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6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本刊讯】曾在1956年底来我国访问的西德进步作家、戏剧家威森勃恩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阵线报”发表一篇回忆和毛主席谈话的文章。威森勃恩是继布莱赫托夫逝世后最伟大的德国戏剧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积极参加反纳粹斗争而被判处死刑,以后又被送进苦工营,直到苏军解放才恢复自由。现将他的文章摘要于下:
    我走进宽大的木壁大厅里,两个人走来迎接我。
    一个是个瘦子,年纪大约有六十岁。高个子、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在非常英明的面孔上时常带着微微的笑容。这就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他是青年书籍的著名的作家。第二个人是毛泽东。他比我想像的要高大,比刘少奇也高大。仪表很丰满潇洒。
    是的,这是毛泽东,中国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像对他那样热爱。他没有称号、勋章,他是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中国的主席。
    他问我的工作计划和我的工作情况。
    当我告诉他关于我要写中国之行的自己的计划时顿时兴奋起来,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实话,真有点像老师的样子。是的,在他的表情上多少有点痛苦,他点头并耐心地向我的翻译说:
    “这是对的,但是请你不要只写成绩,你也必须写缺点。我们将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你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世界上只要有人工作的地方,那里就会有错误。观察者不说坏的观感和不提出批评时,那就会使其他人什么也学习不到。中国曾长期受过压迫,我们的经济文化直到现在还不是那样强大,但这只是暂时的。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有必须克服的困难”。
    我回答:“这是对的,我们西德也有困难,但是是另一种困难”。
    他点头说:“可能是这样,可是在你们西德有巨大的经济成就——而德国是一个具有伟大文化的民族。”
    压下了心里想说的关于德国文化的话,而说道:“当我在你们的邮票上看到两个德国人的头像——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这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
    毛泽东笑了,这是安祥地笑。这个爽朗的笑声好使人想起了现在在全中国许多像片中所看到的那位慈祥的父亲。他点头说:
    “是的,我们把马克思拿到中国来了。我们这里每天都需要他。暂时不能把他还给你们”。毛泽东继续说:“但是,一定有一天你们带着满怀的敬意接他们回去。德国有伟大的思想家。我知道费尔巴哈、康德、海茨凯尔、黑格尔并知道一点来宾兹。我们应当研究唯心主义哲学,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唯物主义。我们打算在北京大学开设唯心主义哲学教研室”。
    毛泽东问我关于西德各个党派选举的情况,他谈了关于两个德国统一的问题。
    我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说:“钢产量的数字特别高”。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想到第五年时生产一千万吨钢。德国现在已经生产的比这两倍还要多”。
    他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我说那就是“在街上人们的愉快的思想”。
    “我想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们的人民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日益过得好。他们有希望——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
    我问他其他的西德作家是否也可到中国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并且愿在我们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客人来如拒绝的话,也可以自费来旅行。新中国的敌人也可以来。事实是我们最好的宣传。”
    我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每一个中国人有两只手,一只拿着旧中国,一只拿着新中国。我们对任何一只手都不应当抛开。我们不应把它们握成互相对立的拳头,必须使两只手结合起来。”
    谈话又转到苏联。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经验但也犯过错误。我们从这两方面来学习,这样就可在自己道路上不走弯路而直接向目标迈进。我们争取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以便他们不到敌人那边去。”
    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和著名哲学家的话。时间已过了一点钟,我告辞了。每当我想到这次谈话时,我就听见了毛泽东的笑声,看到了这位令人亲切的人。这位诗人和思想家无可争论地是本世纪的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之


日记者报道李德全批评日本对我不友好的谈话
    【中央社东京24日电】据“朝日新闻”记者在从红色中国首都发来的电讯中说,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由于日本政府对北京政权的不友好态度,对她的访日表示了怀疑。
