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社东京８日电】（记者：马文·斯通）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决定推行西方式的ＡＢＣ字母来“改革”中国古老的方块字语言。
这将是一种不朽的任务；如果他们取得成功，他们就反掉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和中国学者的顽固习气，同时也会反掉亿万人民的文盲状态。
采用罗马字母的决定是经过几年的筹划以后在这个月在北平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作出的。要改变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说话、阅读和书写的方式，大概需要花一个五年计划以上的时间。
中国文字由大约二十五万个会意文字或象形文字组成，这种文字非常复杂，其中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例如，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对会意文字的发音就不一样。另一个缺点是：这种语言不容易吸收外国术语或抽象名词；工程师和医生们至少必须学会一种西方语言才能研究科学书籍。
北平的中国人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他们必须使他们的象形文字现代化。而这只有使用一种灵活的标音字母才能做到。
第一步，中国人将使用Ａ—Ｂ—Ｃ字母作为给会意文字标音的一种辅助工具。在人人都学会新的字母以后，他们就能够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念这些方块字。这种字的正确发音将由北平的一个核心委员会规定下来。
共产党人预言，就是这些初步的步骤就可以使中国教育一个学生所需要的时间比目前缩短两年。
最后，会意文字本身也要简化，最终它们甚至可能会消失，只有在学者的传统著作中才可看到。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正在竭尽全力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统一中国。
这在以前已经尝试过了，可是没有成功；但是在中国，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政权有过像共产党人那样的权柄和那样的交通联络条件。
【英国新闻处伦敦６日电】“国际评论”：“中国新的清洗”’。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批准撤去三个部长的职务，并宣布“撤销”或是停止五十四名大会代表的资格。
这一步骤差不多是在毛泽东的著名的“百花齐放”’政策宣布一周年的时候采取的。他的这个政策好像是为更大的言论自由，为对待批评，甚至反对的较宽厚较宽大的态度开辟了道路。
可能这是毛泽东当时的真正的意图；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所表示，说这是一个策略，好让异端分子和反对派分子暴露出来，便于更容易地对付他们；说鼓励“放”是为了便于识别和拔除“毒草”。
就假定这个新政策是出于诚意吧，但其结果在专制政体的历史上也是司空见惯的。有时候看来缓和一下反抗情绪，向不靖做些让步是明智的。接着呢，“得寸进尺”。人们要求进一步的自由主义化。专制政体恐慌起来，扭转趋势，又加紧了控制。
这样的事在沙皇俄国和苏维埃俄国都不止发生过一次。现在它在共产党中国发生了。反动是去年夏天到来的。在这以前，批评已经变为很坦率甚至于尖锐了。６月，党的机关报突然对“右派分子”展开了猛烈攻势。周恩来总理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就可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
这次清洗的一个目的可能是要逐步消灭这些“衔星”党派，以便和苏联一样，使中国的国家机器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开除三人（还有四人几乎也一定会撤职）就会在六十二名部长中使非共产党的部长和副部长的数目减至九人。撤销代表资格和停止代表职务将大大减少人民代表大会中非共产党人的数目。
不会审判或处决。这些撤职的部长们将被赶出北京到乡村中“在劳动中受教育和改造’’。这是沙皇流放的老法，这个办法早就被苏联政府承袭下来并加以发展了。过去几个月来都有报道说，大批“不可靠’’分子，特别是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被放逐到中国不发达地区去进行强制劳动。
【新华社新德里４日电】“印度斯坦时报”今天发表社论评论中国撤销三个部长的职务一事时写道，在毛泽东发表了百花齐放的演说之后，文艺界的自由主义者首先“犯了轻信这位中共领袖的不着边际的话的错误，现在轮到政治干部来为他们批评制度偿付代价了”。这家报纸又说，“中国目前的清洗到目前为止是不流血的，这至少是这个政权的优点”。
印度若干报纸发表了路透社和法新社所发的关于三个部长被撤职以及有些代表被罢免的消息。英文报纸“印度快报”登载了丁玲的照片并且概括地介绍了她的生平说，由于她是一个“温和主义者”已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了。
【本刊讯】巴黎“费加罗报”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２、１３、１６日连载波布罗夫斯基谈华沙流氓阿飞集团的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说，他在华沙飞机场下飞机时遇到一个小流氓，后来又在一家饭店里撞见了，文章描写当时撞见的情况时说，这个小流氓“从面孔上看，只有十七岁，尽管他巧妙地装一付老相：稀稀疏疏的小胡子，由于吸烟而牙齿焦黄，满不在乎地挑衅似地努着嘴，波浪起伏的头发高耸，堆成不可想象的尖塔，头发油似乎立刻就要一滴滴地滴了下来。”
