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贝尔格莱德消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德尤罗·萨拉伊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５日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南斯拉夫生产者自治的经验及其发展远景”的报告。下面是报告的初稿的摘要：报告人说，在过去的七年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发展得很普遍的统一完整的工人自治机构，其中工人委员会、生产者院和企业联合会是这种统一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个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复杂机构在目前条件下表现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
工人委员会和生产者院是工人阶级直接参加管理的一种机构，它是我国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通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机构和在目前条件下以最民主的方法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机构最突出地体现出来。工人委员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条件下保证直接生产者的一个主要的民主和政治权利。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代表社会独立地管理企业，因为社会把一部分公有财产委托给它们管理。
萨拉伊说，随着工人委员会的建立，生产者直接参加管理企业，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使用剩余劳动的过程就开始了。国家直接管理经济职能的真正逐渐衰亡的过程，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直接结合的过程开始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条件下逐渐克服内部的社会经济矛盾的过程开始了。
工人委员会和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整个管理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同官僚主义危险作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工人委员会这种形式可以表现出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的利益是每一个社会制度的推动力量，而且社会主义的进步也要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个人的物质、道德、创造和社会利益成为推动力量的程度如何。生产者对于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劳动集体活动的关心，是以往我们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一切其他制度所不可比拟的。
报告人说，直接集体管理经济的制度可以加速消除当前世界中社会矛盾的过程。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把工人作为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它体现着消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矛盾的意志。在生产力发展和全体劳动人民教育制度改善的过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也在消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有力的因素就是在管理方面脑力劳动和生产工作的结合。
在谈到南斯拉夫经济管理制度的发展时萨拉伊说，在战后最初几年中，也就是当取消集中制，建立工人委员会和让经济规律更自由地起作用的条件尚未成熟以前，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的作用是必要的。由于国家集中管理经济，我们才能够集中生产资料，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和着手迅速发展经济。国家机关在管理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引起了若干消极的后果。它必然会抑制群众的首创精神，造成国家机关的独断独行和某些官僚主义的倾向。
报告人说，工人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坚决地采取了我们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针。工人委员会成了管理的最好的学校，成了我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教育的最有群众性的学校。在整个革命变革中，工人委员会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它促使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成为工人阶级最必需和不可改变的关系，使劳动群众再也不会同意任何其他制度。
报告人接着谈到了最近七年来南斯拉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就，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实行工人自治。他说，工人委员会的推行表明，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完全可以成功地代替资本家和国家机关，来直接管理整个经济。他说，自然在工人自治制度方面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毛病的。这些也反映到很多企业的生产和经济商业活动中，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成为制度发展的阻碍。这些毛病常常是经济制度不完善的结果。
报告人说，在南斯拉夫尚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工人，他们的生产者的权利被轻视和否认，常常不让他们参加或甚至违反他们的意愿而作出最重要的决定。还有一些单位，它们的职工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常有这样现象发生：忽视管理方面的民主准则以及只是在形式上满足劳动人民关于参加管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存在幼稚地无政府主义地理解民主、纪律和秩序的现象。必须指出，独立支配巨大的物质资料使某些工人委员会和领导者产生了一些不现实的意图和过多的幻想，使他们走上了浪费的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看来似乎是本位主义的现象。毫无疑问，由于实现许多集中的职能，本位主义和利已主义必然会给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在某些工人委员会中出现过技术至上主义，表现在过高地估价技术、投资和机器的作用，而对人的作用估计不足，对人的需要关心不够。还常常为了企业关系中有不规矩的现象和不履行合同而发生营业上的争吵。还有违法乱纪的作风，这同由工人自己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的制度是不相容的。
