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２日电】以下是杜勒斯今天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要：
问：国务卿先生，在你在旧金山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你的态度似乎基于你以这些话提出的前提：“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你能够稍微谈一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说，中国共产主义本身是一个要消逝的现象呢，还是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
答：我首先指的是现在由我们所谓国际共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共产主义。我认为，预言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内，不会有某种社会主义，那绝不是妥当的，因为共产党政权真是在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他们在俄国并不自称要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说，实行作为一个实际可行的理论的共产主义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人们不能预言，整个世界不会有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我的确相信，由严格地强求一致的做法和消除任何不同意见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统治——这不一定属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同样可以属于一种法西斯独裁——我并不认为这种政府和政权将长期在任何地方存在。
问：国务卿先生，那末，你是否认为，北平政权今天是与莫斯科严格地一致行动的？
答：当我谈到严格一致的时候，我说的是一个需要受它管辖的人们以严格一致的政权。
问：你谈的是内部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么？
答：我谈的是这样一个政权，它设法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使它们成为同一类型。我并不认为这是实际可行的，只要还有如我所说过的人类的天性。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和美国对华态度
问：先生，你觉得毛泽东的讲话或最近从中国传来的其他消息表明在这个方面有某些改变，或改变的迹象么？
答：我想，我上星期曾经说过，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自从那时以来，我以为看来已经十分清楚，这是一种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北平“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放在我这边的口袋里——说：“只有让毒草”——它们现在被叫做毒草而不是鲜花——“只有让毒草出土，才便于锄掉。反动的阶级敌人已经自投罗网。”
问：国务卿先生，回头来谈谈这个问题，对于你的讲话，作下列的假定是否正确呢？这种假定就是：在未看到一些自由主义化（如果在中国国内政治上发生这种自由主义化的话）之前，你的态度，政府的态度，仍然不会有改变，而且你并不排除自由主义化在称为共产主义的政权下发生的可能性，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看到自由主义化。
答：我们政府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外交方面的行为。虽然对于对待人类的态度、人类的本性和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我们自己的信念，但是我们主要并不把这作为我们的外交的基础，而是把这些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行为作为基础。我得说，如果任何政权在外交方面行为端正，那末我们的态度将与此相应。这同它们自己的国内政策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只要它们的国内政策是完全属于内部性质的，那末我们在决定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对待它们的时候，就不会把这些政策考虑在内。
问：国务卿先生，你２８日发表的演说和你今天上午所作的解释可能引出另外一个看法，我不知你是否可以把它澄清一下。你能不能说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传统态度是怎样的，根据我们政府的观点和公众的想法，是不是说，它是一个国际阴谋，它永远都是莫斯科指导的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全部。你的演说，特别是你前面的答复是不是说，情况看来不再是那样了，它不是一个世界阴谋，它正在变成各国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小星座。
答：不，我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有可能建立一个是共产主义的但根据我们判断不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的政府，例如，在南斯拉夫。就我们能够判断的来看，在中苏集团范围以内的国家都是受可以适当地称做国际共产主义的势力统治的，它是提供指导力量的一个单一的集团。人们似乎常常发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铁托总统表示，他认为有不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更趋向于民族主义的形式。但是，我并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估计和铁托总统的估计是一致的。说实际情况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观点不是在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为甚么你选择这个时候，选择这个讲坛来这样广泛地谈论中国问题？
答：许多年来，政府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正式的意见，总统和我认为发表这样一种声明是适当的，因为某些人似乎言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就表明了我们的基本观点正在改变，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问：国务卿先生，据你知道，我们的盟国是毫不推托地接受美国关于中国的看法吗？
答：你是说毫不推托吗？
问：是的。它们是否完全接受美国提出的看法？
答：我们有些盟国同意这种看法，有些不同意。
问：我们盟国的不同意态度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多大程度的消极影响？
答：这显然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并不像把个人都同意它那样有效当然，像我们所知道的，联合王国早在约五、六年（七）以前就相当迅速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我不知道是否曾对局势产生任何具体影响，因为实际上在外交接触方面，这种做法没有产生甚么结果。但是自然，在我们看来，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话，那更好。认为可以达成一个不包括中国在内的裁军协议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怎么调和你的政策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裁军会议的？难道你能够取得一个不包括赤色中国在内的裁军协议吗？
