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经济学家”在６月２９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毛泽东的话的意义，中国人民希望毛泽东的言论见于行动。但是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来说，这些话可能是放在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基础下面的另外一批炸药”。社论写道：
对中国人自己说来，这篇讲话主要在理论上证明他们若干时候以来所经历的比较温和的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对“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了区别；这如果意味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一定意味着只要他们的言行的目的不能说是推翻现政权，中国人就有更多说出自己真心话的自由了。“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本身颇有意思地暗示共产党莫斯科和共产党北平思想方法有分歧。
看来似乎很奇怪，共产党中国在处于同俄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基础刚建立的时候相仿的阶段竟然朝这个方向发展。
毛的有利条件是他不是一个拓荒者，他能够利用苏联曾经犯了错误的经验。看来他一直非常了解在一个有五亿农民的国家发生农民叛乱会意味着甚么，同时很了解农民的情绪。匈牙利的叛乱使斯大林的幽灵出现了，并且也提醒中国领袖们，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超过了某种限度，那么，叛乱的危险决不只是理论上的问题。
光是希望避免流血是不够的。俄国曾经发生过的大量流血并不是因为斯大林个人嗜杀成性，而是因为他决心使苏联人民比他们自己所愿意有的快得多的速度走向工业化，虽然在这方面他的确不受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的限制。如果要政治上的援和不产生爆炸，那么，还必须同时减轻经济上的压力。落后的中国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它不是孤立的；毛将必须要求他的苏联伙伴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如果他要把他的原则变成实践，他还有必要放慢国内的前进速度。
西方记者发出的某些使人不安的消息说，已经在着手把放松政治斗争的措施推向相反的方向去。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百花齐放”运动的目的只是为党的除毒草的园丁提供容易找到的目标。但是，也许更为接近实际的看法是毛的讲话确实表明中国领导方面愿意让步，以便通过说服的办法来得到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
空谈不如实践。中国人所关心的是他们的政府将来的行动有多少同它的言词是一致的。但是对共产党世界其余地方来说，这些言词本身就有极大的重要性。它们使波兰的异端的东西有一种可尊敬的气氛。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共产党领袖中间的所有争吵中，从来没有过任何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自由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的分歧所涉及的是在共产党社会的范围以内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毛泽东现在支持的看来是少数派的意见。只要从他的演说里引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从表面上看，它超过了指责斯大林的方法的程度：
用粗暴的方法来处理思想问题不但是徒然的，而且是有害的……你可以禁止表示错误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还是在那里……正确的意见如果在暖房里娇养，不受风雨的吹打或者使其不受疾病的侵袭，它就不能克服错误的意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采用讨论、批评和说理的办法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先生在他对美国发表的电视谈话中，当记者请他就中国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存在矛盾的说法发表意见的时候，不得不尴尬地支吾其词。斯大林主义的神话说，苏维埃社会没有矛盾存在，这种说法产生两个重要的结果：任何人越出正统的路线就是异己，就是敌人；没有分歧意见存在的余地。不错，斯大林的继承者在苏维埃社会中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赫鲁晓夫先生自己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指责中为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所定的步调，当初在毛泽东看来似乎是太激烈了。
但是就是那篇演说所引起的局势却帮助改变了相对的地位。自从匈牙利起义以来，苏联领袖们试图把改革局限在经济管理的范围里去。但是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学生和科学家们却因为现在集中营已经不再威胁他们而开始叫喊要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并且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地用毛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要求。
毛的演说在波兰极自然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关于中国的新学说的消息一传出来，有一位波兰作家就用伽利略的“但是地球确实是移动的”这样的话来欢迎它。尽管有匈牙利悲剧以及那次镇压行动似乎会预示的思想后退，但是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却是无法制止的；它正从东方获得新的动力。哥穆尔卡先生本人就称赞了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但是毛泽东并不只在对皈依者说教。他的声音将达到布拉格、索非亚、布加勒斯特和柏林。共产党欧洲的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保卫斯大林主义方法的后卫战。在那些国家中，正统的领袖们可以把哥穆尔卡先生斥为一个危险的异教徒，但是毛主席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僧士，因此不能轻易地加以检查或者责难。披着莫斯科的据说很有权威的外衣的死硬派领袖们不久可能发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改良派将详细引证北京的话来为他们自己辩解。
这样一来，中国已经在共产党的天平中把自己放在改良派一边了。不要按照西方的字眼的意义对这种行动作过多的期望。没有一个地方曾经说过将产生任何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做法。对“敌人”来说，在匈牙利所表现的暴力仍然存在着，在中国和波兰同样存在着。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并没有在共产党世界萌芽。但是一阵风正在吹来；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现在能够退缩回来种植它自己的花园。在尼斯河到太平洋之间的广大的土地上，风把意识形态的种子从一国吹向另一国；生长来的鲜花或者杂草将由它们落在上面的土壤来支配。某些植物甚至可能使毛泽东本人感到吃惊，莫斯科一度完全掌握的园艺的垄断权已经完蛋。
