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台５日９点华语广播】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日本的反响（政论家本乡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第一天里，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坦白地说，这个演说在日本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周总理的演说传到日本已将近十天，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家报纸以此为题裁在社论中加以评论。原因何在？第一，也许是因为报纸没有详细报道这个报告的内容。大多数日本报纸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外团结两部分。介绍报告的全文，大概尚需相当的时间。缺乏反响的第二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报告的内容缺乏号召日本人民的力量。在这个报告中主要是报告中国的国内问题，但他最强调的整风问题在日本已经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所以日本人民最期待的是想知道周总理发表他对国际局势的见解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于日本的方针。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周总理使日本人民感到失望。
周总理在这个报告里，关于日本仅用了３６个字。日本人民从这个报告里没有能够明了中国的对日方针。周总理这次不仅对于日本，即使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报告也是占很少一部分。关于国际局势部分，只用了两千字。他在去年的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外交报告里和去年１月的政协会议的政治报告里却有一半是谈国际问题的，但是这一次很少谈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自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以来，周总理不大愿意发表关于国际局势的见解？当然不能以字数来判断报告里的国际局势的意义。但是在报纸上只是简括地报道了这篇报告，一般读者并不知道国际问题在这个报告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如此，仍然没有引起反响，这恐怕是因为这篇演说的内容能引起日本关心的地方很少的缘故。
周总理在报告里说，虽然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是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经常威胁着世界和平，不过关于谁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一点，周总理的认识和自由世界的认识正好相反。岸信介和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发表的共同声明里说，全面战争的危险固然有某种程度的减少，但是国际共产主义依然是一个大的威胁。两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如果双方不放弃这种互相指责的态度，恐怕永远找不出和解的途径。东西两阵营如果想要互相接近和解，恐怕需要双方的忍耐和努力。但是周总理对于缓和国际间的紧张是否有了努力呢？遗憾的很，我们在这次报告里没有能够发现他发表有建设性的语句。
他在去年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外交报告里虽然也曾非难美国，但是对于美国也希望友好。刘少奇委员长在去年９月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说：以和平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需要和平共处，用和平谈判的方法努力和美国解决纠纷。但是在这次周总理的报告里看不到向自由阵营呼吁和解的一句话。从这个报告，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的和平共处的理想较一年以前反而有些后退，尤其是周总理在涉及埃及、约旦和朝鲜的地方，对美国进行激烈地谴责。对于日本人民来说，他所说的全面解决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悬案还需要相当的时间这句话很使我们感到失望。日本是自由阵营的一员，一惯的外交方针是与美国维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希望中国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到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对立关系是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上的一个大障碍。日本人民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先产生出友好的空气才是使日中关系接近的最紧要的途径，由于这一点，这次在周总理的报告里看到尖锐的攻击美国的语调，使我们不得不仍然感到失望。
【印度报业托辣斯伦敦５日电】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博士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打算尽快地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可能”还有中国。
恩克鲁玛说，加纳正在继续进行它的举行独立非洲国家会议的计划。他说，已经接受邀请的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苏丹、摩洛哥、利比亚和突尼斯。会议的议程、日期和其他细节仍然尚待决定。
他说，加纳也向南非联邦发出了邀请，南非联邦政府答复说，它希望那些在非洲拥有殖民地的政府也参加会议。他说，南非联邦是否会参加会议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他已经把南非联邦政府的回信让其他已经接受邀请的国家传阅。
