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日参考消息 第3版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6月30日电】共和国总统铁托说,南斯拉夫的制度和苏联的制度之间存在着某些并不特别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是由于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而产生的,南斯拉夫的情况不同于苏联的情况。铁托说,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只是道路、那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不同。关于这方面,铁托说,几年以前,南斯拉夫采取了关于在经济和行政方面实行分散管理的步骤,南斯拉夫制度的特点之一在于工厂已经交给工人管理。
    铁托总统是最近在布里俄尼岛时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时说这番话的。在和那家公司的一个记者爱德华·穆罗谈话中,他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南斯拉夫的政策和各个国际问题的问题。南斯拉夫主张共处原则,它不是任何集团的成员
    铁托在说明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时说,南斯拉夫不是任何集团的成员,它主张共处原则。他还说,在说明和分析我们的外交政策,确定我们的态度时,那么,这必须符合我们不愿使同任何方面的关系恶化的愿望。
    记者问他,南斯拉夫的不参加集团政策是否和他的朋友吴努及尼赫鲁的政策相同,铁托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铁托指出,他认为并没有必要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关系不很好而要修订巴尔干公约;巴尔干局势比几年前好得多;目前不存在任何迫切的危险。铁托接着声称,巴尔干协定具有一种永久的影响。铁托说,虽然它的军事性质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的性质更为清楚地表示出来,而且正是在这些方面,它证明是很有用的。
    铁托着重指出,自订立巴尔干公约以来,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就有可能彼此更为熟悉,不理会那些可能使它们分开的因素,寻求那些使它们更为密切地团结在一起的新因素。
    他说,我认为,这对于帮助缓和整个世界局势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一个在国际局势方面常常很有害的温床因而被铲除了。
    铁托在着重指出应当以非常现实的态度对待德国统一问题后说,这将是一个较为长久的过程,由于目前有两个其内部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的德国,情况就更加如此。他认为,必须记住这一点,而在这方面实行任何强迫措施可能带来预见不到的后果。全人类应该坚决起来反对继续进行核试验
    提到核试验爆炸在世界上可能造成的后果,铁托说,要是认为这种爆炸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头脑太简单了。已经证明,这种后果是存在的。他指出:“如果不是一个、两个、或者十个炸弹试验试验就算,而是扔的是成千的炸弹的话,将是何种情景?世界在这种局面下能期望些什么,后果是什么?我想,每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够预见到这对世界说来将是一个浩劫,因此,全人类应该坚决起来反对继续进行这种试验。”美国势力正在渗入中东
    说共产主义在渗入就是无稽之谈
    铁托在谈到中东局势的时候说,那里的情况比两年前要严重得多,当时尚有某些因素显示出世界那一部分的局势将能逐渐趋向正常。铁托着重地指出,在侵略埃及的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在这件事上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没有找到缓和局势的正确途径。他接着说,今日中东的局势比过去更令人担忧。
    铁托着重地指出:至于巴格达条约,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首先,它是使阿拉伯国家不团结的一个步骤,而在进攻埃及事件发生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不团结已经加深了。我认为,采用这种填补真空的原则,对阿拉伯国家是一条不幸的途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这些消极因素却是主要的。摊出来的问题是:有什么真空应该填补?以前,英国在那里有一定的势力。对英国和阿拉伯世界说来不幸的是,这种势力已经结束了,现在这种真空正在重新填补,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势力正在渗入,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势力。
    铁托在表示这将产生并且已经产生不利的后果这种看法以后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一向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阿拉伯国家本身之间现在也存在着摩擦和冲突。
    铁托说,“据说,现在存在着共产党人和苏联正在行使他们的影响的危险。如果以这种方法,即存在着思想上的影响的危险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是谎诞不稽的。因为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内,封建关系仍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在那里能起什么作用呢?在目前阶段,共产主义难道能够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渗入到那里去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如果在埃及遭受侵略以后一种共同的愿望,得到实现并且实际上予以满足的话,那就是说,如果阿拉伯国家能够得到不附任何条件的帮助来摆脱落后状态的话,这就会有用得多。这将是一种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或共产主义危险更好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总有一天这会变得清楚起来,这种办法不能产生任何好处,因为这将总是危险的温床,正像欧洲的某些地方是危险的温床那样。”
    铁托接着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处的必要性,他着重指出,他所谓的共处并不是那种相互容忍和各自生活的消极的共处,而是积极的共处,那就是设法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可能产生的一切争论性的问题。
