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处华盛顿１６日电】下面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务卿杜勒斯在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的一部分：
就苏共中央决议进行歪曲和诬蔑叫嚷要加紧反动宣传等活动来促进苏联“进化”趋势
问：国务卿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对于上次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克里姆林宫发生的变动的意义你怎样估计？
答：我预料会提这个问题，我已经把意见写了下来，我现在念一念：
俄国的统治者面临人民要较多的个人安全、个人自由、较好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日益增长和到头来不可抵御的要求。统治集团——那时有十一个有表决权的委员的主席团——对于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主席团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教会中的反对进化论的保守派——编者注）看来相信：唯一的办法是保持克里姆林宫绝对的中央集权，遵照斯大林的榜样在那里进行铁腕统治。“现代主义者”（教会中的以进化论解释教义的较开明的教派——编者注）看来相信：至少表面上做得灵活一些，让人民至少能对那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的转变抱有希望，这要好一些。集中表现在赫鲁晓夫工业地方分权计划中的后一种政策之所以能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是由于赫鲁晓夫手腕运用得很好，召集了塞满他的支持者的有三百一十八个委员的中央委员会。这使他取得了单在主席团中不能取得的胜利。
已发生的事情证实在俄国存在那种我所说的不可改变的趋势。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见表示，你认为这个事件完全是苏联内部的政争问题。这样说对吗？
答：我认为这主要是内部政争和如何应付苏联国内正在表现出来的内部压力的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相信美国政府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扩大或者促进你所谈的这种进化过程，这种不可改变的过程？或者，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俄国去处理它，看结果如何？
答：我认为我们为促进这种趋势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了。我认为重要的开端是在最高级会议上作出的。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向我国驻各国大使馆发出了一项通报，对这次会议加以解释，表示我们感觉到这样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已经开始，并且提出我们可以促进这种趋势的各种方法。
我们这样做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很明显，假如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内政进行任何干涉，那就会发生反作用。但是由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知道的事情增多了，而且受教育的人数又不断增加，他们就越来越喜欢探询究竟。他们希望多知道一些当前情况；他们比较多地收听广播；他们得到——有时是通过秘密途径得到——一些不能公开得到的读物。现在很有一些活动在进行着，我们相信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对这些活动给予协助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说过你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感到狼狈，但是你给他们取了两个很有趣的名字，把莫洛托夫集团叫做用铁棒进行统治的“原教旨主义派”，把赫鲁晓夫集团叫做灵活的“现代主义派”。由此好像可以推断：你对于目前有利于“现代主义派”而不利于“原教旨主义派”的事态发展不是那么不高兴的，而且认为这是一种进化的过程。这样推断对不对？
答：我并没有打算表示赞成任何一个集团，但我确实认为由我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派”所代表的政策比较更有可能引起剧烈的爆发，而赫鲁晓夫的比较灵活的作法可以促进一种进化的趋势。但是想要在这些方面设想将来的前途如何，那是有很大的猜测性质的。
问：你说“不可改变的趋势”，这是指国内事务说的吗？
答：对。
问：那末，上星期左右所发生的事件，按照你的解释，是不是完全是国内的压力造成的，而不牵涉到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呢？
答：我想，个人的权力斗争的确是存在的。可是，我认为，就像大多数的情况一样，争夺权力的人都是通过主张某种政策的方法来争夺权力的。在我看来，在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派”和主张以新的不同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那些人们之间是有着相当清楚的界线的。赫鲁晓夫向群众发出呼吁，并且提出诺言说要使群众获得超过美国产量的牛奶、牛油和鸡蛋，这就表明他是在争取人民的一定程度的支持。
也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庞大的中央委员会就像我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圈定的委员会，但是作为一个较大的机构，它仍然是一个带有较多民众色彩的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中，赫鲁晓夫所主张的政策看来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不是认为，这种不可改变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力于文化交流呢？假如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按照参议员麦格纳逊的建议同红色中国进行文化交流，那是不是也会起作用呢？
答：我认为，不能够泛泛地谈一般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时是有利于我们所希望支援的各种力量的，有时却又不然。我愿意说，在苏联国内的局势发展的现阶段，比起共产党中国的情况来，文化交流是比较容易促进变化的——共产党中国还没有像苏联那样产生出一批值得重视的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来。说苏联外交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认为这会使俄国在冷战中的策略有所改变？
答：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足以说明它会牵涉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人说，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因为据说最近两年来的外交政策一直是这个集团的外交政策，而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并不是说他制订了坏的外交政策，而是说他力图阻挠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所支持的那些好的外交政策。
问：国务卿先生，你在它的这次内部剧变中没有提到朱可夫和红军，这是不是有什么用意？
答：我所以不提朱可夫的唯一用意，就是朱可夫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现在还不清楚，还无法说明。有一种得到若干外国（那就是说，对俄国来说的外国）共产党的解释的支持的推断认为朱可夫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可能曾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想这是个合理的推断。至于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证据。现在当然很清楚，他是支持赫鲁晓夫的，我想就在昨天他还在他的演说里把那三名被赶走的主席团委员叫做“三大妖孽”。因此他现在必定是完全支持赫鲁晓夫而反对莫洛托夫等的集团的。
说美国将继续目的在于“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政策
问：国务卿先生，请稍微用些时间再谈一下莫斯科的改组和澄清一下早些时候的一个答复。你是否认为那里的进展多少是自动的，并不需要美国的政策作任何更变来适应它，或者推动这种进展？
答：这个，我认为，就我们能够适当或有效地影响时局而言，我们一直在执行的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人们争取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事物的热望，并且使他们知道在更自由的社会里这些可能性是什么。现在，我们一直这样做着；如果、以及当出现更多的机会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加以利用。但是，我想，我们政府的基本政策将无所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在谈到苏联把它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卫星国的能力时，你略掉了赤色中国。先生，你认为苏联是否能把它在裁军问题上的意见强加于赤色中国身上？
答：这个，这是很难作断然回答的一个问题。的确，我认为赤色中国较之欧洲卫星国享有较大程度的独立。另一方面，在军备问题上，中国是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所以我很怀疑赤色中国在那方面是否会试图采取不同于苏联的态度。
承认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付“国际共产主义”
问：先生，关于其他中东国家起更显著的作用问题，你能否详细地说一点？你指的是不是可能有所改变，比如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撤回艾森豪威尔主义，让其他作为斡旋人的国家参与其事？我是不十分明白——
答：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并不是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直接有关。艾森豪威尔主义主要是对付这个地区内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处理宜于加强那些想要摆脱国际共产主义而保持独立的中东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问题。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而且，如我当时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再来谈谈中东，你说美国的基本看法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将必须解决它们的分歧，随后美国愿意做某些事情。对你的话了解为在１９５５年８月其含意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首先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然后美国将插进去，而现在是美国将采取直接的主动使得达成协议，这样对吗？
答：我想我在１９５５年的演说中已表明美国尽其斡旋之职以帮助达成领土和边界的调整。现在，自从１９５５年以来情况已有如下的变更：在１９５５年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没有像今天由于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而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程度。因此，在这个微妙的工作中，有可能另一个国家或别的一些国家可以担当地比美国更有用的斡旋作用。我不知道。
问：国务卿先生，什么别的国家的国家？
答：我不想指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