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下面刊载了两篇美国人谈论美国社会生活相的文章。都市乌烟瘴气
６月１０日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莫里斯·弗里德曼一篇评论美国大城市生活的文章，题为“城市好？”摘要如下：
有一样东西是纵使最麻木不仁的纽约人（芝加哥人，费城人）也无法躲过的，就是：城市存在的本身，它的庞大体积、繁忙的活动、拥挤的人群、它的压抑和冷漠。日常生活的明显困难——从家里到工作地点的往返奔波、买东西、到剧院、音乐会或博物馆……的困难，迟早将使人们感觉不值得为城市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以纽约为例。你不用想以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从长岛各区到达纽约，而且这是一段很不舒服的旅程，不论你是驾驶汽车通过拥挤的街衢，还是乘坐长岛火车，还是站在从牙买加或佛拉辛往来于纽约的地下铁路上，歪歪斜斜、肘臂交错、汗流浃背。
在离开城市将近两年以后，我现在认识到人们采取何等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纽约的暴卒事件——一个女人在横穿先驱报广场的时候被卡车撞死，脑袋粉碎（我亲眼看见的）；飞机撞在帝国大厦大楼顶上（我就在对街工作）；有人在拥挤的地下铁路的月台上被挤跌在铁轨上，从大楼大厦上面掉下来的花盆和木栅栏打中一个老年黑人或打死一个司机；每天数不尽的殴打致死的事件，这类事情毫不稀奇，所以报上从不登载。我还记得近年来纽约发生的有引起严重不幸的危险的两次冬季大罢工，一次造成牛奶不足，另一次造成燃料缺乏。我也记得，有一次在国际政治似乎逸出控制的时候，横扫全城的草木皆兵的恐惧，当时每个人都在私下里变成一个临时的、志愿的民防人员，注视着天空，提防那架携带一枚小小的原子弹的飞机。
人们为了文化、矫揉做作的上流社会和工作而接受了都市的梦魔般的生活。说到文化，我们在纽约的最后一年中，我只和我的妻子去过一次剧院。那一晚上，不太好的座位，使我们用去将近二十美元，并受了几小时的神经紧张的折磨。甚至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也是拥挤不堪。社会的地位由工作地位所决定，而工作地位又往往由向上爬的本领所决定。刺探内情、媚上欺下、阴谋诡计成为日常生活的手段。
越来越多的城里的人回乡去。美国公路上到处都有装载一家大小的附有拖车的旅行汽车。艺术家、作家、无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过去都蜂涌到大城市去，现在正在能满足他们渴望的愉快的乡间找寻住处。漠视公共利益
４月１５日美国杂志“当前重要演说”刊载了纽约犹太教里佛达尔寺院拉比·查尔斯·舒尔曼在联谊会的一次演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富强，但是我们对于公共福利的资助和关怀却越来越少。我们的国民收入增加了，我们的消费品数量很多。但是我们的学校却较前拥挤和破旧，我们的教师的薪水也更低，更不带劲。我们的运动场更挤更脏。我们的公园更无人管理。我们的执法机关更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也奇怪为什么我们会变得比以前更自私、更有偏见，少年犯罪也更多。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不只关切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不只是?G溺于找个职业、一顿饱餐、一套新衣服、一辆汽车、郊区一栋房子，而应该在这个我们对左邻右舍都是漠不关心的时代中，思考一下个人的尊严和品质。我们如果要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下去，我们迟早必须遵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来对待黑人。
【本刊讯】美国的内容偏重学术性和立场反动的“现代史料”，在４月份出版了一期介绍南美情况为主的专号。其中包括以下八篇文章：（１）美国睦邻政策的兴衰（２）新秩序下的哥伦比亚（３）阿根廷：摆脱庇隆统治后的恢复时期（４）巴西：一个问题繁多但有前途的国家（５）玻利维亚前途难测（６）今天的墨西哥（７）巴拿马：为了世界的幸福（８）乌干达的政治演变——一篇答辩
现在先摘要刊登其中的第一篇，其余各篇将陆续在本刊刊出。“美国睦邻政策的兴衰”（摘要）：
（原编者注：“美国睦邻政策的兴衰”作者英曼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研究拉丁美洲问题上。从１９３３年起，他参加了历届泛美会议，１９５２年起，他在墨西哥大学任国际关系教授。英曼是１９５１年到巴西去的美国外交代表团的团员。）
睦邻政策大概是最近历史上大国对它的弱小邻国的态度一个最大的改变。这并不是由于一批抱着理想主义的新人物突然接管了华盛顿。这个新政策是从不景气产生的。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方面活动起很大变化
最近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每一个共和国只有它驻美国政府的大使作为它叁加组织得很松弛的泛美联盟的代表。联盟甚至不能讨论政治问题。
至于国际关系，南方各共和国非常热情地参加了国际联盟。然而它们不久就发现，由于美国的反对，国际联盟对它们没有多大用处。有些国家退出了，而其他一些国家冷落起来了。在成立联合国以后，所有的共和国变成了热心的会员国，现在在纽约驻有人数很多的常驻代表团。
在华盛顿，这种改变是同样令人注意的。在泛美联盟后身美洲国家组织中，每一个共和国有它自己的特使。从前对“泛美联盟是国务院的殖民部”的指责不再存在了。美国“睦邻政策”大大恶化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能鼓舞人心。然而不幸得很，在政治上的泛美主义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几乎像神迹一样迅速地发展——这大部分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需要进行共同防御的时候，睦邻政策大大恶化了。
