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１６日电】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的社论说，一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检讨的“右派分子”“似乎丝毫没有诚意或悔改之意”。
这家报纸在社论中说，有些人表示了悔改之意，还有些人企图用避重就轻的办法“蒙混过关”。社论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应当”在这次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采取揭露右派的反动活动事实和说理的方法”。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官方作出的这个宣布是意味着对右派进行的斗争将继续进行一个长时期。
这些观察家们还认为虽然报纸欢迎那些“真正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人”，并且语气相当温和，但是一些检讨将不会被认为就足够了。
从表面上来看，昨天分发给代表大会代表的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发言似乎是属于“不诚恳”的一类的。虽然他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那简直不是检讨，他坦率地反驳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意见，章乃器是这个组织的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断然否认了黄——中国主要的“民主人士”之一对他的大部分指责。
章伯钧和罗隆基比章乃器更多地被当作为右派运动小集团头子挑出来，一个口头的消息说，一些共产党领袖称他们是“反革命”。如果最近的这个消息是真的话，那么共产党将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检讨。
【中央社台北１６日电】蒋总统１６日接见台北市报业公会十三家会员报社主持人，及台北市十二家报社总主笔和总编辑等三十二人，听取他们报告台北市报业现况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并对新闻工作提出两点指示。
总统在和他们晤谈时，希望各位领导舆论的报业同人对当前时局，尤其是对大陆共匪目前正在疯狂地进行整风整肃以及所谓反右派斗争的毒计有何意见，请多多提出，作为政府参考。
总统在听取各报社负责人、台北报业公会常务理事谢然元等报告报业概况后，对全国报业及新闻界这几年来和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反共抗俄工作表示慰勉。总统提出两点具体的意见供全国报业领导舆论的参考及报导新闻的准据。
第一，希望各位在报导新闻时要特别提高警觉，对任何新闻的取舍一定要首先考虑到是否可能为共匪所利用，作为他们对我们进行心战的材料。总统表示他平日对各报新闻的报导非常注意和观察，常常发觉有些新闻报导偶然不慎或一时失察，对个别事实发生的背景不尽明了，而未经慎重的考虑即予发表，致为共匪宣传所利用，这对我们的人心和士气皆不免发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无论报导任何新闻，都要考虑国家的地位，政府的威信和军队的荣誉，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希望各报对社会新闻的报导要特别审慎，和着重对社会教育的意义。总统表示，他也常常发觉有些社会新闻的报导只是迎合一部分人的趣味，作过份的渲染，结果不但为敌人所利用，而且对社会也常常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就是对报纸本身的地位和荣誉也因此为人所轻视而降低。
【中央社台北１５日电】中华民国文化界支援大陆知识分子抗暴运动委员会于１５日下午三时假台北救国团总部举行筹备会议，由救国团副主任邓传楷主席，到文化教育界人士八十余人，会中除修正通过委员会组织纲要及该会工作纲要外，并推定亚洲反共同盟中国总会等二十一单位为工作执行委员会委员主持会务。
该会会员分团体及个人两种，以联合全国学术、文化、教育团体及文教界人士支援并结合大陆的知识分子展开反共抗暴，以加速摧毁朱毛伪政权为宗旨，该会工作分下列四点：（１）向海内外及大陆报道抗暴事迹加强宣传；（２）呼吁其他各界声援普遍展开支援运动；（３）团结海内外文化界人士及国际文化团体响应；（４）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知识分子反共抗暴。
主席邓传楷于开会时致词说，大陆上青年反共抗暴运动已普遍展开，我自由中国文化界人士应在文化反攻的号召下，集合自由地区的文化人力量，先以文化登陆，配合军事、经济、政治等反攻大陆行动，完成复国建国的使命，希望文教界人士研讨出积极有效的办法付诸实施。
【合众社伦敦１５日电】西方的商界人士今天说，共产党中国正在计划在西欧国家之间鼓励贸易竞争而使它自己得到好处。
他们指出，参加“中国委员会”的国家以及目前仍在巴黎谈判采用一个贸易方案的问题，这个方案将会把它们自己为了出口可以自由出口的工业品而进行的不健康的竞争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说，困难在于怎样能够使中国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出口定额适应全球的定额，以便制止它们之间的有害的竞争，从而防止北平鼓励贸易竞争。
这些人士说，有一些西方国家，例如西德，希望对中国进行出口竞争，而没有适当地考虑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商业利益。
