事实。
首先，１９４８年的决议是有它的逻辑的，今天认为有必要为它辩解的人必然会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以致将会断言：南斯拉夫现在在建设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已经把社会主义一词放在括号中了），而是某种别的东西，也就是，使他们解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某种东西，使它们可以发动反对南斯拉夫的无原则的叫嚣的某种东西。但是，人人都能很容易地想像，按照当前的政治趋向而不是按照社会关系的性质来断定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大科学价值和份量。但是，连斯大林武断地估计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企图，也遭到可耻的失败。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企图就更其注定耍失败了。这里，教条主义的烦琐哲学是无用的。物质的事实是摆在那里的，而事实在最后总是胜过所武断规定的公式。
其次，今天提出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决议是正确的，而第二个决议是错误的这种论点是十分奇怪的，而且从全篇文章的精神看来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或许就在明天，对这个第二个决议的价值的看法也会改变。正像我们上面所着重指出的那样，“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的语调和方法现在已经同第二个决议的语调和方法相差不很远了。事实上这篇文章的逻辑同１９４９年的决议的措词是完全不调和的。中国的这篇文章在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所用的方法事实上正是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决议和第二个决议所用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果真重新加到各个共产党身上的话，那将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巨大的损害。
当人们看到这篇文章硬说“南共领导集团拒绝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而各国共产党耐心希望南斯拉夫领导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的时候，这一切都得到了证实。换句话说，据说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期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以后会接受他们１９４８年拒绝接受的东西；而仅仅因为它们抱着这种期望，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才重新正常化。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继续拒绝接受这一类方法，因此据“人民日报”说，“这种耐心就没有了”。〔这句话是“人民日报”社论所没有的——编者注〕。
这种逻辑虽然奇怪，但是它的意义却是清楚的。“人民日报”没有任何理由也未经认可就自命有权像它自己所说那样“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它不多不少地要求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仅放弃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原则，并且还要放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每一种独立的阐述，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每一种独立的看法，在争取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每一项独立政策，而且到头来还放弃对我们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和形式的每一种独立的阐述。
如果“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们真正期望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意这一点，那么他们就理解错了，而这是丝毫不能怪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在各别问题上的态度一向是清楚地、公开地、及时地表示的，因此对这种态度的理解不需要作任何特别的努力，也不需要有任何特别的耐心。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变它的原则态度，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才能发展，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有什么东西保证合作的平等，“人民日报”文章中采取的方法和行动跟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和第二个决议中所宣布的行动和方法有什么不同。如果这就是合作的代价和条件，那么这里牵涉到的是一个刚好存在了十年之久的问题，而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来说，今天这个代价是不能接受的，正如它在十年前是不能接受的一样。看来，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冷静地想一想拒绝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拒绝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吗”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此。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始终坚决地努力——尽管有反对我国的运动——谋求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和合作，并且根据这个方针接受它们提出的使关系正常化的创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认为，恢复这些关系意味着在跟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中所表现的有害的旧方法决裂，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唯一可能的和正常的实践，这种实践包含这样的内容：即使在它们对于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某些具体方面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时候，它们也本着团结和友好精神发展它们的关系。
谁也没有权利来规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但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在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和平等的利益范围内努力争取实行最大的合作。我们是始终努力这样做的，那怕在我们不同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某些态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还说明我们不同意什么，并且拒绝参加我们不同意的行动，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努力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共同态度和意见的那些方面谋求合作。这些方面正是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那就是：争取和平的问题，争取保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使一切外来的帝国主义干涉的企图得逞的问题，在争取加强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中以及在支持反帝国主义力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当然，在实现这些目的的时候，每个国家或是共产党也应当根据它在其中活动的具体条件行事。
“人民日报”看来是从其他的立场出发的。它把问题简单化了，把问题看成是似乎可以使各国人民在他们日常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服从机械纪律和使他们适应具有普遍意义的老一套的方式。“人民日报”显然一味自以为是地“忘记”——虽然同时它自命有权利决定什么是列宁主义的，什么不是列宁主义的——列宁所说的下列的话：
“……当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别和各国家间的国家差别尚存在时（这些差别，甚至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还要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则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底国际策略之统一，不在于消除多样性，不在于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确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原则在局部方面能有正确的形式上的变动，使这些原则能正确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形。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应当善于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便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七五五——七五六页。）
