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编者注：这个杂志一般是支持英国工党右翼领导集团的）６月２９日在题名“百花齐放理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最根本地抛弃了斯大林主义。
这肯定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还要彻底。尽管赫鲁晓夫口气很激烈并且揭露了那样可怕的事情，他仍然只是纯粹消极地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错误”和“滥用权力”进行谴责——他并不曾批评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概念。而毛泽东是对斯大林的整个经济管理和治理方法加以批判的。
他是用中国旧时官场的慎重和圆滑的办法，仅仅含蓄地作出这种批判，而着重在提出一种和斯大林主义不同的积极办法来。他显然希望不过分冒犯莫斯科的斯大林继承者。同时他也希望不要让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再受到像赫鲁晓夫给它的那种震动。
毛泽东实际上是要重新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概念，把斯大林时代之前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所赋予它的意义恢复过来。因此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主张决不是独创的；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它在政治上的巨大的重要性。在苏联，社会主义、极权国家和磐石般的党已经变得如此成为一体，那些在斯大林主义学派中培养起来的共产党人，连想也没有想到彼此可以独立存在。反之，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而且必须同极权国家分开来，因为极权国家基本上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共产党要想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和有效，也不需要在思想上“清一色”。而这正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即使在现在，在他们大力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俄国实行改革和“自由主义化”以后，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
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只应该镇压“反动的阶级”和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而不应该剥夺工人农民的民主自由，甚至不应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
毛泽东提醒说，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会遭到被当作异端的命运；主张党应该让任何同明显的反革命态度不同的异端，有机会有时间来考验自己；并且主张党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时刻注意，以免马克思主义真理本身变成一种迷信。
例如，在艺术方面，他没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布为共产党作家和画家必须遵从的信条；他甚至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且，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哲学方面，甚至在政治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自居于垄断的地位。在革命以后同在革命以前一样，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同其他意识形态展开公开斗争，通过斗争来取得优势；如果不议其他这些意识形态自由表达出来，它就无法实现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是宣布了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或者，不如说，他宣布，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中国不曾有战时共产主义——已经“认真地而很久”就确立了，有如列宁谈到俄国新经济政策时就说的那样。毛泽东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确实和列宁的相同，虽则在运用上有重要的新特色。主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应当在多种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部分”应当用“和平地”改造和逐步合并“私营部分”的办法来不断扩大，而不是像俄国当时那样用暴力毁灭或镇压它。
虽则毛泽东现在正为中国宣传“逐步办事的不可避免性”，他的那种新经济政策比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９年斯大林和布哈林指导下在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要无可比拟地左得多。
他没有歼灭资产阶级或没收他们的企业，但是他谨慎地、逐步地然而是冷酷地买尽他们的财产，这种办法同大资本家公司企业并吞小的家庭企业的做法无大区别。中国国家现在已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大股东。私有主除了作为国家雇用人员获得薪津外，还按他们的资本额取得利息或分得红利。资产阶级这样就免除了突然无所归宿和社会地位下降的震动，有时间使他们适应新环境。而国家因利用资产阶级的管理经验和才能而得到好处，这部分力量在俄国当时是大部分被浪费掉的。
同样地，农业集体化也以缓慢的步骤和微妙的过渡办法在进行；避免没收财产和避免采取强制手段。目前已包括大多数农民的合作社的主要基础是劳动力的汇合——土地、农具、耕牛的合并打算在后几个阶段实行；这个过程要许多年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希望用这种方法逐步养成农民集体工作的习惯，改变他们的思想，使适应新经济形式，避免使农民愤怒，避免驱使他们走向暴动。
人们记得，斯大林从姑息和放任富农的极端转向“消灭”他们的另一极端。毛泽东似乎急于避免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结果还不能肯定，毛本人也没有予以肯定；但是由于避免俄国新经济政策所犯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领导的党可能的确比斯大林当时的党能够避免同农民发生大变动式的冲突。总之，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主张，在中国进行了它的第一次切合实际的大规模试验；在列宁自己的国家里，它从未付诸实行。