接着，文章谈到他在饭店里看到的情况说：“我面前的桌布上油渍斑斑，表明这家饭店的顾客是很多的。我叫了一份便餐，价钱是四百兹罗提，等于一个熟练工人或一个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三分之一。
“由公务员兼乐师组成的乐队试奏了一下“卡利普索”，似乎演奏得不怎么熟练，而刚才却纯熟地演奏了一支摇摆舞曲，使得几位打扮十分俏皮的女人狂摆不已——这些女人穿的衣服有的是神奇莫测地从巴黎弄来的，有的是从美国寄来的救济包裹中取出来的。”
文章说：“华沙人口为一百万，其中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小流氓’大约有一万人，即１％，如果把妇女、儿童、老年人撇开不算，是５％。”
文章的作者写道，他去内政部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单单１９５７年头九月中，就有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起犯罪案——大多是街头袭击——是‘小、流氓’干的。这个数字相当于同一时期波兰全国罪案的一半以上（５８．５％）。这种‘活动’的结果如下：被逮捕的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年人共二万零八十三人，被打死、杀死的行人一百八十人，伤七千一百七十七人，或多或少受到虐待的警察为三千八百三十人。”
文章说：“自从哥穆尔卡政权建立以来，警察不再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镇压，他们已经把流氓分子当作头号敌人，而流氓分子总是把警察当作头号敌人。一个警察只要是敢于单独在偏僻地区的黑暗街道上行走，就会突然出现一帮流氓，把他包围起来，抢走他的武器，把他摔倒在地上。拳打，又继之以用脚踢他的脸。”
“即使在城市中心地带，当‘小流氓’攻打无辜的行人的时候，警察仍然不敢过问。他们宁愿装做什么也没看见。过于热心维护治安的警察，会被袭击者记住面孔，记下号码。日后就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对他施行报复。因为流氓集团是有良好的组织的。它们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它们的总部——说来奇怪——设立在一幢巨大的建筑物的顶楼上，这幢建筑同法国的大百货公司简直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它是属于国家的，而且没有什么货色。在这座国营贸易公司的顶层有一个酒吧间，在某些时间——例如星期六晚上——如果单独进入这个酒吧间，是冒失的事情。”
这位作者说，他同一个流氓头子走进了这个酒吧间，“在通往酒吧间的电梯前面，有一小群喧闹不休的人在等着。几个少女脸上涂得奇形怪状，脚上登着高得可怕的木跟高跟鞋。不过，大多数还是男孩子，他们就象是我第一天晚上遇见的那个青年的兄弟：牛仔裤的狭小裤管几乎裹在腿上，从某处美国剩余物资中神妙地弄来的卡叽上衣，或者是苏军的棉背心，鲜红的或者刺目的绿色的领巾，布帽子用报纸巧妙地填塞着（这样，挨打的时候，打击的分量可以减轻些）做成土耳其帽的样子，皮鞋的底是厚厚的四层。这里在举行地下舞会。’”
文章说：“流氓集团是在夜里在地窖中的垃圾堆上举行‘全体大会’的。在会上仔细地拟定日间和夜里行动的战略和战术。违反‘内部法律’的行为在会上受到审讯、受到严厉的惩处。遇有巡捕（因为警察在开始有效地进行反流氓活动的斗争），有一个严密的地下网——１９４４年“国家军”起义时曾经用过的联络网——使他们得以保持联系和便于逃跑。’”
文章谈到流氓的恶作剧说：“例如，几个男孩子在人行道上画了一道白线，写上这么几个字：‘禁止越线’。他们埋伏起来。如果你绕过这条线，他们就不来麻烦你。如果你越过这条线，就要对你饱以老拳。在这个例子中，你可能不会遭受任何损害。但是，并不总是这样的。夜里，可能会有一个小流氓很有礼貌地请你剥下大衣交给袭击者。他还会说：您穿这件大衣根本不合身。不过，你很有可能在两天以后在旧货市场上重新找到它。还可能有人强迫你买下一块普通的砖头。于是，单纯的流氓行为就变成了抢劫，如果遭到抵抗，甚至可能变成凶杀。”
“但是，即使是没有牟利打算的单纯的流氓行为，往往也具有可鄙的性质。例如一位老太太在拥挤的电车上被人强迫把座位让给一个小流氓坐，再如一位孕妇在大街上被人野蛮地打肚子！更不用提，几个流氓在电影院使你看不好电影，如果你不幸对他们提了意见，就会‘有人’在门口等着你。”
作者说，同他一道去酒吧间的那个流氓头子，“同一些年纪更大一些的青年有来往，这些青年从事投机买卖、敲诈顾客、布置巨大的驱局：电影票的黑市、盛大足球赛入场券的黑市、为某一时期的大头目们组织特殊性质的晚会……这些都需要有人马，尤其需要巧妙的布置和保护措施。”
【合众社雅加达７日电】这里收到的一则消息说，在南苏门答腊的巨港举行的“反共阵线”大会要求中央政府把所有共产党人从政府机关中清洗出去。
它还要求地方当局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禁止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人移居南苏门答腊。
出席巨港会议的代表们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之一是谴责苏加诺总统帮助共产党，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团体’”。
另一条对于中央政府想“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苏联购买武器的任何企图表示不以为然。
大会还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反共联盟”。
【合众社纽约７日电】“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五发表社论说，如果苏加诺总统希望保持印度尼西亚的完整，他就应该对叛乱者的要求让步，把他的老同事副总统哈达召回来工作，同时停止同共产党鬼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