【新华社布达佩斯６月２９日电】在２８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雷瓦伊作了关于党内思想斗争问题的发言，他说目前主要火力应当对准修正主义及纳吉和洛松齐叛变集团，因为反革命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消灭，而同时也要坚决地不断地进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不管这些错误是表现在原谅过去的错误上，在忽视与群众的联系上以及骄傲自满，或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方式上。
应当战胜纳吉的背叛行为，肃清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如果认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再早一些恢复纳吉的名誉，那么纳吉就不会变成叛徒，但事实将是如果早些把纳吉放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去，那么他会早一些从内部来分裂党。他认为需要彻底地揭发纳吉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叛变是如何与他在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３年、１９４５年或在地下斗争中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观点的紧密联系。雷瓦伊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不少实例以后，指出拉科西同志和纳吉之间从１９５３年６月起就有私人的争吵及无原则的争论，但与此同时又在“互相宽恕”的基础上进行了无原则的和解。
他强调说，应当把反革命的叛变和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所犯的错误分别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拉科西及格罗等同志“恢复名誉”。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的领导下使党达到了一个那样的地步——虽然只有两周——我们失掉了政权。但如把批评过去的错误变成谩骂，那么也是个诽谤，同时也小看了那些从解放以来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作出了巨大成绩的千百万人的努力。
【新华社华沙航讯】“华沙生活报”６月２５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为了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不企图确定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某些问题的意义。其重要性已由科瓦列夫斯基同志指出了，我只想请读者注意几个基本问题。毛泽东的报告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后发表的。这是中国过去所采取的对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的继续，同时也是从最近国际工人运动的事件中得出的。毛泽东在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前景时指出：对敌人的专政不应影响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毛泽东同志确定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中心环节是不能离开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写道：（此处引了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个标准——编者注）
毛泽东的分析不仅是对过去经验的分析，同时，也是在成就和错误的十字路口上对将来的高瞻远眺，是从过去一切好的和不好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论点是确认并大力强调除敌我之间即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性矛盾外，在“人民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对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要研究、解决、克服，以便社会主义能够发展，能够在实际中前进，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团结一致地成长。从形式上看，这不是新的论点。但新的是毛泽东把这个论点放置到了应有的地位。这个位置给诚实的认识的努力揭示了广阔的前景，并且无疑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改造。
在过去一切实践中（我想这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一种缩小和不重视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意义的倾向。甚至可以说是忽视了这些矛盾，以为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自动地消逝。假如这种天真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在紧张的阶级斗争中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解决对抗性的矛盾这个事实——而这种说明却并不能在理智观点有说服力。它们最后不但陷于精神上的孤立无援，而且无疑同其它东西一起成为危险的纠葛的基础。当人们以为革命改造和制度的改变立刻消除一切更大困难和冲突，当对这些困难和冲突不够理解时——就会开始认为它们是对抗，开始在那里并寻找不存在的敌人。从开始寻找的第一步起——就是不可挽救的悲剧。
每当未及时研究和处理那些非对抗性矛盾时，它们就会转变成带有对抗性的冲突。
毛泽东的报告对揭露和实际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非对抗性矛盾是不可衡量的推动力，这里不能不记起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和哥穆尔卡在八中全会上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同毛泽东的报告的前提有相同之处。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势力和保证人民消费的困难之间的矛盾将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的问题。要面对真理，指出困难，同劳动人民一起，慢慢地、和平地克服这些困难，限制冲突的发生的可能性，并预防其发生。
本文不是详细讨论毛泽东报告中那些问题是限于中国特点，而那些又是不限于中国特点的地方。至于以中国经验来同我们波兰特点比较，这还待详细的科学分析，这是个重要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这里强调，毛泽东报告的总的精神同我们在波兰土壤上产生的思想和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长期以来就争取过并争取着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