    消息说,李德全向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民间广播联盟工作人员代表团提出,她正在认真地考虑去日本访问。她指责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总统蒋介石。她宣称,岸信介的行为对她的政府是极端不友好的。
    她问日本代表说:“当日本政府对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访问呢?”法国贸易代表团将在8月底访华
    【路透社巴黎24日电】这里通常可靠人士今天说,预料一个法国贸易代表团将在8月底访问中国。预料这个代表团将包括代表铁路、电力、机械和公共工程企业的六名专家。预料代表团中还有一名国立河流和森林公司的代表。这些人士说,代表团可能讨论给予中国短期和长期贷款的问题。预料代表团将由1956年1月访问过中国的参议员高歇罗率领。
    同时,传到这里的报道说,一家法国重工业公司施奈德公司的代表们已经在中国同当局谈判扬子江计划的问题。据说这些会谈已有良好进展。这项交易是要订立一个八千亿法郎(合八亿英镑)的合同,来修建扬子江上的水坝和发电站。澳工党议员代表团团长谈访华观感
    【路透社达尔文24日电】澳大利亚工党议员代表团团长莱斯利·海伦今天在从北京回来以后说,九个党派组成的统一战线政府把中国管理得极好。
    他说,教育设施和社会福利事业是非常好的,对基督教不实行压迫,宪法保证基督教有自由。
    代表团的另一位团员佩西·克拉雷说,他深信,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人民正在集中力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占人口85%的农民特别是这样。他们已经参加了合作社,并且得到国营农场的帮助,这使他们的农业产量能够大大增加。


    【本刊讯】7月6日罗马“团结报”第一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并冠以这样的大字标题:“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后。全世界感到巨大兴趣,同时对苏联已采取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新措施。取消集体农庄庄员义务缴纳自留地产品——为什么反党集团要反对这一措施呢。西方的虚假新闻已予以驳斥。对这四个人没有予以任何法律惩处”。摘要如下:
    苏联政府和党决定从明年1月1日起,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拥有自留地的劳动者按收购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产品的义务。大家记得,赫鲁晓夫已经宣布过这一措施,但是,没有被正式通过,原因是莫洛托夫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反对。因此,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就是第一个具体结果。大家很容易了解,农村中的反应将是非常良好。
    这个集团同中央委员会的冲突的这一方面,是值得予以注意的,因为它说明了“这四个人”的思想的教条主义。这四个人反对这一预定措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措施会使富农重新出现。他们硬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措施。然而,在苏联建立集体农庄制二十五年以后还来谈富农,这已经是够荒谬的了。
    要是再考虑到自留地在整个苏联农业中所占份量极小,就足见这种说法尤其荒谬:个人上缴的肉类只相当于总产量的10%。牛奶和其他产品所占的比重还要低。四年以前,由于集体农庄组织紊乱,这些上缴产品的比重肯定较大,但是,随着集体和合作生产量的大大增加,这种上缴产品的比重便大大下降,而且它们所占的比重无疑地还将继续减少,因为在今天,在最近几年的政策的推动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合作企业迅速增加了它们的产量。
    另一方面,这种满足农村居民的措施,是提高整个生产的刺激剂。因此,这是目的在使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赶上美国的计划得以实现的因素,而这个计划也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所反对的。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们硬要希望首先在钢产量方面赶上美国,以便不致损害“重工业的优先地位”。这也是陈腐教条主义的公式之一,因为无论是在钢产量方面还是其他一切产品方面,都必须赶上美国。这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目标之一。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兴建炼钢炉、开辟新矿、建立新工厂,换句话说,需要时间和投资。相反,在畜牧业方面,却可以用少得多的钱来迅速得多地达到目标,同时又丝毫不损害轻重工业的发展。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这一口号所激发起来的热情、动力和自豪感,而这种情绪却是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所难于体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到这些居民当中去。
    现在,没有任命任何人担任莫洛托夫前此负责的国家监察部长职务。这并不令人惊奇。当就改组工业举行讨论的时候,人们曾肯定提出这样的主张:公众监督应该成为群众参加领导经济的主要方法之一,虽然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明确解决办法,不过人们想到了接近于列宁所希望的“工农视察”群众性调度。但是,莫洛托夫恰恰相反,他拟订了一套目的在于保持严格集中的官僚主义监督计划。在国家机器的各方面——工业机构、司法和同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他的想法就是要党走向严格的官僚主义的行政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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