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１１日电】（记者：漆德卫）共产党今天公开说，反对它就是“叛国”。
它的首要的宣传专家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极为强硬的演说。这里的观察家认为，他在这篇演说中对那些曾经批评过党的领导，并且使人对社会主义、对苏联的友谊表示怀疑的“右派分子”，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警告。
这些观察家认为，这样的情况非常可能：如果首要的右派分子还不很快地彻底招认，必然的结果，将是他们因为叛国或反革命活动的罪行而被捕。
但是，这些观察家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共产党人希望避免采取这种行动，不仅是因为国内的原因，还因为这在已经广泛宣传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亚洲会发生影响。
三个右派分子部长之一章伯钧已经作了供认，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已经被认为“满意”，是否他必须再次作这种努力。
第二位——罗隆基已经作了供认，但是“缺乏诚意”，第三位——章乃器虽然已经承认“自高自大”，仍然坚持他是和指责的人一样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人们认为，可能这几位部长会利用目前的代表大会的机会来作卑鄙的招认，但是如果他们要这样作的话，那他们就必须快点下决心，因为最后一次会议预定在星期六举行。
对中文有研究的人们说，陆先生的演说讲得头头是道，并没有成为先前对右派分子攻击的特色的那种更富谩骂性的词句，但它仍然是极强硬地提出了谴责，而且声明必须消灭右派分子。
这里认为，这是企图激起反对这几位部长的“群众情绪”的更大浪潮；同时，还要使任何动摇分子明白，他们最好是再去想想。
两年前围绕着逮捕作家胡风而发生的清洗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说，目前的气氛正在接近当时的那种情绪。
胡风仍然在监狱中，就目前所知，他从未受过审判，但是陆先生非常清楚地表示，胡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中最恶劣的一类。
他把目前所谓的右派分子活动，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蒋介石和其他人对共产党人的攻击联系了起来。
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个演说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的确非常严重地看待目前的问题，已经发表的反党演说和所谓右派分子的活动，并不是全部情况。这些观察家们现在甚至比平常更不愿意猜测中国目前的情况究竟怎样，而首都许多自称为中国问题专家的人这一次都保持静默。
但是，某些人的确指出下列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目前的忧虑，那就是终于不能不发表这个演说。许多解释都是用辩的语气，而这些解释从理论上看来，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本来是不必要加以重申的；而宣布“右派分子的反苏活动违反了宪法，是不能允许的”。
陆先生的话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看法。他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的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
在观察家看来，谈到和“国际反动派”的联系很可能是提出反革命罪名或叛国罪名的借口。
陆先生说，整风运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将继续贯彻。可是看来，在目前的运动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对共产党或它的个别党员提出批评。
【法新社北京１１日电】（记者：洛甘）权势极大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部长陆定一今天猛烈地斥责了“右派”，他说这是违宪的，必须根据宪法加以惩处。他指责“右派分子”和国外“反革命分子”有联系。
陆定一以一位高级共产党人身分第一次正式谴责了“右派阴谋”——在这方面已经发动了一场清洗运动——，他在这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演说时，指责“右派分子”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都在进行活动。
这种指责是清洗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正式发表的这样的指责，它被这里认为是表明这次清洗运动可能采取什么方针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迹象。
占少数的右派分子在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受到象陆定一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共产党员指责为与中国以外的“反动分子”同谋的事实，被这里认为是一种迹象，表示清洗要继续进行，并且使舆论对采取严厉的措施有所准备。
【印度报业托辣斯海牙１０日电】尼赫鲁在７月９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赛”时说：“我们好几千年来都是邻居。从第五世纪和第六世纪到现在的这一千年来，我们都在东南亚活动。中国的影响到了那里，印度的影响也到了那里，就我所知道的历史来说，我们在这一千年期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冲突，我希望将来也不会发生任何冲突。我看不出将来有什么理由要发生冲突。”