答：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包括赤色中国在内的裁军协议。当然，如果不包括赤色中国在内就不可能取得裁军协议的话，那么从赤色中国得到保证也许可能。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种保证，即关于北朝鲜和越南方面的限制军备的协议和视察的协议，而这并不牵涉到任何外交上的承认。
问：国务卿先生，这些是军事安排。就在非原子核国家为避免得到原子核武器而缔结的协定的范围内，停止原子核生产这件事来说，如果不包括共产党中国，那么是怎样考虑呢？美国是否假定共产党中国会自动遵守这样一个协定呢？
答：我想，我们的假定是，中国政权极不可能在那方面从苏联得到援助，而裁军协定的规定大概的确会禁止这样做。当然，这本身并不就是说，协定的规定就会得到遵守，但是那种规避或破坏大概是会暴露的，如果暴露，如果有了这样的事情而暴露出来的话，那就到了废除整个协定的时候了。你知道，十分可能有这么一个协定建立在某种预先的假定上面。那些假定中有一些可能同共产党中国有关，而它又不是协定的一方。那么，如果那些预先的假定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协定就会废除。很可能是在那种压力下，特别是苏联在希望协定不断生效的时候施加的压力下，会产生中共虽非协定参加国，而在实际上遵守协定的结果。
问：国务卿先生，我们是否认为，中共如果没有帮助，就不能制造原子和核武器？这样说对吗？
答：我非常怀疑，他们靠自己力量，是否会进行那种生产。我不认为不能做到，但是那是一种化钱非常多的生产，大概要进行这种生产别人就非知道不可，而如我所说，我们的协定条文能够而且大概会安排一下，使得一旦发现进行这种生产，我们就能摆脱限制。
我认为，我们相信能够想出一个不一定要有中国共产党政权参加的制度，这个制度将说明某些条件、某些前提和对不参加的国家的某些假定。当然，可能不参加的不只有共产党中国，大概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不会参加。我们不能在这里达成一个全世界一切国家都参加为前提的协定。说还在研究美记者访华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我记得你在你的旧金山演说中没有提到记者到红色中国去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遗漏，或者这是否说不定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眼看就要发生什么情况了？
答：当你谈到“眼看就要”的时候，它使我回想起萧条的日子，你们记得，当时说萧条“眼看就要结束了。”不，我是有意不谈这个问题的，并且我并不认为，我所发表的任何言论意味着今后不可能把它当作一个特殊问题处理，如果这样作似乎是适宜的话，并且我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妄谈中苏将发生“演进性”的变化
问：国务卿先生，我仍然弄不清你对目前中国共产党这种一时的现象所作的评论具体指什么。这种评论所预先假定的不是推测的而且也是蒋介石总统仍然积极推测的某种中国大陆上的某种暴动，或是中国政权更趋向于铁托式政权的改变，或是什么？
答：所预先假定的事情是这样：我们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专制主义将永久会获胜，那种响应人民的意愿而且容许思想和表达的多样性和自由的政府，才是有前途的政府。
现在，如我所说的，我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它成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部行动、全部行为的基础。我说这是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但是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些事情的结果多得不可胜数。我的意思只是，我们并不认为，那种专制主义代表中国或任何别的地方未来的浪潮。美国的政策的执行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就是，自由政府终久将获胜，而专制政府终久将破产。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问：国务卿先生，你认为同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通用于苏联吗？
答：是的。我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的确，苏联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趋势，个人的自由比较起来稍微大了一些，表示意见的自由稍微大了一些，人民也稍微能够比较大的程度上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果实。人们已经可以看到那种趋向的证据了。我相信，那种趋向将会占优势，我认为，美国应当像我所说的那样接受这个关于那种趋向将会占优势的假设，使这个便于工作的假设成为美国的政策的基础。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思是，那时，赫鲁晓夫的孙子将有自由了，是吗？
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问：国务卿先生，在俄国问题上，你说过，这种变化大概比较可能是演进性的。那么，共产党中国的这种变化你是否认为比较可能是演进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呢？你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表示过任何看法。你是否可以在那方面表示一些看法？
答：在目前，中国出现的革命因素看来比在苏联出现的要多，但是我不愿意人们把那句话解释成为一个说中国将要发生革命的预言。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结果。
问：国务卿先生，在你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假定中，你谈到的是会有某种改变的假定。但是某些时候你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谈到承认一个国家的尺度是看它的行动是否端正。在这两种观念的关系中，是否含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美国的承认共产党中国、或者对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决定于、或者主要决定于国际上是否会有这样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用来测量行动是否端正的尺度是什么？
答：的确，像我所说的，我们在同某一个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时候，我们并不以它在国内的行动作为主要的测验的准则，而是看它在国际上的行动如何。历史上已经有了一些测验。对待美国公民的态度也是一种测验，我们对这种测验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始终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看待。一个政府是否愿意和能够履行它的国际义务，是否愿意和平地生活和弃绝国际侵略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衡量的尺码。说他敌视中国的演说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完全同意
问：国务卿先生，总统在最近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很难像另外有些人那样强烈地感觉到对共产党中国全面贸易禁运的价值。对这个声明各种不同的解释是使得你和总统决定认为在这个时候是宜于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篇新的声明的因素之一吗？还有，你怎样使那个声明，那就是说他的声明，同政府的政策协调起来呢？
答：你所说的关于总统记者招待会的说法并不是这篇演说的原因。而且我可以说，在我发表演说以前是经过总统完全同意的，我想这种性质的演说总是可以这样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