照我们看来，对“人民日报”文章作者们就是应当这样设想的。换句话说，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胆敢”在它的纲领中对当代社会主义问题提出它自己的意见的事实，有些人竟然以这种剧烈的方式表示了中断跟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友谊的可能性，这些人倒真正需要“冷静地想一想”。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文章决不仅是对一个纲领的批评的缘故。这是一个政治文件，它如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得到接受的话，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后果。
事物有自己的逻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已经通过它的纲领，这是一个公开的文件，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他对纲领的意见。但是，在这方面必须首先考虑这个事实：这个纲领只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而不对其他任何人——有约束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已经在他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这个纲领。对纲领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剥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自由地采取它自己的态度的权利，更不能以可能中断跟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友谊来对他进行威胁。其次，纲领只决定南斯拉夫的——而不决定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有肯定的具体的特点，但是在实质上，而且根据纲领的文字，这个政策是在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在加强今天全世界进步力量的问题上跟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团结一致的政策。这是南斯拉夫过去一直奉行的政策，这项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并没有妨碍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发展。
可是，如果说“人民日报”已经忘记了列宁的这些话，我们却认为，对于每一个希望以建设性的、创造性的社会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主义态度对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或估价这个或那个共产党的政策的人来说，这些话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一向努力遵守这种观点的原因就在这里。比方说，我们虽然确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不适合我国的条件，但是我们从未断言，说这些方式和方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深信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从没有试图宣布我们的方式和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又比方说，虽然我们在一些各别情况下不同意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行动的某些方面，我们却仍然努力去理解采取这些行动的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轻易地到处使用“人民日报”大量地加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头上的各种思想和政治的形容词。
据我们理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实行更广泛、更平等的关系，我们并高兴地看到，本着这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精神朝这个方向采取的某些步骤已经开始产生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重大结果。这样说不是多余的：中国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所发表的宣言中的修正也是本着这种精神。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觉得，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一章终于从议程上取消了。可是，“人民日报”的文章现在却另来一套。它不仅“支持”共产党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而且还肯定了伴随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出现的方法和行动，而出现那些的方法和行动的时期，就是连它的最保守的辩护者今天也视为犯了若干重大“错误”的时期。如果“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意图真是如此，那末不仅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蒙受其害，而且整个国际社会主义也将蒙受其害。
那末文章的作者们起来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根据它自己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情况的估计以及根据其它社会主义力量斗争的经验来制订它自己的政策的权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简言之，就是“人民日报”显然是举起武器来卫护早已遭到历史唾弃的那些陈旧的方法和行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它夸大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其它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它掩盖了大家所共有的、作为合作的可能和必不可少的基础的共同之点。它寻求机械的、形式上的团结，而同时破坏以平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团结为基础的真正团结。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因而受到损失。
然而，牵涉到的还不仅于此，这篇文章对当前为加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也是有害的。正是这一点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应该“冷静地想一想”的。
帮助帝国主义者的，倒不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相反地，正是象这篇以及类似的文章的作者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这种攻击。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既不威胁任何人，也不想担当任何领导角色，也没有能力以这样的角色向任何人逞威风——即令它有这样做的愿望。另一方面，全世界都知道，南斯拉夫为加强和平作了意义重大的有用的努力，这里包括对苏联一系列有益于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态度的支持在内。终止同南斯拉夫的友谊并宣告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威胁，除了给社会主义的敌人以武器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呢？比方说，上述文章所谓的南斯拉夫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含沙射影的说法今天正再度在南斯拉夫同匈牙利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方面造成障碍，除了社会主义的敌人之外，还有谁能从这种事实中获得好处呢？最后，“人民日报”的文章的作者们那么轻易地略过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中，特别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的肯定和有益的东西，除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外，又有谁能获得好处呢？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将不能推卸他们以这种行动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的损害所应负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一切，我们可以怀着愤慨的心情但是仍然不动声色地把暗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它的政策同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计划有联系这种含沙射影的卑鄙作法置之度外。历史曾经一度对“人民日报”文章中提出的这种指责和所使用的方法究竟对谁真正有利这一点作出了判断。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那将是可悲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方面——尽管现在在反对它、即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叫嚣中缺乏原则，但是南斯拉夫仍然坚持它的原则立场——在将来将继续根据平等、自愿、不强迫别人接受意见的原则以及没有被任何垄断主义所歪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发展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最有成果的合作关系。这些努力的成功当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
（本刊编者注：南斯拉夫通讯社的这则消息，是经由该社专发北京的线路广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