    他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说,在这里牵涉到两个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容许这两个制度以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器在内——彼此进行驳斥和摧毁?或者,是不是应该采取代替的办法,也就是唯一的代替办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积极的合作来共处,并且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各种问题。”
    在问到他是不是意味着合作和相互竞赛时,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强调指出目前运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的办法,那就是在国家方面进行的思想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是不好的。
    铁托说,思想斗争将要继续下去,但是,必须采取不会使目前的关系恶化到引起战争冲突的其他形式。例如我决不同意西方在各个方面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和把每一种进步思想都当作共产主义的作法。我认为这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认为不可能为全世界的社会组织创造出单一的形式
    在谈到每个国家的内部发展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时,铁托说,必须放弃干涉这个和那个国家的内政的思想。他接着说:“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人们应该寻求使我们更加接近的其他因素,而不是使我们分离和使我们的关系恶化的因素。”
    对爱德华·穆罗先生所说的大意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谈到美国人民的孙子将会在社会主义下过生活时,铁托说,他不能“这样假定(?)认为你们的孙子将会在社会主义下过生活”,并且强调指出美国人民为他们自己找到一种内部组织或者改变这种组织来适合他们的需要,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铁托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人类社会要求有新的组织形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将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不是用辩证的方法来看社会的发展。”
    铁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各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各个国家会有各种内部组织形式。铁托随后说,他认为不可能为全世界的社会组织创造出单一的形式。对毛主席讲话的看法
    关于最近发表的毛泽东演说,铁托说,他很高兴,“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毛泽东所述的观点并不矛盾,相反地,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铁托表示,他认为毛泽东以那次演说减少了西方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恐惧。
    铁托指出,各个国家按照它们的具体条件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的不同发展被错误地称为民族共产主义。他认为,波兰的例子就说明了人民按照他们的具体条件发展的趋势。关于这一点,铁托说,当某一个国家发生内部变化,并且想要走民族发展道路的时候,如果西方认为这个过程竟致要恢复旧制度,那是错误的。
    铁托说,“期望任何这种事情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企图从外界强加这种影响,那更糟。让我们举西方宣传和其他问题为例……这只妨碍某一个国家的正确的民主发展,具体说就是波兰。”
    (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在谈到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时
    铁托认为卡达尔正日益得到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爱德华·穆罗接着说,在西方有些人士认为,铁托总统在写信给纳吉总理时,是担心匈牙利事件会进展得太过火、担心会有太多的独立,因为这可能变成传染性的而传到南斯拉夫去。铁托说,根本不是这么会事。
    他又说:“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发展有着另外的看法。由于旧时代分子、霍尔蒂分子和其他的人正在那里不断增加,因此,我们担心这事可能扩大到其他国家会进行干涉的这种程度,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冲突。因为大家知道,苏联部队驻在那里,而且更加肯定的是,苏联不会准许旧政权在这个国家复辟的。”
    铁托接着指出,南斯拉夫全国非常的团结,它的制度非常的巩固,因而并不害怕任何外来的影响。他还认为,匈牙利总理卡达尔正日益获得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当问到铁托在他所作的军事和政治的决定中,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铁托回答说,在军事决定中最困难的决定是,在1943年德国第四次攻势当中、即南斯拉夫方面的国族解放部队受到包围的时候,关于援救几千名伤员问题的决定。关于最困难的政治决定——正如军事决定一样,是有几起的——方面,铁托提到关于在1948年坚决抵抗斯大林的决定,他强调说,在那个时候有必要对这一步骤的后果作出可靠的估计和最坏的打算。
    铁托在回答在1948年以后是否有过一些时候他认为俄国可能对南斯拉夫使用武力这一问题时说,那时的情势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我不知怎的丧失了信心,在我看来斯大林似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无疑,有某些因素警告我们要警戒着……。”
    在这方面,铁托强调1948年以后的情势产生了某种使南斯拉夫人民团结一致的影响。他说:“我们在那时的政策受到我们全体人民的一致支持,这是使得我们能够忍受一切困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南斯拉夫要存在一种两党制度是不可能的