毛泽东在劳工政策方面采取了最惊人的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他率直地、毫不含糊地说，工人有权罢工，煽动罢工的人绝不要予以惩处。如果工人有不满，不干活了，错误照例在于官僚主义；就罢工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而论，甚至可以欢迎罢工。毛泽东的理论在这里也跟列宁的理论有联系，列宁用更微妙的话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他说：“工人有责任保卫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也应当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国家的危害”。
如果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可自由地对国家施加压力，国家就必须在它的经济政策中比迄今为止更重视消费者的利益。毛泽东实际上说，中国不必像俄国过去那样多地依靠强迫节约的办法来筹措投资费用；而轻工业和重工业必须维持更适当的比重。如果这样做的结果，工业化不以快得厉害的速度进展，它将在比较健康的基础上发展，浪费就较少，人民受的苦也就较少。毛泽东还抛开了斯大林主义所凭借生存的训导人的谎言，他非常强调地说明，天堂不在咫尺之间，中国要过“几十年”才赶得上先进的国家。
当初俄国共产党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们形容这个行动是运用刹车引导革命“从陡立的山坡驶下去”。也许有更好的理由用这番话形容现今共产党世界的情况。非斯大林化运动对各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制动刹车下坡，不过有些国家的共产党是走很陡峭的山坡，有的是走较平缓的山坡。
毛泽东走的是相当平缓的山坡，他到现在一直比赫鲁晓夫更有技巧地控制着刹车，并且更镇静。赫鲁晓夫没有用刹车从陡峭的山坡滑下了一段路或两段路。当然，毛泽东的态度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某些特点。
红色中国没有像布尔什维克俄国在三十年的期间那样，成为一个“被孤立和被包围的堡垒”，而苏联的援助也便利了中国的进展。因此，中国的经济虽然是从比俄国低的水平开始的，但是革命以后仅仅七年所取得的进展，却似乎可以同俄国直到经过十一、二年的布尔什维克统治才取得的进展相比。
这种情况一部分是由于这两个政权的命运有着很大的不同的缘故。布尔什维克是首先夺取了政权，然后不得不打内战和抵抗外国干涉。而中国共产党人则相反，他们先打了内战，然后夺取政权，因此当他们一旦上台的时候，他们就多少可以放手从事于经济建设工作。这种不同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任何一个被苦难和绝望所迫而进行革命的国家，都满怀希望和迫不及待地指望获得革命的果实，它并且以这些果实是否很快地到来来衡量它的新统治者。如果在革命以后就打起内战，这些果实是不会很快地到来的。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也就是他们夺得政权的七年以后，仍然两手空空地面对着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已经能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自豪了。因此中国很少经历过革命后的俄国所特有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群众的希望破灭和群众对共产党统治者离心的情况。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时对这些情况的反应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全的感觉，对人民极不信任，以及决心粉碎一切反对者和建立一个极权国家。
毛和他的同事们似乎多少得以免于这种困扰和不信任的情形。他们的政府制度尽管在建立的过程中曾经带有恐怖，但是它却从来不曾有过斯大林主义的那种大规模的、机械的、可怕的暴虐行为。他们的党并没有被任何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那样戏剧性和厉害的内部矛盾所动摇和分裂。
因此，为了各种原因，中国人在极权方面所走的道路还不到俄国人所走的一半那么多。这使得他们现在比较容易退回去，改变方向并设法建立一个非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这并不是说，他们要全部撤回，因为他们陷于任何一党制所固有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两难之处是在于：如果允许各种社会利益在一定范围内施加压力，如果允许或甚至鼓励不同的意见，这是不是会造成一党制的垮台和若干政党的产生呢？大多数共产党人还认为一党制是保存革命的条件。
看到毛泽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令人惊奇的。他首先提出，在中国有些人已经在遥远的匈牙利发生暴动以后受到了影响，要求“采用西方的两党制度，在那里是，一党执政，一党在野。”他很断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名义上不是一党制，因为它允许各非共产党政党有名无实地存在，所以毛泽东说，应该允许中产阶级表示它的政治意见，“应该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同共产党“长期共存”，它们甚至应该像共产党“监督”它们一样“监督”共产党，然而下管怎样，“资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像一个反对党那样行动，争取执政。
如果说，这一切只是假仁假义，装装样子的，毛泽东只是想以傀儡政党来装门面的话，这样说法大概是错误的。他真正要的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中间的东西。他希望非共产党政党的行动像一个真正施加压力而且甚至大力施加压力的集团，而不像起而代之的政府那样。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这样半真半傀儡的政党想要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在共产党似乎失去了控制，或只是放松了控制的时候，取得血和肉，变成真正觊觎政权的政党。毛泽东和哥穆尔卡都已发现他们被迫向他们的非共产党或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严厉的警告。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讲演几乎不会像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那样使共产党世界的人们吃惊和思想混乱；但是他的讲演肯定地有助于结束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和统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