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华盛顿邮报”在６月２７日发表一篇题为“在竹幕那一边”的社论说：红色中国内部发生着某种重要的事情，对于这，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非常模糊不清的暗示，可是，慢慢地在增加的迹象表明，由于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所引起的异花受粉已经在产生某些新奇的果实。
共产党军事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龙云将军却在谴责苏俄使中国承担朝鲜战争的全部费用和坚决要求中国偿还对它的战争贷款。更加令人惊异的是龙云将军把俄国同志们的这种贪婪态度和美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作的对比。
现在虽然这位龙云将军已经学会不少共产党的八股，可是人们还是把他称为“坏共产党人”。据说，实际上他仍然跟他过去一样：张作霖或冯玉祥式的旧式军阀。他担任他的老家云南的土皇帝的时候，一度反对过蒋介石，后来又作了蒋介石的同盟者。战后他处于蒋介石的监视下，后来逃掉，把云南送给共产主义事业。
关于龙云将军的忠诚最近发生动摇的另一种奇怪的情况是：共产党官方通讯社举出他对苏联的攻击，认为是说明目前的“右倾错误”倾向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不久以前，北京政权曾采用一些别的对待犯错误的人的办法，和广泛公布他们意见的办法不同。因此自然出现两种可能的解释：甲、龙云将军是在党内某强有力的派系暗中支持下讲话。乙、他的权力再次大大得到巩固，因此对他的话不能置之不理。
因此，目前留给我们的是各种假定中进行选择。毛泽东讲的所有这些新的富有调和精神的好听的话难道是要敷衍他和他的政权所遭到的某种强烈而严重的反对的不顾一切的行为吗？这是要诱使西方、特别是美国承认赤色中国和增加对华贸易吗？这是要借着克里姆林宫在匈牙利革命中大丢面子的机会以图渔利吗？这是要同莫斯科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吗？或者这是为了要实现向神经紧张的俄国主子们勒索一些让步这种野心较小的目的吗？
不管这些问题得到什么答复，有许多理由可以希望，毛泽东可能已经为事态发展的洪流打开了历史大门，这种洪流来势之大甚至会超过赫鲁晓夫关于已故斯大林同志的疯狂行为和罪恶的演说所引起的那种洪流。
【本刊专电】“泰晤士报”６月２８日以“对北京独裁政权不满的基础，知识分子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为题刊载了该报记者从香港发来的电讯：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周恩来先生的报告时，人们又焦急地想到农村了，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更为重要的物质方面的战斗。现在正在强调需要有一次大增产来作为解决“矛盾”的极为重要的基础，因为据承认，“只有这样一次增产才能保证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夏季作物的收割和分配都有困难，其中有许多是从去年遗留下来的，其它困难是由于自然而造成的。
国务院一项由周恩来先生签署的指示提请人们注意今年乡间特别复杂的情况，并且明智地命令延迟省级以下的“整风”运动。上一次分配以后发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透支了，而有一半社员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收入。因此，在紧急的分配收获物问题上，争论是终归要发生的，如果收成好的话，这些争论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号召运用智慧
也发生了许多侵吞公款的事情，“人民日报”对各部对于制造新矛盾感到的不安发表了意见，新增加的一个矛盾就是富裕和贫穷的农村之间的鲜明对比。据指出债务人买到的谷物较好，而且也吃得好，而债权人却工作得更辛苦。指示号召充分运用集体智慧来处理农民复杂问题，并在决定分配问题前进行充分的讨论。
天气干燥使广大的小麦作物成熟得很快，可能有丰收之望，但是，北方五省许多部分地区都有蝗灾。飞机和成千上万的村民组成的灭蝗小组用政府免费供给的杀虫剂来消灭蝗虫，小麦的前景现在是有希望的，尽管全国各地的天气一直变化很大，而且，也不是很好的。
有人一直在抱怨缺乏法治——同时却谨慎地避免提到警察权的专横性质，政府已经对这一点作了重大让步。刚刚公布的新条例要求人民警察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和接受群众意见，并且在维持治安、秩序和保护生命财产方面接受他们的监督，同时严格遵守宪法。反攻
对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明显地略而不提这个政权的巨大成绩的事实，共产党的各家机关报正在利用这点来进行反攻。“人民日报”说，某人或某些人提出批评常常只是因为他（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这家报纸还说，根本的标准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希望分享权利
但是这种看法局限的指责并没有阻碍关于破坏和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相反指责。只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批评的人不是仅仅暗示希望分享一点点和他们在不同级别所担任的职务相适应的权力。党的专政是作为一个半联合政府开始的，而共产党人征服这个国家的方式是和在他们以前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方式很相像，是通过武力进行的。
