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幸福”杂志１９５７年４、５、６月号连载了三篇有关美国国务院的文章，其中４月份的一篇专门论述了美国大使的有关问题，摘要如下：
（一）大使的任务有以下几点：（１）干涉内政以达到使驻在国反共的目的。所谓“外交官不应干涉内政”的外交条例，仅是一句空话。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干涉，而是怎样进行干涉。前美驻意、法大使杰弗逊·卡弗里曾说，“任何大使如果他不去干涉驻在国的事务，他就等于没做工作”。麦格赛赛和吴庭艳如果没有美国大使的撑腰，就不可能当总统或总理。如果没有兰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远东政策就不能执行得像现在这样有效。（２）报告驻在国的情况，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驻在国观点的支持者，而是要代表美国的利益。（３）招待来访的美国人。（４）管理美国的海外机构。二次大战期间及以后数年，大使对美国在海外机构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１９５１年以后有了改变，其权力可涉及到国际合作署、美新处、中央情报局、军事顾问团等。大使每周召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交换意见。
（二）大使的工作方法是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分别对待：（１）假如驻在国政府是由一人独裁者，美国大使必须首先搞好和执政者的关系。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大使必须参与反对政敌的斗争，支持“友好”的承继者。（２）对待“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和“已承担义务”的国家也有所不同。对待“已承担义务”的国家的办法是强调美国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尽一切可能向他们施加压力；对等“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则要强调美国的和平意图和它帮助亚洲新兴国家的愿望。
（三）美国大使工作中成功的或失败的例子：（１）成功的例子：如前美驻日大使艾利逊在处理冲绳岛问题时，和日本政府私下决定将它暂搁一边；在对待日本人民反对氢弹试验的问题上他则保持沉默。这两个办法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又如美驻奥地利大使汤普生曾成功地促使奥地利在１９５５年缔结和约，从而保持了奥地利的“独立”。他曾发动奥地利官方和私人的机构救济从匈牙利逃出的“难民”，并把其中２５，０００名“难民”运到美国去；同时他在匈牙利事件中直接充当指挥者的角色。
（２）失败的例子：如驻英大使阿尔德里奇和驻法大使狄龙事先没有得到英法进攻埃及的情报，使得美国很被动。
又如前任驻印尼大使坎明对印尼情况估计错误：在１９５６年苏加诺访美时坎明以为苏加诺是美国的真正朋友，直到苏加诺在内阁危机时提出“民族委员会”的方案时，美国对苏加诺的幻想才开始破灭。再如美驻泰大使毕晓普曾经向泰国施加压力要它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泰国的对华政策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四）大使的待遇和大使所得的报酬是“荣誉”多于金钱。十分之九的大使薪金并不很高。根据１９５６年的统计，几乎有一半的大使一年需要拿出２，０００至５，０００美金来津贴他们工作中的支出。由此可见大使的每年２０，０００至２７，５００美元的薪金仅是“荣誉”的代价。
【本刊讯】意共“团结报”７月４日以“促使主席团而发生变化的事实”为题，在首页以整版篇幅报道苏联境内的变化，摘要如下：
好几天以来，在莫斯科的党内人士中间就流传着一些相当具体的传闻，这样期待了几天之后，最近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及其决议就发表出来了。因此，党领导机构的这个会议看来就成了党内和领导核心内部一场长期政治战斗的顶点。这场战斗可以远远追溯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去，但是特别在最近才尖锐化。
我们知道：领导机构多数派和马林科夫同志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１９５４年发生的。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分歧并不仅仅涉及重工业优先呢、还是轻工业优先的问题。我们今天还记得：对于那些坚持轻工业优先的人，党的答复是提出一个既能发展消费资料生产、同时又能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并且不致损害后一部门的作用的政策。
同莫洛托夫的分歧是１９５５年７月另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出现的，所涉及的是外交政策问题。这些分歧后来一直潜在着。莫洛托夫在某些外交措施上表示了一些具体的保留意见。首先是关于对奥条约：他实质上断言：奥地利是绝不会当真信守中立诺言的。更严重的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争执：莫洛托夫虽然同意两国之间和睦相处，却认为两党之间思想和政策上的破裂是不可弥补的，两党的立场是不可调和的。
这些就是分歧的根源。但是，当时已经开始确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态度。在７月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斯大林的问题和应该如何评断他的政策（至少是他的晚年的政策）的问题。
因此，分歧当时就趋于深刻化。
莫洛托夫一向是代表苏联政策的最著名的杰出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战前、战时和战争结束后不久的时期。他的声望就是这样形成的。他既然列为种种特定政策的制订人，那么他从那时以后就应该使自己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从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形势转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整个体系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展示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更广阔的前景。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既往压倒了现在。由于僵化，由于固执坚持旧一套，他的思想就成了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的代表。还得加上卡冈诺维奇，他的政治态度的演变在某些方面是同莫洛托夫相似的。