尼赫鲁接着回答了中国“侵略”西藏的问题。他说，不只是中国人民政府，而且，甚至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都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当１９４７年亚洲关系会议在印度举行时，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发现会场墙壁上张贴有标明西藏是独立国家的地图时，他们就退出了会场。
尼赫鲁又说，人们确实一向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一个自治国家，但是，中国政府宣布他们也承认西藏自治。他认为在同西藏签订的条约中，他们说过西藏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个自治部分。
尼赫鲁又说，就他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说，他们到现在一直没有干涉过西藏的宗教习俗和经济结构。他不愿谈论他们将来可能做的事情。
【本刊讯】７月９日“每日电讯报”以“中国国内的检讨和猜测”为题刊载奥东安·古尔丁从北京发回的文章说：使共产党中国跟其他一切亚洲国家截然不同的那种清教徒式的、一本正经的主日气氛，在我离开的半年中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饭馆和仍旧准许存在的那些无害的娱乐场所在晚上九、十点钟就关了门。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除非是获得国家和党的许可，都要被认为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事而遭到反对。由于会议多，记者几乎不可能访问任何负责人士，会议的内容是批评和反批评，对过去的错误的检讨和忏悔。
“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节育的必要性”，这些东西从英国工人的角度来考虑都是些奇怪的精神食粮，但是它们却是这里街谈巷议的日常话题。人们每每会想，这可能是由于报纸剔除了包括体育消息在内的其他一切报道以腾出篇幅来刊载这些东西。
的确，以前的严格的专政制度已经有些放宽。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在一定限度内批评共产党是公开允许的。据说公安部队已经大大减少。毛泽东最近声明“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据悉在这以后也释放了一些宗教领袖。
前几天在北京一家饭店里，我看到有几百名天主教神甫、修道士和教徒（其中有些看来面有菜色而苍白）。他们在餐前餐后在胸前划十字，并且公开做祷告，看来他们的行动是享有无限制的自由的。
甚至在街头，早先的单调的蓝制服和不成样子的棉裤也在渐渐消失，兴起的是印花的短衫和裙子，甚至还有两边开叉大胆地开到膝盖以上半寸的旗袍。
对人民的兴味和意见的这些让步有助于（即使是部分地）转移人民的注意而使他们忘掉日常生活越来越刻苦的情况。
当权者谁也不会承认中国存在经济危机。的确，情况可能还不能这样说。但是，由于计划错误，浪费，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去年入不敷出，而且前三年中有两年收成平常，因而发生了困难，而且是严重的困难。
毛泽东最近号召开展新的反浪费运动，这就是默认了这种情况。同时他又提醒说，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紧张努力才能富强起来；他还指示说，党的大批干部必须转调到下层去重新从事生产；这也就是默认了这种情况。
北京的节约运动还可以更加具体地从下面这些情况看出来：家庭主妇们排队买面粉和食糖、城市修路和建筑工程缺乏现代工具、夏季用的布票最近改为对折使用。
人、骡子和破旧的三轮车仍然在拖着重得不可想像的货物穿过炎热的街道，除了一些新的捷克无轨电车以外，城市中的机动车辆运输似乎没有多么大的改进。
表面上看，粮食不是配给的。但是，党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到每一家去要求他们估计出一年或是半年所需的消费量，为的是“便于分配”。如果估计的数量被认为是太高了的话，就要“受批评”，而且申请人就应该减少他的要求。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在过去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大多数家庭都被要求“自愿地”减少他们所估计的粮食消费量。费量
同时，物价上涨了。在４月份，猪肉、食盐、茶叶和某些食油的价格上涨了７％；中国毛织品和上等纸烟的价格上涨了２５％。但是，政府使谷物、棉花和煤这样的重要商品的价格保持不涨。
虽然中国既没有饥荒甚至也没有贫困，但是，对于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生活问题毫无疑问地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而我自己在一个星期之内曾经有四次在天黑以后碰到一些年青力壮的乞丐，这种人在六个月以前是没有的。
【美联社开罗１０日电】印度总理尼赫鲁星期三乘飞机到达这里访问埃及总统纳赛尔。这次访问可能使英埃关系的前途有新的发展。
纳赛尔到机场欢迎尼赫鲁，两人一起乘车去总统府。
消息灵通的埃及人士说，尼赫鲁已经带来了英国对恢复同埃及的关系的态度的意见。预料尼赫鲁将提出英国对于赔偿前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问题所持的态度。人们认为这是恢复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