甚至由于投向共产党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征服的前国民党将军和官员以及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都不能完全忘记这些事件，不能忘记共产党首脑以前所说的愿意成立联合政府的话，也不能忘记这些新的征服者（他们不像从长城外面来的游牧民族那样完全需要依赖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文化）把一种完全外来的思想和外来的制度强加在中国身上。这种情况已经趋于恶化，这是因为这些合作的集团在学术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造诣以及熟练的经验同党的整个领导集团中极端缺乏这些条件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在党的中级和下级，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是同样明显的。冲突的根源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外的一切方面都须完全依靠其他人的技能，但是又不给予相应的权力。这是产生矛盾和愤懑情绪的经常存在的根源。的确，虽然广泛的抱怨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批评大部分是表示了人们的一种巨大的愤懑和失望。一位资格很老的、受到尊敬的合作者黄炎培回忆说，他在延安的时候曾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曾表示希望能够避免那种令人叹息的历史循环公式，即新统治者起初都是在人们喝采声中取得政权的，而后来却同他们取而代之的政权一样引起同样的反对。毛泽东曾回答说，这是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来防止的。
现在这种方法肯定地遇到一个很好的考验，如果由于政府和党的智慧和效率以及由于上帝的笑容——就是对于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和精力最充沛的政权上帝都没有恩赐过这些东西——而给与人们以物质上的乃至精神上的慰借的话，这种方法可能终于证明它是正确的。
【本刊讯】蒋帮台湾省政府机关报“台湾新生报”，６月１８日以“匪帮鸣放运动三阶段”为题发表社论，污蔑我们的整风运动。但是它的论点，在右派份子的言论中，也并不是没有所闻。
这篇社论首先说：“我们可以确认匪帮的鸣放运动，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假鸣假放，如有人不识相，拿来假戏真做，真的鸣放，那末进入第二阶段便是赶紧‘收’，收了以后，最后的一出就是‘整’”。
接着，社论引用了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来说明要赶快“收”的原因。社论说：“匪帮窃据大陆以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老百姓已恨之刺骨，但畏之亦若蛇蝎，敢怒而不敢言，忍辱偷生，不过是怕匪帮的屠杀。朱毛匪酋不是不知，所以毛匪才自己供出各种矛盾，无非想利用鸣放运动来调整矛盾，缓和危机，那里容许真鸣真放。如果真鸣真放之后，投匪的尾巴党派原系摇尾乞怜之辈，尚易收拾，若真让老百姓也大鸣大放，普遍‘吐苦水’：对匪帮戟指而骂，则千夫所指，会是怎样一种结果，朱毛匪酋更是知道得清楚明白，所以它非‘收’不可，而且非‘整’不可。”
这家报纸还把党在整风中让党外人士提意见，说成是由于蒋帮仍盘踞在台湾的缘故，社论说：“匪帮现所面临的内外各种矛盾，其中有一项最不能调和、最无法统一的矛盾，就是屹立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从根本上对匪伪政权的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同胞的影响力是朱毛匪帮最不能克服的矛盾。鸣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欲缓和大陆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故意让尾巴党派作有限度的鸣放，也无非是因有台湾存在的缘故。再率直点说，那些变节靠拢的尾巴党派份子现仍能‘带病延年’，就是因为台湾的日趋强大。”
【本刊讯】属于蒋帮中央宣传部门的台北的“中华日报”在６月１７日发表题为“‘整风运动’带来的风暴”的社论，称赞章伯钧、章乃器、葛佩琦等右派份子的话为“坦白的言论”，并歪曲与诬蔑中共的整风运动。
在谈到关于我国知识份子的时候，社论说：我们如果透视大陆知识份子的各种面相，并分析其原因，便知共匪利用知识份子是彻底失败的。综括来说，大陆知识份子现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靠拢分子，是歌颂毛匪的，如卢匪郁文等是。这种人由于卑鄙已极，受到多数人的厌恶，伪农工民主党常委张云川讥讽他们惯于颠倒是非，活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说这种人“学术上的名位并不光彩，政治地位是吹牛拍马来的。”所以卢匪郁文发表歌颂言论后便接到恐吓信，指为“无耻之尤”，这种人即使共匪愿加利用，也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想和共匪争权的，如各附庸党派的首领章匪伯钧之流，这种人当初靠拢时原是抱有自私野心的，受了几年寂寞，已经心急如焚，现在觑破共匪笼络人心的阴谋，正好借此立异鸣高，希图在夹缝中捞上一把，可是以共匪的极权制度，要分权是做不到的，因此这种人也就只能哼哼唧唧而已。
第三种人是过去对共匪认识错误，这些年目睹共匪倒行逆施，卖国殃民，只要有了机会，他们便不怕刀锯斧钺，而大声疾呼，痛数奸匪罪恶的。这一型便是储安平、葛佩琦一流人。这些人有血性，有胆量，不要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却可以构成对共匪的威胁！而他们所表现的悔恨与刚烈之情，很值得我们的同情。
由此可知，无论是上述那一类型的知识份子，共匪今后已不能从他们身上收到利用的效果，这一事实，已由共匪“整风”运动证明了。半年来，共匪从“鸣、放”到“整风”这一过程中，所花的时间与工夫不可谓不多，但结果如此。我们因此更可以认识到，知识份子毕竟多数是良知不泯的，尽管共匪发动喽啰们向储安平、葛佩琦围攻，但还有无数储安平、葛佩琦要继续起来的，因为储、葛二人所说的话，正代表了大陆人民心头所蕴藏已久的怨气，这股怨气是共匪暴政所造成的，只要匪伪政权存在一天，它便无法消解，而其必将形成一个更大的风暴，也就毫不足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