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卡拉奇航讯】“今天报”６月２７日刊载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为题的一篇评论说：
“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发生许多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这是一种健康的征兆。任何一个诚实的、赞成民主的人，不论他对经济制度的看法如何，是会欢迎这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理论的变化；二、行政的变化。
在理论方面，最主要的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个人威权’和理论的垄断，甚至使共产党关于集体领导的概念逐渐消失，使正义的某些普遍价值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某些重要条件不能保全。现在这个概念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它是同民主原则协调一致的。无疑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必定是社会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一个被承认的事实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完全可以存在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见，而且这些分裂应该只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中国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就标志着这个理论上的变化。第二个大的变化发生在‘苏联所采取的道路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一理论上。这种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准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正在承认：虽然他们的目标和俄国革命的目标相同，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以不同，每一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传统来进行斗争，完全追随苏联或者照抄苏联的办法是不必要的。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它不仅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到头来还会影响国际政治。
行政上的变化里最重要的大概要算是打击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行政上的统治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利的，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承认这是坏事。现在这种统治已经在削弱了。官僚主义在苏联的统治已经有一个时代，苏联在这方面的变化是用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取得的。官僚主义的结束（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将不但是行政上的一次巨大的改革，而且将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作用。第二个显著的行政变化是过度集中的结束。过去，许多在原则上应该交给各省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这种方法现在正被逐渐放弃；在苏联，甚至重工业都在交给省议会去管理了。
这些改良当然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没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不是改良了。但是这些变化是很重要、很真实的。即使匈牙利事件也没有能够阻挡这些变化或改良的进展。但是假如另外一方用诚实的态度去研究这些情况并且不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解释，那么这些变化只会有利于国际政治。例如不久以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意见时故意不谈这些变化，而说：‘苏联和中国政府正在瓦解，自由国家应当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持自己的决心和道义上的压力，这样做对于造成这种瓦解是有帮助的。’这种意见在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面临着瓦解的严重危险的政府是不会做出让步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会使用压迫和无情的手段；而且还因为这些话会加深国际上的误解，增加中国和苏联对于美国意图的顾虑和怀疑。如果目标是和平和共处，这些看法就永远也不会有用。”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赫鲁晓夫先生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正在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今天在日利纳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
苏联党代表团乘专车在契尔纳越过边境。他们在去日利纳的路上还在科息斯逗留，在这儿，一个群众大会欢迎了他们。
赫鲁晓夫对日利纳的人民说：“我们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决不放弃，我们以理性和对我们的主张的信心为指针。我们为了这、为了人民的团结而需要和平。美国富人坐在他们装满黄金的皮袋上，但是他们心中并不平静。劳工将会征服世界。我们深信工人阶级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不需要战争来达到目的。会不会有战争呢？我们正在竭力反对战争，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避免战争。我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有人民，一支精锐的军队，还有好盟友。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疆界将由彼此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地来守卫。如果有谁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话，我们一定保卫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好像保卫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决不把我们的实力用于战争，只是用来对付侵略者，正如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者进攻埃及时我们使用实力一样。我们不能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置之不理。”
赫鲁晓夫接着转变话题，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并且赞扬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过去五年中的贡献。他说：“如果哥特瓦尔德的党跟我们在一起——我深信它的确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团结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任何风浪都吓不倒我们。”
赫鲁晓夫说：“拿匈牙利的反革命为例。有些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会走匈牙利反革命的道路。”当他说这话时，人群中发出大笑声。
布拉格电台报道说，村中的全体居民——其中有许多人穿着多种色彩的民族服装——都出来站在科息斯到日利纳的道路两旁。
据说，当赫鲁晓夫看到铁路旁边的人群和他们的后面是高耸的塔特拉山脉时他说：“多么美好的国家，多么健康的人民！”
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对隆尼策峰上八千六百二十英尺高的欧洲第二高的气象台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且还就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贡献提出了很多问题。
当他们到达契尔纳边境点时，苏联领袖受到了捷克党领袖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等的欢迎。亨德里赫先生上个月提出一项党的正式报告，号召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采取行动，人们广泛地认为这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方针强硬化。
诺沃提尼先生在欢迎词中说，“我们整个党完全一致地同意”苏共中央最近作出的决定。他说，这些决定“很坚定地、以对原则的尊重巩固了我们党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诺沃提尼先生还保证他的党拥护苏联党的“伟大榜样”以及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主张”。
赫鲁晓夫先生的答词不时为一阵阵的掌声和“苏联万岁”的欢呼声所打断。这位苏联领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今年１月到苏联的访问，他说，“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并不是要解决一些争执问题和误解。我们有完全的一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共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据阿罗木次火车站的广播说，苏联代表团今夜到达阿罗木次。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今晚在阿罗木次一次集会上说，苏联根本不打算让人片面地把它解除武装。他问道：“你们西方先生们想怎么样呢——让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而使你们能够像空手抓鹧鸪或野鸡似地把我们抓走？”
