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香港２日电】（记者：罗德里克）中国有句老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今天得了一种可能是致命的病。这种病就是群众对他们的领导缺乏信任，这些群众是共产党自称的服务对象。
红色的毛泽东主席自己开了一种竭力制止疾病必须服用的苦药片。这就是对共产党的尖锐、锋利的批评。由他发起的辩论还正在激烈进行。在治疗能见效以前，这位红色高级人物可能不得不采取某种果断的开刀手术来制止政治上衰退的坏疽，这种坏疽现在显然危及共产党在全国的威信。
当喧嚷声已渐息，毛泽东希望，共产党对中国六亿人口的控制将比以前更为加紧。会这么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毛泽东２月２７日在讲演中承认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关这个在好多人看来是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的寥寥数语却像晴天霹雳似地震动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苏俄历年来一直宣称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弊病和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能最好的世界。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百家争鸣”的训令是在这个国家遭到经济困难、不满于政府的官僚主义以及由于把自己从半封建变为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而引起的余痛犹在的时候临到这个国家的。毛决心去纠正它们。他自己对目前存在的矛盾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是没有幻想的。这篇演说用整整一段论述了人民同党和政府之间的困难。
毛的演说开启了批评的闸门。随后不久，共产党就指示党的领导者走出去同人民一起劳动。它说，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群众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号，它要数以千计的官员们离开办公室里的转椅而到农田、工厂和道路上去做一定的体力劳动。这一切对于思想都是有好处的。
批评运动一开始并不热烈，当时必须对批评的人加以敦促和诱导，党的领导者们必须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因提意见而受惩。
一家报纸带头了。上海文汇报召开了一个当地记者的座谈会，叫他们诉苦。运动从这种细小的开端逐渐迅速发展起来。不久，它就蔓延到各大学、作家协会、劳工组织和武装部队。
虽然毛泽东可能已经预料到会提出直率的批评，但是据信：他本人对批评的猛烈和数量是大吃一惊的。面对着全国范围内反对年青的党员的无能、自高自大或不老实等现象，他下令１９５７年停止接受新党员。中国共产党有一千两百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党。
只要是批评——在短时期内，已经是数以千计了——是针对着个别错误或工作方法的话，毛泽东所开动的这架上足了油的机器仍然顺利转动着。
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和八个非共产党的小党派的负责人讨论“矛盾”以后，机器就有出了毛病的迹象。在这些日子里，至少有三个非党部长把他们的头伸到可能至少是抽象地被砍掉的程度的危险。他们是：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粮食部长章乃器、交通部长章伯钧。他们全部犯了怀疑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的这种异端邪说。
除此以外，罗隆基大胆地直接批评毛泽东本人。他说：在过去几年中，本国的建设发展得太快了。特别是１９５６年，工作的进展是“冒险地”快。这可以解释为对去年毛泽东的决定的一个打击。毛泽东决定：中国应该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农业私有制转变为合作社性质。“冒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弊病之一，并且暗示着有些事情做得草率，而没加足够的注意。
他和章伯钧都是民盟的副主席。他们建议：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共同担任中国的领导权。
有些其它非党人士更进一步，亲自攻击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说他们没有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小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犯了这个主要的错误。勇敢的龙云老将军在他攻击苏俄时，击中了另一个要害。
这位前云南军阀说，俄国人比美国更帝国主义。他建议让俄国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俄国当作“战利品”从满洲运走的工业机器，这个建议引起了愤慨。但是他的谈话以及葛佩琦教授的谈话都由共产党报纸不辞劳苦地予以报道了。葛佩琦指责共产党人在八年当中不讲信义，又说他们如果不改，人家就要杀他们。
这种坦率得令人不快的批评刚刚冒头，党就采取了行动。它没有直接采取行动，而是通过这些罪人所属的组织采取行动。这些小党派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会议驳斥罗、章、章和葛之流的异端。“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举行了抗议集会。总编辑储安平见机请假未到。
在几次抗议集会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连串的长篇社论，攻击有怀疑共产党的神圣之罪的“右派分子”。它说，批评运动将继续下去，但是在善意的和想帮助共产主义的人以及阴谋推翻共产主义的人们之间是划清了界线的。它号召进行反批评。
从北平紫禁城的高高红墙后统治中国的有冷静头脑的人们度着批评和艰难的日子。六十四岁的毛泽东和他的亲密的助手总理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和党的第二号领袖刘少奇协助支持这个经典的理论：创造历史的是人，不是事件。
从一开始，在二十年代初期，他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认定革命道路的终点只能是北平和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统治。他们在１９４９年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已经是老练的战略家，不论是辩证法方面的或军事方面的。可以说，这四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统治核心。
