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的蒋帮军统报纸“自然日报”，６月２３日以“本报特讯”报道了民盟上海市委６月１２日举行座谈会的消息，标题是：“民盟群众要算旧账；八年受害冤仇似海；该‘盟’上海负责人大呼要砍中共政要的头”。全文如下：
在储安平剧烈攻击中共以后，其中发动反击所谓“右派分子”同时，“民盟”内部的群众情绪激昂，在同仇敌忾的情形下要求中共清算旧账，复仇雪恨，中共的对策企图利用一部“民盟”分子从内部搞垮该一靠拢党派并已喊出“防止三邪”口号。此为近日大陆各地报纸所综合透露者。
据本月１４日上海“解放日报”载称：“民盟上海市委”于本月１２日举行座谈会讨论所谓储安平事件时，除少数屈于中共淫威的“民盟”委员对储安平攻击毛周二酋的言论表示“遗憾”外。大部分委员及党徒均对中共对储安平的反击迫害极表忿慨。当时主持座谈的“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慷慨发言，指中共过去八年迫害该“盟”过甚，冤恨太深，要求在矛盾整风中清算中共的旧账，并大声疾呼要从中共政要中“挑出几个人来整他们一番”。
陈仁炳的呼声发出之后据谓“民盟”在上海的“盟员”群众情绪更为激昂，互相交谈之中，竟纷纷引用“冤有头，债有主”的民间俗语，大有同仇敌忾之慨，因此中共在该处的机关报，当即以“论算旧账”为题发表社论，厉声叫嚣，对主张向中共旧账者彻底算“反动”的“旧账”予以“消灭”。
【法新社伦敦６月２８日电】一群英国专家对于中国主席毛泽东最近发表的一篇演说——还有来自中国的第一手补充消息——进行了一番彻底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内的困难要比西方以前认为的严重得多。可是这些困难似乎在最近的将来并不是共产党政权的任何严重威胁，这个政权似乎的确是在它对于自身力量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执行这项新政策的。
英国政府最近着手对中国局势和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地位进行重新估计，同时联系取消对华贸易和对苏俄贸易之间的差别的决定。在进行这种重新估计的同时，英国外交家离开了北京，他不久将为阿希波德·威尔逊所接替（按指威尔逊即将来华接替欧念儒任英驻华代办——编者），威尔逊在此以前负责外交部研究司的工作，这个司是处理政治和经济情报的。毛泽东关于在中国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必然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外，预料现在发表的这个修改后的报告将在所有卫星国中增加反抗，并且使苏联对它们的控制不那么容易。这个讲话的大部分摘要在２月到６月已经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广泛传播。如果毛泽东的方法在欧洲卫星国家坚固地生了根的话，伦敦的人士觉得苏联政府就会被迫进行镇压了，苏联的卫星国将被责备采取用以“解决中国特别问题的”方法。
但是，伦敦的人们毫不怀疑，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有思想上的分歧，但是共同的利益将维护中苏轴心：中国需要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苏联需要它能够从中国得到的任何思想上的支持，正像匈牙利事件所证明的那样。
尽管共产党保守派对毛的讲话和随后发动的“整风”运动所鼓励起来的批评的反应造成了挫折，伦敦的人们认为，中国的新理论必然会增长毛泽东在共产党集团中和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中的威信。它还可能对亚洲的不肯定的见解发生某些影响，因为这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看来是属于比较开明和高尚的这一类型的。英国的某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人指出，不管毛泽东的理论的产生是由于什么原因，不管它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旧文明。以前，至少从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共产主义从来没有拿出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东西。
然而，英国专家们认为，毛的讲话和“整风”运动是由于中国国内原因产生的而不是打算对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作出贡献。据认为，促成新的中国试验的主要因素就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和群众的不满情绪，但是，甚至更主要的是，匈牙利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总的病症在中国、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讲话以及跟着发生的事件暴露了这些弱点：一、承认匈牙利革命已经促使某些中国人批评中国缺乏自由并且要求采取西方的议会民主形式。二、由于建立集体农庄而在农业生产方面遭到的破坏。三、官僚主义方法效率低下，某些工人和政府官员的工资跟农民的低生活水平之间的距离。四、毛泽东承认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不再行时了”）和政治工作已不发生兴趣。五、承认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错误”和“偏差”，毛泽东说在运动中至少杀了八十万人（这一点在修正的稿本已删去，但是在波兰传出的稿本中曾经提到）。