他在激动的欢呼声中又说：“喔，不，你们难道不觉得你们大错了吗！”
他对群众说，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切共产党人的责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学习俄国的榜样，夺取政权。
赫鲁晓夫接着转向在场的西方记者，并且说，他们大概不喜欢他所说的话。他问道：“但是你们又期望我说什么别的话呢？”
【新华社柏林８日电】民主德国的“柏林日报”，７日在第二版的“公开谈”栏里刊载了该报编委斯台凡·海姆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文章写道：“近几个月来我们开始听到人们大谈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今后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无疑会听到更多有关的谈论。为了不致于一知半解地参加讨论，我想解释一下对抗性这个词的意义，它出自希腊文，最恰当的译法是不可调和性，辞典上说对抗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只有以暴力通过高级对低级的消灭，新对旧的消灭才能得到解决’。”
“与此相反，非对抗性矛盾可能而且应该通过批评和说服教育来解决。用锤子是不合适的，它甚至有使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的危险。”
“今年２月间当代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我请读者们学习一下这篇报告。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由于它的内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所以也是容易懂的。”
作者接着写道：“毛泽东报告中的新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他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知道的非对抗性矛盾综合起来，并且发现了它同我们生活中某些并不老是令人愉快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了解决时常使我们头痛的问题的方法，同时也感谢他浅明而直率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和民主。”
文章说：“毛泽东亲自说，寻找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奇的事。但是，他问道：‘为什么有些人感到这是一个新问题呢？’他又亲自回答说：‘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换句话说，当房子起火时，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就是次要的问题了。”
作者说：“依我看来，民主德国和中国情况的不同点就在这里。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国度里。德国人民及其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这里既有垄断资本也有社会主义；有剥削者也有人民；有的要原子战争有的要和平。这个巨大的矛盾在德国不仅在阶级上而且也从地理上表现出来，而这个矛盾每日每时地影响着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任何一种行政上的延误，任何一种简单的不满，如果不立刻加以解决，而阶级敌人又插手进来的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而阶级敌人是一定会插手的”。
文章接着说：“因此，我们在民主德国必须解决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其目的正是为了有效地扑灭德国的经常潜伏着的火焰。我们在解决自己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必须一只眼睛注视着敌人，使其不致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作者最后说：“但是除了解决对抗性矛盾以外，如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呢？我们如何减少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民主和集中、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强反对阶级敌人的阵地呢？毛泽东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就此展开讨论——就在‘公开谈’栏内展开也可以，可能很快就会展开。”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赫鲁晓夫先生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正在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今天在日利纳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
苏联党代表团乘专车在契尔纳越过边境。他们在去日利纳的路上还在科息斯逗留，在这儿，一个群众大会欢迎了他们。
赫鲁晓夫对日利纳的人民说：“我们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决不放弃，我们以理性和对我们的主张的信心为指针。我们为了这、为了人民的团结而需要和平。美国富人坐在他们装满黄金的皮袋上，但是他们心中并不平静。劳工将会征服世界。我们深信工人阶级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不需要战争来达到目的。会不会有战争呢？我们正在竭力反对战争，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避免战争。我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有人民，一支精锐的军队，还有好盟友。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疆界将由彼此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地来守卫。如果有谁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话，我们一定保卫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好像保卫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决不把我们的实力用于战争，只是用来对付侵略者，正如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者进攻埃及时我们使用实力一样。我们不能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置之不理。”
赫鲁晓夫接着转变话题，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并且赞扬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过去五年中的贡献。他说：“如果哥特瓦尔德的党跟我们在一起——我深信它的确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团结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任何风浪都吓不倒我们。”
赫鲁晓夫说：“拿匈牙利的反革命为例。有些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会走匈牙利反革命的道路。”当他说这话时，人群中发出大笑声。
布拉格电台报道说，村中的全体居民——其中有许多人穿着多种色彩的民族服装——都出来站在科息斯到日利纳的道路两旁。
据说，当赫鲁晓夫看到铁路旁边的人群和他们的后面是高耸的塔特拉山脉时他说：“多么美好的国家，多么健康的人民！”
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对隆尼策峰上八千六百二十英尺高的欧洲第二高的气象台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且还就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贡献提出了很多问题。
当他们到达契尔纳边境点时，苏联领袖受到了捷克党领袖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等的欢迎。亨德里赫先生上个月提出一项党的正式报告，号召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采取行动，人们广泛地认为这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方针强硬化。
诺沃提尼先生在欢迎词中说，“我们整个党完全一致地同意”苏共中央最近作出的决定。他说，这些决定“很坚定地、以对原则的尊重巩固了我们党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诺沃提尼先生还保证他的党拥护苏联党的“伟大榜样”以及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主张”。
赫鲁晓夫先生的答词不时为一阵阵的掌声和“苏联万岁”的欢呼声所打断。这位苏联领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今年１月到苏联的访问，他说，“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并不是要解决一些争执问题和误解。我们有完全的一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共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据阿罗木次火车站的广播说，苏联代表团今夜到达阿罗木次。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今晚在阿罗木次一次集会上说，苏联根本不打算让人片面地把它解除武装。他问道：“你们西方先生们想怎么样呢——让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而使你们能够像空手抓鹧鸪或野鸡似地把我们抓走？”