首先，罗斯福、赫尔和韦尔斯三人领导消失了，第一个逝世了，其他两个辞职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庞大的、有影响的美洲内部事务调配局结束了，最热烈主张睦邻政策的人洛克菲勒辞职了。在这些人辞职以后，并没有人来代替他们，在这以后，由于世界日益缩小，美国和联合国组织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新的“杜鲁门主义”要求立即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愿意帮助认为它的主权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并且宣布了重建欧洲的远大的马歇尔计划。
华盛顿突然丢掉了我们议员、将军、诗人、好莱坞电影明星和学者在最近的战争中热烈追求的黑眼睛的拉丁美洲小姐。……
但是我们的行动就像乡下情郎一样，不仅避免同他以前的情人碰面，而且还当不幸在咖啡馆闯见她的时候，表示不高兴必须由他付帐。政府报告说明，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４年美国援助欧洲３４１亿美元，亚洲—９７亿美元，拉丁美洲—１１亿美元。
如果认为财政问题是睦邻关系恶化的主要问题，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帕兹博士（庇隆曾经夺去了他热爱的“新闻报”并把他赶出他的祖国）说，“像密尔顿·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副总统那样的亲善使团没有什么用处，访问者自然是同高级政府人员在亲密的会谈，而不管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的心里怎样想，表面上他们总是彼此赞扬，说对方是伟大的民主人士。受独裁者统治的人民的情绪是反对而不是赞成你们的政府的。拉丁美洲人以前羡慕这个国家，现在由于艾森豪威尔公开赞美像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将军和秘鲁的俄德利亚将军之流的军事独裁以及公开刊登副总统尼克松拥抱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摩林纳的照片，他们被激怒了。而你们认为，当助理国务卿霍兰德称庇隆为‘伟大的阿根廷人和伟大的美洲人’的时候，我们阿根廷人有何想法呢？”拉丁美洲国家不满美国召集的美洲会议
在１９５４年春季加拉加斯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同他的得力助手霍兰德利用了会议的头两周通过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决议。在拉丁美洲代表抱怨经济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的时候，杜勒斯建议，在几个月内，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财政部长经济会议。
对那些希望肯定恢复睦邻政策的全盛时代的人来说，加拉加斯会议是令人失望的。华盛顿的指示使得美国代表团不能在人权、经济合作、第四点计划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先进的态度。麦卡锡主义的暗影深深地笼罩着第十次美洲会议，小独裁者的代表们忙着擦山姆叔叔的靴子。最不满的是华盛顿扶植独裁者和只供给军火
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人士最不满意的两点是华盛顿同南部独裁者友好和它坚持给拉丁美洲政府军事援助。在讨论“美洲的可靠的自由”的哥伦比亚大学会议（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纽约召开）上曾提出过这一点。当时有六个前总统和其他五十个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开明领袖开会讨论美洲国家之间的问题。差不多每一个代表都作证说，泛美关系正处于低潮。
拉丁美洲的反共旗帜正在变成海盗的旗帜。自由的最恶毒的敌人升起了反共旗帜并躲在旗的后面。只要指责民主的忠实朋友为共产主义者对独裁者是有所帮助的，就这样指责他们了。不幸，这种卑鄙的把戏在美国得到可悲的赞许。美洲国家间关系在走下坡路
巴拿马运河由于看来是美国的片面行动而保全了，虽然有泛美机构可以利用。就巴拿马运河而论，美国使外界毫不怀疑，美国认为保卫运河完全是它自己的责任。
经常听到有人说，美洲国家之间的友谊正在削弱。在对于这种说法的某些原因作这个简短的、批判性的分析的同时，也可以写另外一篇文章，论述这个有一世纪之久的关系的令人鼓舞的方面。这将包括影响深远的新四点技术援助计划，由于迅速的空中联系和现代化的旅馆而激增的互相访问，互派留学生和交换刊物，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墨西哥和巴拿马，贸易量激增，在这种贸易中，拉丁美洲代欧洲而成为我们在买和卖方面的最大主顾，而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有４０％是在拉丁美洲。
然而在仔细考虑关于美洲国家之间的友谊的正反面事实以后，本作者断定，走下坡路的趋势仍在继续中，尽管华盛顿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继续忽视我们的近邻——他们拥护我们的道义、宗教、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且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发展得快——而首先注意争取经常宣布他们反对新世界的理想的遥远的人民，是一种危险的荒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