【本刊讯】香港亲蒋报纸“天文台”发表“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作者叫何雨文，他指出储安平在办“观察”杂志的时候，他的“思想决不左倾”。文章摘要如下：
储安平的倔强性格，我想，可能由于他幼年生活的影响。
安平自小即处处要强，决不让人，不畏强暴。在幼弱的心灵上，终不肯落后一分，自己勉励自己，自己也责备自己，直到如今，他依旧如此，并且愈来愈倔强，敢为陈涉吴广式的发难，成为历史的悲剧角色。
由于安平这一次敢批中共的逆鳞，海外的老友，不仅知道他倔强的性格未改，并且也知道中共无论如何残暴，也压不住智识份子内心郁积的火焰，只要一有机会，它就要喷出来的。
安平在学校里的成绩是不坏的，但，虽列前茅，终未获得第一，这是他愤愤不平的。他对功课很自负，对任何事情也都如此。他对于文学造诣亦深。然而他在文学的成就上，赶不上同班的穆时英、钱公侠、唐锡加、赵家壁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没有他用功，但天分都比他高，所以在文坛上，崛起得很快。他自承是徐志摩的得意门生，他的散文就是志摩式的浓得化不开的散文。然而志摩不喜欢他，志摩竭力捧场的是赵家壁和钱公侠。志摩不喜欢他的原因，可能为了他太倔强，不大随和，与什么人都合不来。他自己也感觉到志摩不喜欢他，他就少到上海西摩路志摩的寓所——那是新月派文人聚会之所。志摩飞机上摔死了，他却哭之甚哀，他的悲伤是超过赵家壁那一般靠志摩成家的同伴。
他毕业那一年，正值九一八事变。他也跟着上海大队学生晋京请愿。在中央军校礼堂听蒋委员长训话。当时学生的请愿目的是要求出兵打日本。在上海，一路上都是非常激昂的。那些学运领导人更是表现得激烈。然而在听了训话之后，大家都不出声了。临散会时，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讲话，态度很从容，声调很高亢，博得全场学生的注意，连到军校职员和跟随蒋委员长的随从都很欣赏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储安平。
安平毕业后，他在中央日报编副刊。他就在这时，准备留英专攻历史。他由于苦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他在英国攻历史兼政治，在牛津，照他说给烟斗熏了几年，熏得老成了。真的，他回国时，已减少了一点锋芒，学究气味很重，人更来得严肃。
抗战胜利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宿舍。他决心创办“观察”杂志。但他没有钱出创刊号。他只得回家，把家乡父亲遗给他的一百多亩良田变卖了，钱还是不够，幸而又得了光华后期同学夏建国的帮助，才能出刊。
夏建国就做了观察的经理。实权完全操在他手里，那时夏建国已是共产党员。也许就是中共派他来和安平合作的。后来中共占领上海之后，夏建国就是伪公安局副局长，可见此人来头不小。在合作之初，安平是不知道的，他那时的思想决不左倾。在创办之际，他曾托我向党政方面取得谅解，然而上海党政当局当时就没有看得起这位穷书生，谁知给共产党利用，后来“观察”出足风头，也是意想不到的。
安平在“观察”查封时，已在北平，后来就由香港转佳木斯，就正式倒在中共怀里。然而，他的倔强性格，始终不改。共产党也始终不放心他。一度把他贬到新疆。他回来之后，很用了些功夫来宣传新疆在中共统治之下的繁荣，得了李维汉的欣赏，安排在光明日报。那知道，他的倔强性格，又闯了一场大祸，结局如何，海外老友正在替他担心呢？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７月３日以“‘百家争鸣’是不小心者的陷阱，中国的提出批评的人受了谴责”为题，发表它的香港记者的消息说：人们担心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将证明是不小心者的陷阱（即使不是这样计划的也好），这种担心似乎已经被党的官员的反应所证实。只有一两次批评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老套，结果这些批评就不能接受了。
昨天北京“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这种新情况。这篇文章“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认为一切的根源是章伯钧和罗隆基联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共产党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农工民主党受到了类似的指责。其他党也被指责企图制造事故，“它们的某些党员也很恶劣”。据承认，牵涉到的人数是比较少，他们没有明显地组织起来。
据信党的领袖们在执行自由主义化和整风政策上是完全有诚意的，因为过去毛泽东采用这些政策的结果是无害而有利的，而且那还是在１９４２年；当时中共正当命途多蹇而且人员耗损很大，无论对苏联或对中共那都是最黯淡的时刻。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猜想，党内有一些反对自由主义的分子，他们对三反、五反的镇压性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段的效率从来没有失掉信心，因此他们既完全反对自由主义化，也完全反对党外人士参加整风。
虽然如此，“人民日报”在这篇评论结尾时还是采用了冷静的语气，因为即令最骄横的共产党人也懂得，只有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拥有国营工业和教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能；假如激起了这些人的不合作态度，政府就要变得无计可施了。因此“人民日报”主张要处处宽大，除非这些批评者“屡戒不改，或者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并且说，应该给他们言论自由，但是对他们应该“批判干净，不能留情。”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它的做法的正确性，“人民日报”今天透露了非党报纸、特别是上海报纸的编辑对共产党报纸提出的严厉批评。他们谴责党对新闻的垄断，要求成立一个像路透社那样的普通的新闻社。这些批评者不满地说，非党记者受到的待遇是不平等的，官方报纸“板着面孔”每天在说教。他们还说宪法的有关条文经常被违反，“宪法不过变成了手纸”。“人民日报”刊载这些批评的一栏的标题是“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