他在激动的欢呼声中又说：“喔，不，你们难道不觉得你们大错了吗！”
他对群众说，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切共产党人的责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学习俄国的榜样，夺取政权。
赫鲁晓夫接着转向在场的西方记者，并且说，他们大概不喜欢他所说的话。他问道：“但是你们又期望我说什么别的话呢？”
【新华社卡拉奇航讯】“今天报”６月２７日刊载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为题的一篇评论说：
“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发生许多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这是一种健康的征兆。任何一个诚实的、赞成民主的人，不论他对经济制度的看法如何，是会欢迎这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理论的变化；二、行政的变化。
在理论方面，最主要的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个人威权’和理论的垄断，甚至使共产党关于集体领导的概念逐渐消失，使正义的某些普遍价值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某些重要条件不能保全。现在这个概念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它是同民主原则协调一致的。无疑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必定是社会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一个被承认的事实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完全可以存在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见，而且这些分裂应该只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中国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就标志着这个理论上的变化。第二个大的变化发生在‘苏联所采取的道路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一理论上。这种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准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正在承认：虽然他们的目标和俄国革命的目标相同，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以不同，每一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传统来进行斗争，完全追随苏联或者照抄苏联的办法是不必要的。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它不仅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到头来还会影响国际政治。
行政上的变化里最重要的大概要算是打击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行政上的统治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利的，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承认这是坏事。现在这种统治已经在削弱了。官僚主义在苏联的统治已经有一个时代，苏联在这方面的变化是用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取得的。官僚主义的结束（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将不但是行政上的一次巨大的改革，而且将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作用。第二个显著的行政变化是过度集中的结束。过去，许多在原则上应该交给各省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这种方法现在正被逐渐放弃；在苏联，甚至重工业都在交给省议会去管理了。
这些改良当然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没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不是改良了。但是这些变化是很重要、很真实的。即使匈牙利事件也没有能够阻挡这些变化或改良的进展。但是假如另外一方用诚实的态度去研究这些情况并且不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解释，那么这些变化只会有利于国际政治。例如不久以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意见时故意不谈这些变化，而说：‘苏联和中国政府正在瓦解，自由国家应当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持自己的决心和道义上的压力，这样做对于造成这种瓦解是有帮助的。’这种意见在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面临着瓦解的严重危险的政府是不会做出让步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会使用压迫和无情的手段；而且还因为这些话会加深国际上的误解，增加中国和苏联对于美国意图的顾虑和怀疑。如果目标是和平和共处，这些看法就永远也不会有用。”
【新华社柏林８日电】民主德国的“柏林日报”，７日在第二版的“公开谈”栏里刊载了该报编委斯台凡·海姆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文章写道：“近几个月来我们开始听到人们大谈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今后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无疑会听到更多有关的谈论。为了不致于一知半解地参加讨论，我想解释一下对抗性这个词的意义，它出自希腊文，最恰当的译法是不可调和性，辞典上说对抗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只有以暴力通过高级对低级的消灭，新对旧的消灭才能得到解决’。”
“与此相反，非对抗性矛盾可能而且应该通过批评和说服教育来解决。用锤子是不合适的，它甚至有使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的危险。”
“今年２月间当代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我请读者们学习一下这篇报告。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由于它的内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所以也是容易懂的。”
作者接着写道：“毛泽东报告中的新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他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知道的非对抗性矛盾综合起来，并且发现了它同我们生活中某些并不老是令人愉快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了解决时常使我们头痛的问题的方法，同时也感谢他浅明而直率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和民主。”
文章说：“毛泽东亲自说，寻找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奇的事。但是，他问道：‘为什么有些人感到这是一个新问题呢？’他又亲自回答说：‘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换句话说，当房子起火时，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就是次要的问题了。”
作者说：“依我看来，民主德国和中国情况的不同点就在这里。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国度里。德国人民及其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这里既有垄断资本也有社会主义；有剥削者也有人民；有的要原子战争有的要和平。这个巨大的矛盾在德国不仅在阶级上而且也从地理上表现出来，而这个矛盾每日每时地影响着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任何一种行政上的延误，任何一种简单的不满，如果不立刻加以解决，而阶级敌人又插手进来的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而阶级敌人是一定会插手的”。
文章接着说：“因此，我们在民主德国必须解决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其目的正是为了有效地扑灭德国的经常潜伏着的火焰。我们在解决自己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必须一只眼睛注视着敌人，使其不致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作者最后说：“但是除了解决对抗性矛盾以外，如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呢？我们如何减少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民主和集中、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强反对阶级敌人的阵地呢？毛泽东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就此展开讨论——就在‘公开谈’栏内展开也可以，可能很快就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