这篇演说和“整风运动”产生了各界人士对这个政权几乎一切方面的批评，这表明中国内部的局势比外国观察家开头看起来的要严重。因此，这说明在看起来一致化的平静的表面底下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英国专家们认为，虽然是这样，但是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的运动——在“百家争鸣”的理论中所表示出来的——是真正的：但是他们指出，进行可以容许的批评的范围是受限制的，批评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虽然这次运动终于可能产生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将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形式，甚至比现在同俄国的共产主义的距离还要大，但是伦敦认为中国领袖们不打算放弃他们极权控制的任何基本因素。如果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成功的话，如果事实上它的确有助于中国从革命过渡到工业化的话，中国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将成为比俄国过去任何时候要可怕得多的力量，并且不仅是在亚洲而已。
【路透社北平６月２８日电】（记者：漆德卫）北京大学学生现在贴出色彩鲜明的墙报和漫画来说明他们的不满和建议，如同在发生苏伊士问题时，许多学生用同样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有秩序的反对。
目前，当局似乎很愿意让学生们说出他们所要说的话。
看来中国领袖们似乎认为，与其冒发生比据说在过去数月中发生的更为严重的罢工和骚乱的危险，不如让牢骚和不满表达出来。
学生们似乎根据它的表面价值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许多批评是非常直率的，并且这个大学的成员现在比以前愿意得多地同外国人交谈，甚至透露他们的不满。
所有的大字报都签有学号，有许多签的是全班的名称。就像中国皇帝和族长通常用加上自己的评语和图章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同意某张绘画或书法一样，学生们是通过加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学号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同意的。
主要的一批大字报是贴在中央的饭厅门口，这些饭厅的大小和建筑使人想到全世界的陆军军营。大群的大学生包围着布告栏，他们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他们的饭（大米和蔬菜），一边读着这些最新的批评意见。同时不断地涌现出新的大字报。在一张大字报贴出一天左右以后，它要末是被撕下来以便贴上一张新的，要末是一张新的贴在它上面。有些布告板现在贴的纸已经很厚了。
有些学生对于大字报已经感到不满足，于是用白粉水粉刷起来。有一条路被命名为“真理”，还有一条被命名为“自由”，在另一条的当中用显眼的、白色的字写道：“难道还有比个人自由更宝贵的东西吗？”但是在俯视饭厅的一个宿舍的墙上，写着最大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必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写在那里的，它写道：“一切无视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警告。批评，特别是攻击共产党在大学的领导作用的批评是非常直率的。但是党的作用和它在整个大学结构中的委员会体系，受到校长马寅初的热烈维护，他本人也没有逃脱个人批评。
许多大字报透露了过去几年办大学的狭窄方针。因此，在知道自由世界中的其他大学情况的西方人看来，这似乎更像介乎初中和兵营之间的某种东西。
许多人把造成这里大学的异常低下的教育水平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干部。这些干部中许多人很年轻，他们统治着教授，并且鼓励学生用最凶恶的方式对他们的教师进行群众性的批评。
有些最优秀的教师放下了教鞭，从去年１月起，才争取了那些较优秀的教师，鼓励他们回来。在这以前，那些在西方留学并且形成最优秀的非党人物的核心的人们，被列为可疑分子。共产党说，懂“帝国主义者的语言”英语或者教英语就是“资产阶级行为”。结果是，在学了四年英语（法语也一样）以后，学生的水平还很低，而只能做做最起码的口译或者笔译。
那些批评表明，学习范围是多么狭窄，大概是模仿苏联的制度太厉害了。例如，一张大字报问道，为什么要让学生看过多的普希金作品，而不给他们看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另外一张大字报说，物理实验室和教室中完全采用苏联的方法，而排斥所有其他的方法，使得学生在毕业时实际上知道得很少。
第三张大字报问，为什么把全体学生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晚上十点半就关灯。他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减少监督，要求减少填鸭式的灌输，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由自己主动进行活动。
也有人对生活条件不满，生活条件无论用什么标准说都是十分苦的。六个学生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冬天酷寒，夏天闷热难忍。安放了床就没有什么空间再来安放别的东西，学生们的作业大部分必须在户外或者图书馆里去作。学生如果生了病，通常也是必须留在原处，有一个学生说，有一个患肺结核的学生在他的房间里住了四个星期以后才入医院。
讲师或者助教的房间也是一样大，三个人一间，而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俄国人、印度人、波兰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却往往另外住着更大的房间。这就在中国学生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
但是，外国学生谁也不愿意在中国人的那种居住条件下居住，同时，在共产党人经常抨击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作父母的人哪一个也不会容许自己的儿女居住在这种条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