然而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为首的，在威望，眼光和对事物的独到之见方面都超过其他三人。在伟大的改变的政策拟定出来的时候，这些政策差不多常常出自他的中国毛笔。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被称为是“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世界认为这种主义比其他地方实行的要温和一些。
然而没有人怀疑，在遇到他所认为的威胁社会主义的危险的时候，他可以冷酷无情。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开展了肃反，反对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和商人的恶习的运动。他从来没有透露，在这些运动中死了多少人，但是周恩来承认，在肃反运动被捕的人中有１６％以上被判死刑。这些运动是消灭外部敌人、解决中国各阶级人民的斗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说，现在阶级矛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但是消灭人民和领导之间矛盾的运动才开始。这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呢，还是只是想诱陷那些不留神的人们而使他们承认错误呢？这个运动会进行多久呢？
这里的学生倾向于认为，“百花齐放”的目的是彻底清除共产主义建筑物内部的初步。共产党认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捉到一些“右派分子”，那就更好。但是他们不会只是为了打垮少数人而发动这样麻烦的、有潜在危险的诱导人牺牲的运动。
这里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运动是表示中国实力的肯定的迹象，虽然有许多弱点正在被揭发。如果党能放手进行这样棘手的工作，那末它一定感到它是很安全的，这种工作如果进行不好的话，会对共产主义本身造成灾难的。
没有办法说，“整风”运动会进行多久。根据从大陆来的各种消息，正在达到它的当前的目标。对于数不清的人目前所提出来的申诉予以互相连系、分类和核对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共产党认真进行这个工作，就要好几个月。
同时，前景是，世界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看到不寻常的现象——一个政党要求他人批评它。但是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进行竞选的政党。
【本刊讯】蒋帮国民党分子在香港办的报纸“工商日报”６月２３日发表题为“声援大陆一切反共份子”的社论，对右派份子的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备加赞扬，对他们目前遭到全国人民愤怒的反击深表同情。社论表示要声援右派分子的斗争，叫他们和蒋帮“里应外合”来共同“反共”。社论的全文如下：
中共这次巧妙的布置了一个“鸣放”陷阱，于诱发大陆许多知识份子表白了他们的政治思想之后，马上来一个党外大整风，把那些不满共党极权统治而说过了真话的人，纷纷加以疯狂的打击，共帮给予他们的“罪名”，不是“右派份子”，就是“替资本阶级服务”，随意安排，不一而足。以目前而论，因直言犯讳而被共帮鹰犬提出“围剿”清算的知识份子，便有储安平、葛佩琦、徐铸城等人，而王尊一、顾执中、张百生等，亦在命运难知中。此外尚有分隶于“民盟”“民革”的尾巴党派的人士，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f、陈铭枢等，也因出言触及共帮的要害，正被他们的无耻“同志”为虎作伥，群起而攻，或则已受排挤，或则朝不保夕，我们对于若辈往昔行径，虽也表示鄙恶，但目睹他们今天的可悲遭遇，却也不胜哀悯，因为他们那种误搭贼船，而又后悔不迭的心情，多已在这次批评共帮言论中，发泄了胸中的蕴积。我们本着与人为善、既往不咎之义，也愿对他们表示关切的同情。
我们知道，眼前共祸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滔天巨祸，许多知识份子在面临这种空前大变之初，有些因对整个局势一时认识未清，有些因受当时环境限制而事实无法逃出魔掌，所以他们的被迫从共，多数都是在一种进退失据中，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后来，再经过一次“历史坦白”，“思想改造”，由于他们学问人格的重大受损，可说对于共帮已毫无好感，而自然的产生一股反抗的意念。他们这种意念，在没有适当机会时，当然不易作公开的表白，但是“鸣放”的运动一来，他们便都忍隐不住，而终于不约而同的发出他们反共的心声了。凭我们所理解，他们经过共帮悠悠七年的压迫磨折，不会不认识共帮的阴险性格与凶暴权威，任何反共言论的发泄，都有可能招来难于逆料的恶果；他们也不会不知道共帮惯于玩弄手段，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翻云复雨，是其所长，稍不留神，便会堕入恐怖的圈套。而他们竟敢不顾一切“大放大鸣”的，当系出于两种因素：一是认定共帮是极权统治已临末日，谅它虽有嬴秦之暴，也坑杀不尽许多儒生；一是对民族生存与个人生命，已有类于宗教家们的彻底领悟，深知与其含垢忍辱、抱恨终生，不如大声疾呼的对共帮罪恶，加以声讨，即令因此惨遭斧钺，也可取得“我死国生”的代价。因此可以说，他们这次反共的表现，是抱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绝不会是出于一时冲动的，他们今天受到共帮的“围剿”，我们便也应该给以正义的声援了。
我们所以必须声援大陆知识份子的原因，是深信中国反共运动的进展，最后必定出现一个里应外合的局面，而知识份子因对共帮罪恶，认识最深，在势也必成为“里应”重要的一环。即毛泽东也承认，当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大陆便有许多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毛酋所说的那些“人，”，无可怀疑的，是指已有高度觉悟，和渴望及早把中共政权推翻的知识份子了。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我们对今天大陆许多知识份子因言论反共而面临共帮疯狂迫害的事实，便没有可以袖手旁观之理。虽然，大陆知识份子在共帮“铁腕”掌握之下，共帮要关便关，要杀便杀，他们无拳无勇，势难反抗，而我们的声援，也好像无能为力。不过，我们的基本看法却并不如此，我们知道政治斗争并非杀人可以解决，共帮过去杀了二千万人，而人民还是一样反共，如果今天共帮仍要至死不悟的找着一些知识份子开刀，那不仅不足拯救它们败亡的命运，而且必然会因“一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当年共帮一举杀了广州一批新闻记者，而海外舆论的反共力量就迅速形成，这不是个最好的例证吗？同时，共帮欠下中国广大人民的如山血债，人们也不是念念不忘于等着清算吗？所以，我们对大陆知识份子的声援，不仅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而且也让共帮们知道，他们的屠刀和血手，是再也挥动不得的。
在此，我们还应严正的指出，目前大陆尾巴党派对储安平、龙云等人的清算，出面充任打手的虽是一些天良丧尽的鹰犬，但幕后监督指示的，却必是中共的“领导”，只这一点，就可反映它们对拼死反共的知识份子以至靠拢政客，仍然深有所畏，因此我们必须大声警告“民盟”“民革”的史良和李济琛之流，海外千万侨胞的眼睛，都正注视着共帮和你们，你们如再累积血腥的罪行，就只有加速本身的灭亡，中国人是再也不会饶恕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