英国的远东贸易界人士若干时候来一直在说，英国将无法把它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到两倍而达到两千万镑（五千六百万美元）。他们认为英国能够大大增加对共产党中国的农业机器的出口数量。其他准许出口的工业品的出口将受到限制，因为在英联邦地区内担负的义务太大了。
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本周发表的“贸易方面有区别地对待的政策”演说声明，北平将不急于缔结贸易合同。他们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是为了鼓励英国、法国、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西德、日本、卢森堡和葡萄牙之间的贸易竞争，同时为了弄明白是否能够进一步放宽贸易禁令。他们说，中国的“拖延态度”纯粹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
【本刊讯】“星期日泰晤士报”７月１４日刊载了休斯发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一篇题为“中国驯伏它蛮荒的西部”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无疑已经对这个古代鞑靼反叛地区施行了巩固的和得人心的统治。其所以获得了与在西藏的失败形成尖锐对照的这种成功，是由于灵活和耐心地调整党的方针，使之适应于这个中亚细亚游牧部落人的传统和迷信。
现场能获得的一切证据表明，俄国一方面维持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另一方面却不声不响地退出新疆，并把它从前在这个缓冲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完全交与了北京。自从开采石油和矿物的两个中苏联合公司废除联合经营以来，在乌鲁木齐已不见苏联的金融和商务机构了。俄国访客的数目也逐步减少了。
负责巨大的克拉玛依石油工程的中国工程师史垂匡（译音）先生告诉我说，当他１９５５年来乌鲁木齐时，总部里有十位苏联顾问，但是今天只有一位了。他又说，在阳光炽热的油田中，只剩下了三位苏联顾问了，而其中两位将在下月内离去。
从北京到新疆的绿洲首府乌鲁木齐是一次历时十二小时、越过五个省份长达三千英里的辛苦和令人兴奋的航程。阴森荒凉的景色常常被绿色的裂口和从高耸的被雪遮盖的山峰上流下来的小溪边建立起来的孤立的居住区所切断。在乌鲁木齐周围突然出现翠绿色的草地、玫瑰花园、长排的白杨和柳树以及在空中盘旋的鹰；悦为海市蜃楼。这个首都是一个有三十万人口的拥挤的鞑靼城市，位于一个占全中国面积六分之一的省份。在新疆的五百万居民中间，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族和鞑靼族，还有成吉思汗的“金黄大军”的其他混合的中亚细亚后裔。他们现在大都是穆斯林，单是乌鲁木齐的穆斯林寺院就不下五十六个。
除了关于战争的旧的记忆和关于迫害的新的记忆以外，这些民族同中国人毫无共同之点。他们讲自己的方言，一心坚持他们自己的部落法律，习惯和服装，很少知道共产主义思想，对共产主义思想更不感到兴趣。
他们开始时消极地接受共产党“解放”，主要是反映他们对贪污的可厌的国民党当局的失败感到满意。但是在过去两年中，他们已经被争取过去支持遥远的北京政权和跟共产党的集体农庄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化政策进行衷心的合作——尽管这跟他们的个人主义观点有尖锐的基本的冲突。
虔诚的亚洲穆斯林被吸收为共产党员。表现出自己的鞑靼、土耳其等族祖先一切特性的非中国（指非汉族——编注）儿童，也跟北京的中国儿童一样带上共产党少先队的红领巾。按照计划，思想灌输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也是在亚洲的未来局势方面对西方的一个警告。
负责争取鞑靼部落人民的主要人物是王恩茂，他以建立新疆自治区的委员会主席身份在１９５５年抵达乌鲁木齐。他现在是全新疆的共产党书记——王恩茂不大为外人熟悉，他是湖南省出身的和蔼的农民。做党的工作已有长期经验，他是由毛泽东亲自任命这个职务的。
他巧妙地调整党的政策来处理种族方面的分歧，例如，他已经消除了担心共产主义必然会妨碍穆斯林礼拜的恐惧，同时他考虑伊斯兰教徒反对男女在一起工作的意见，同意在合作社中男女分开来工作。
各个种族集团在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代表，乌鲁木齐虽然当地的汉人占多数，四个市长中只有一个是汉人。这里不实行粮食配给制，商店里可以买到中亚细亚妇女的民族服装所需要的色彩鲜艳的织品。
在过去几天里，我访问了鞑靼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亚洲民族的许多家庭。他们正在庆祝穆斯林新年，他们用使人喝了头晕的酸马奶、冷羊肉和米饭（用手抓着吃）、酸面包、枣子和糖果来款待我。我必须报道，我到处都听到同样的详细叙述：物质状况改善，工资提高，优秀儿童被送往北京上学——所有这一切都同在国民党时候所受的痛苦和虐待大大不同。
到一定的地步，过度的怀疑是和过分轻信一样愚蠢的。我不能相信，所有这些谈话（许多人的谈话是我自己冷不防挑选的）都是“组织好的”。我也不能相信，这些单纯的好客的主人都是受过良好的骗术训练的演员。
旧鞑靼人的生活是苦的。新鞑靼人的物质生活正在改善，这些非汉族、非共产党亚洲人把这些归功于北京。
至于西方的价值和民主自由，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在今后几十年中，他们不会了解，也不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