萨拉伊引述了一些材料证明，由于选举工人委员会的经济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工人委员会委员的数目也不断增加。在１９５０年，直接参加管理企业的有十五万五千一百六十六人，１９５２年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四人，１９５４年有二十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人，１９５６年有二十一万四千三百九十七人。
在工人委员会会员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在１９５２年占７６％、１９５３年占７７％、１９５４年占７８％、１９５６年占７４．２％。
萨拉伊说，劳动人民参加企业管理的其他形式还没有足够发展。有很多企业内生产者没有定期举行会议，有些企业根本就没有举行会议。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很少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情况。劳动人民没有很好参加工人委员会的会议，这一部分是受会议本身组织的限制，一部分是由于秘密会议过多。
萨拉伊指出，虽然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不断地改善民主方法，但工作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作为防止官僚主义的有力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并没有完全避免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严重威胁。他指出，使选举出来的机构脱离选举人，并且对选举人的需要和要求采取忽视的态度是工人管理机构中最常见的官僚主义形式。这种倾向也同样表现在那些活动脱离所属地区的企业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的生产者会议的工作中。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工人委员会的委员某些地方享有特权，把他们调去担任工资高的工作，参加会议也有报酬，在工作时期召开不必要的会议，给予各种特惠，使工人委员会主席脱产等等方面。
萨拉伊说，为了进一步发展自治制度，必须加强企业的独立性，不仅生产和组织方面，而且还在经济方面加强这种独立性。从前在处理企业总收入方面的限制，在企业间分配和转移基金方面的限制，联合会和合作社中缺乏刺激和经济鼓励，经济中某些行政措施的残余等都是工人委员会常常得费劲地加以克服的障碍。在以公有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者联合会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商品经济的南斯拉夫经济的发展要求各企业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所指的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迅速工业化和其他客观上的经济原因所造成的影响之一是，生活水平暂时还很低。萨拉伊指出，除此之外，失业人数的增长也是后果，虽然这主要是由于自立居民的增长，而一部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各企业中剩余的劳动力缩减了的结果。低下的生活水平和失业现象，从工人委员会的实践的角度来看，是消极因素。
报酬制度同自治制度的抵触至今已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工资制度尽管逐年改善，但是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实现按劳取酬的原则，没有做到飞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独立性。
公社在行使若干权力时也给许多企业及其管理机关制造了许多障碍。公社的机关常常干涉工人委员会有全权处理的事务，同时还对企业施以经济和非经济的压力。毫无疑问，应当强调指出，这些缺点的产生不是由于公社和地方领导者的主观态度，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管理制度和资金分配制度方面所处的客观地位。如果公社作为生产者的基本团体今后能越来越大地发展、公社预算和公用费方面的收入就越能与生产者和其他公民个人收入联系起来。
德·萨拉伊强调指出，经济系统的不完善是顺利发展工人委员会的严重障碍之一。此外还有经济重点的经常改变，年度的公共计划迟迟作出，也会引起各方面的困难和市场的不稳定等等。工人委员会除经济以外，在其他方面譬如在调整生活和劳动条件方面的权力和职能的限制是严重的障碍和阻挠。
在建立工人委员会系统方面，陈规旧套太多，千篇一律的东西很多。
应当考虑到，这个复杂的管理制度和重大的责任落在年轻的工人阶级的肩上了，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很高，并且是在革命熔炉中得到锻炼和团结起来的，但是缺乏特别的技术和工业知识素养，缺乏足够的经济和普通知识。必须克服这些主观的障碍，消除所有者观点和经营农业的个体方法所产生的障碍，这种方法在形成并不久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中是根深蒂固的。萨拉伊谈到进一步发展工人自治的问题。他说，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最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生产者把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看成是未来社会的基础，关于这种基础，马克思说过，它将成为一种结合体，在这里，个体的自由发展将成为整体发展的条件。
萨拉伊指出，经济计划制度和经济方针应当保障劳动集体进行生产和事务活动的巩固范围，使各企业有足够的机会在经济上自由地发挥主动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我国的计划制度作了很大的改革，这表现在从详细的集中计划过渡到社会远景计划。这决不意味着破坏经济制度的统一及其发展方针，虽然某些工人委员会违反了计划方面的纪律。我们的生产者所关心的是：在不破坏自由生产者的独立性，也不限制他们的主动精神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经济中的计划方针，改善计划方法。
在给予直接生产者自己领导他们所关心的一切事务的权利的同时，必须为培养生产者对合作社和联合会的兴趣创造经济条件，不要让工人委员会制度同社会发展的一致去破坏独立性和自治。如果工人委员会能领导这个进程，就将作为足以成为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承担者的力量，作为在最发展的经济结构下的管理方式而越来越加强。
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正在成为南斯拉夫社会和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基本因素，它们使经济规律自由地起作用，它们在分配，计划方法，经济和其他许多也会影响到社会政治民主化的性质和速度的因素等方面建立起新的关系。直接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其他民主方式的发展将取决于直接生产者的自治制度。工人委员会，公社以及从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正在成为人们之间愈来愈自由的关系的基础，成为越来越自由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直接民主的方式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制度民主化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实力的一个决定性的泉源，它们的成熟是说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和工人阶级能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