    铁托在答复外国人对南斯拉夫最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时说,外国人不能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不是多党制度而是如他们所说存在着一党制度,是奇怪的。
    铁托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个国家并没有一党制度,而是使我国全体人民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以建设我国而联合一致的一种体制。这看起来是,如果这种概念继续不变的话将使我们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最重要因素。”
    铁托说,南斯拉夫要存在一种两党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的是一种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总同盟,变成了一个把南斯拉夫全体人民在一个目标下团结起来的组织。
    至于国家和共产党的消亡,铁托说,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期的过程。同时,他指出,南斯拉夫已经建立了一些内部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如研究各种内部和一般性质的问题的选民会议。
    谈到南斯拉夫政府对宗教的政策时,铁托着重指出,在南斯拉夫,教会和国家是分开的,但是,信教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到教堂去做礼拜。他说,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坏。他特别强调国家和希腊正教及伊斯兰教之间保有良好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和在某些地区,同天主教下级教士及大多数高级教士的关系也是正常的。铁托说,有些教会还得到国家的某种帮助。他说,在国家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上,如果天主教会不在外国的指使下趋向于某种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纠纷。
    至于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铁托说,他是按照南斯拉夫的法律判刑的,因为他同占领者合作过,但是现在已经把他释放,条件是他不能再担任南斯拉夫天主教会的最高人物。关于这一点,铁托说,天主教会的最高人物不能够了解,南斯拉夫国家不能在教会的高级教士面前投降,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文内插题是本刊编者加的)路透社报道铁托讲话
    【路透社纽约6月30日电】南斯拉夫总统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瞧吧”节目上播送的他同穆罗的会见,从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目标的演说——他说他对这篇演说没有异议——起一直到他所谓中东的“令人忧虑的局势”。
    这位南斯拉夫领袖同他的妻子一起接见了穆罗,通过一个译员回答问题,虽然他自己不时也讲一些英语。穆罗问他:“关于匈牙利事件,西方有许多人觉得你采取了一种有点含糊的态度……许多人认为或许你是怕匈牙利人得到太多的自由和独立,以致这种事情变得有沾染性而影响到南斯拉夫?”
    这位元帅回答说:“……就匈牙利的局势而言,谈不上独立太多的可能性……
    “我们对这些事态发展的见解是人所皆知的,而且后来我们的见解并无一点变更。确实,我们担心这些事态发展会变得过分——这并不是说匈牙利人获得充分独立,而是说它可能引起新的世界大战。”
    铁托总统又说,“也许在西方,他们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两种危险,但是,它是存在的。你说,我们实际上是受到了东方和西方双方的批评——例如说在美国——,因为我们说,第一次干涉是错误的,而第二次干涉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不可避是因为否则的话整个欧洲就会遭到非常非常不好的后果。”
    穆罗问铁托,他是否认为卡达尔政府得到匈牙利公众的拥护。铁托回答说:“我认为它今天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拥护。”
    穆罗问铁托是否同意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那种见解,就是说在共产党国家里,领导和人民之间可能发生分歧。
    铁托回答说:“几天前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在这篇讲话中,他谈到许多可以说是新的东西。当然,这种东西是作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一方面有着六亿人口,另一方面仍旧不发达的国家的特点而产生的。我很高兴能够这样说,就是我们的见解同毛泽东所提出的见解并无矛盾,相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我认为,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西方对于共产主义所存在的恐惧。”


    【中央社纽约6月29日电】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在理论上说,是应当多少有助于澄清气氛和打消认为对华政策会立刻改变的普遍猜测的。但是很可能它不会这样。
    这种情况是这里的报纸的初步反应中反映出来的。那些反对改变政策的报纸表示同意杜勒斯的立场,而那些主张改变政策的报纸表示不同意。尽管杜勒斯那样说,但是仍然有人怀疑艾森豪威尔可能还有别的主意。
    例如,“纽约每日新闻”一方面称杜勒斯的演说是“澄清气氛的、是非常健康的”,同时又说,“我们非常希望杜勒斯和首脑艾森豪威尔(他有时表示出在赤色中国问题上犹疑不决的样子)会坚持杜勒斯昨天所说的话。”
    同样,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报纸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说,杜勒斯为美国对北平的政策进行的“有力的辩护”本来是“应当会阻挠那些要改变这个政策的人的,但是不幸地是,将不会这样”。
    好像是支持“世界电讯报”似的,“纽约邮报”仍然坚持说,美国对华政策是“既不现实也不和我们的盟国步调一致”。“纽约邮报”指责杜勒斯是不灵活、作白日梦,喜欢妄想,并且讥笑他的“现阶段”的理论。“纽约邮报”说,坐等北平走入歧途“可能是一个长久的冒险等待”,这家报纸重申它的让联合国来托管台湾的“合理建议”。
    不论如何,人们对杜勒斯讲话的地点和时间一定给与了很大考虑。在杜勒斯讲话的时候,英联邦总理正在伦敦开会,尼赫鲁又在那里忙于充当北平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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