虽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无情地粉碎了陈旧的硬化的公式主义，但是，直到去年的这一重大事件以前为止，党领导核心还是保持了团结一致的。
只是到了后来，当全党和全国批判斯大林崇拜、分析和纠正其后果。必须力求革新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有两种十分明确的倾向存在：一种是努力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指示，一种是予以某种程度的抗拒——当然，不是公开地。在某一个时期，看来这两派可以相反相成地对谋求艰巨的平衡作出贡献。但是，不久就看出了就在领导集团内部有人在对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予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限制。
去年秋天，由于波匈事件以及埃及遭受侵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不得不经历最严重的危机，这些事件当时看来必定会使国际缓和局势从此遭到破坏。
华沙政治危机和布达佩斯悲惨事件应由过去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是，公开反动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竟然能够混入纠正错误的运动来试图推翻人民政权，这一事实引起了忧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表示的态度是不是危害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成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认为是这样的，他们视而不见过去的错误。然而这两个人还是同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起到华沙去了。
相反，马林科夫的态度则比较不明确。特别是在匈牙利问题上，他似乎是支持领导机构的政策的。危机克服了，尽管有困难，尽管有这种教条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抗拒，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政策勉力实现了，从而表明这个政策是有生命力的。一年来，它产生了重大的结果：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和在整个政治生活更加活跃方面，可以感到它的良好结果。２月间，最果断地执行了这个政策，那就是，改革工业组织。这是一个激烈的措施。这也是造成分歧的一个原因。在这一点上，马林科夫同其他反对这个政策的人会合了。尽管曾经力求不公布这些分歧，但是消息还是透露出来了。尤其是在去年１２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同那些硬说新制度会使各工业得不到足够的专门领导的人展开了论战，并且反对了最初的方案中出现的这种试图：让许多部继续在各加盟共和国留下来。
由于实行如上述的改革，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种改革在当时看来已经是不能孤立看待、相反必须配合以今后的新发展的一种措施。而况反对的人抓住这些问题，对以往几年的政策全盘加以攻击。他们既否定对斯大林崇拜的批判，也否定用领导者出国访问、同其他国家要人接触的方式维持缓和气氛的外交政策上的种种立场。
反对的人用论战的方式攻击工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关于农业的某些措施——特别是废除强迫征购集体农民个人小块土地产品的措施。
于是，一个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路线相反的路线形成了。从此以后，一致的意见就无法达成了。当然，集体领导也包含在各种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是，以两个针锋相对的集团来体现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是不能并存的。应该由中央委员会来仲裁，正如以往几次一样。
在主席团多数的主动之下，争执就在上星期提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中央委员会所举行的极其激烈的争论之中，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集团孤立了。他们被击败了。中委会的最后决议把他们排斥出领导机构，因为他们采取行动反对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就是说反对党的多数用民主方式制定和批准的路线。由于他们的活动违反民主集中制的明确准则，因而这种活动具有派系活动的性质。按党章规定，对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的最严厉处分是开除出党。有人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不过，最后占上风的是把他们排斥出领导机构的主张。（记者：朱塞佩博法）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莫菲特海军航空站１４日电】八架海军Ａ３Ｄ空中勇士式双喷气筒飞机在前往参加驻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舰队的途中于星期六下午从这里飞赴夏威夷。
第一批这种威力强大的轰炸机（世界上最重的航空母舰飞机，每架重３４吨）用五小时零一分钟的时间飞到阿胡岛的巴布斯角的海军航空站。距离是二千一百英里。
这批飞机隶属于第二重攻击轰炸机中队，这是第一批有资格从第七舰队的爱塞克斯型的航空母舰起飞活动的飞机。在以前，这种飞机限于服务于大西洋舰队和罗斯福级的航空母舰。
这批飞机在飞到它们的航空母舰以前还要继续越过海洋飞往瓜加林岛、关岛和吕宋岛。
Ａ３Ｄ飞机是海军最新和最大的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并且载有三名飞行人员，即驾驶员、轰炸手领航员和机关枪手领航员。
这是第一个作战中队用一个士兵身份的飞行人员作为受过特别训练的天空领航员。
这个中队的其他飞机星期五搭攻击航空母舰“好人李查德号”驶离圣地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