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雷德·华纳·尼尔（原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１９５７年３月号）原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的一章写成的。书中大部分材料是１９５４年作者作为美国大学考察团团员在南斯拉夫工作的时候搜集的，考察团准许他引用该团在那时候所编写的各项报告。
１９４８年以来，南斯拉夫最使人感兴趣的变化是共产党的新的理论和作用的发展。一、决议的影响
毫无疑问，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的党的决议对南共发生了巨大影响。最初南共的首脑们吓得目瞪口呆，又不知道下层党员的反应如何，就极力向苏联表明忠诚。一年以后，皮雅杰和德热拉斯、卡德尔等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拟订新的路线，这个路线大部分是消极的，偏重对苏联理论和方法的批评。等到积极的观念出现的时候，这些观念的中心内容是地方分权，借此作为走向更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手段。
党需要人支持它的新的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就意味着更加依靠人民阵线，——一个在１９４８年已拥有七百万人的群众组织。虽然党在人民阵线的统治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是一个刺激人心的因素，有许多共产党员往往喜欢当着人民的面前炫耀特权。
其结果就是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５０年秋季所作的决定——取消党员的某些物质的特权，特别是关于特殊配给和住房权利的某些特权。
这种作法，作为一个原则来说同政府和经济中的改革、或在南斯拉夫思想领域方面越来越多的对民主的强调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实际上，官方对于党在南斯拉夫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作用却保持了引起人们注意的缄默。但是关于社会的新的理论与一个高度集中的共产党的独一权力地位之间的对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新的运动的一部分，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在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里，也包括对共产党以及政府的作用的批评。１９５２年春，四中全会终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１９５２年６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不仅开始对党组织实行地方分权的原则并且明令限制党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二、六月指示
根据６月指示，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必须放弃作为地方政府组织（即人民委员会）的首脑地位。根据同一论点，６月指示训令地方党的官员限制他们对经济管理的干涉。虽然工人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沾染政府的官僚主义，但是党的干涉有时也会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而且必须予以制止。
６月指示也给地方党组织相当的自治权力，目的是“在思想和教育工作形式下”扩大党内民主并消除党内的官僚主义。根据新的指示，虽然宣传活动当然还是按照党的总计划进行，但是在没有特别指示的时候，地方党支部就可自行决定工作的内容和工作方法。指示中强调指出了下级党组织的责任和权力。
这些都是重要的改变。影响是好坏不一的。以基层党员来说，其结果是造成相当的混乱。兰科维奇曾说：有些共产党员在解释什么是党内民主的时候过左了，有时又嫌不够，有这样的事实，例如有些党员甚至认为不必参加党的会议或交纳党费。三、党的新理论
在许多方面，１９５２年是南共领袖对民主的热忱达于高潮的一年。他们与西方的关系正在发展，对苏联的反对达于顶点。美国的经济援助使生活水平不再继续下降。经济和政府的改组无疑已经得到人民的良好的反响，制订新党章的计划也已着手进行。１１月３日到７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据兰科维奇说，是“使党的工作与新的改革中发生的变化互相协调”，并“制止党内官僚主义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不仅进一步大大推进了党组织的地方分权的工作，而且明白宣布今后党的活动将只限于政治和思想教育，不再以直接的命令强使政府和其他方面接受它的意愿。党员不靠党的地位，而只是以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进行活动来发挥他的影响。
甚至党的名称也加以改变了。党以后称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作中不再起“领导作用”只发挥“自觉的作用”，因为党现在要“在良好工作成绩和全面了解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争取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单靠一纸命令自行决定，党是领导的政治力量。”此外，党不再自认为是“南斯拉夫人民斗争的创始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是更为谦逊地认为党“将以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动员和促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因此使它成为领导者的是它的斗争和成就。四、新党章
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现状下建设党的基本原则。”新党章的改变包括下列各点：
（一）党的一切活动都应公开。
（二）应鼓励非党群众参加基层党组织会议，基层党组织应尽可能地在群众的监督和参加下开展活动。
（
三）取消党在政府的行政部门以及工会和青年团体等“社会团体”内部的特别党组织。在这些机构团体里，党员个人应为实现党的纲领工作，而实际的党组织必须根据生产和地区的不同为基础。就是说，只有在工厂或根据街道、区、村等划分的居住区内可有共产党的组织。
（四）１９４８年党章曾规定共和国党代表大会只有决定策略路线的权力，现在它拥有在它的地区内根据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决定党的政治路线的权力。
（五）党的高级机构不再有权力对基层党组织指定具体的活动任务，只能制订一般的政策路线并提供一般的建议以供执行。
（六）中央委员会不再有权对特别地区指派党的组织者。
（七）取消“只有参考价值投票权利的”候补中委。
（八）取消下级党委会党干部的常设机构。党的任务现在交给党员个人执行，虽然下级党委会仍然保留一个不超过五人的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
（九）基层党组织可不请示上级开除党员。
（十）基层党组织可不请示上级吸收新党员。取消十八个月的候补期的规定。
此外，政治局改名为执行委员会。五、保留一党制
所有这一切都不表示党将失掉它的统一和团结。兰科维奇对那些经常谈论必须使党成为群众组织并强调扩大党员队伍的党的工作者提出了批评。据说，党的新作用是意味着它对政治的垄断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一党制的改变。铁托强调说：多党制只会“使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遭到有组织的破坏”。六、社会主义联盟
１９５３年２月人民阵线第六届代表大会响应铁托的号召实行改组。作为新组织总书记的卡德尔宣称，人民阵线改变为社会主义联盟，是我国近几年来实行的社会改革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任务是“对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实行一般的思想领导，而社会主义联盟的任务是处理具体的政治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简言之，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开会时，共产党人制订一般的总的政策，然后，以个人的身份引导社会主义联盟把这个政策贯彻在具体的事务中。七、“党的消亡”
共产主义的理论一直把国家的消亡当作终极的目标，但是从苏联建国初期以来，就不曾讨论过共产党的前途问题。现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认为“国家消亡”正在实际进行中。铁托甚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就第一次公开提到“党的消亡”的概念，但是在大会结束后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所著的铁托傅记出版以后，这个问题才在基层党员中展开讨论。铁托在大会后回答某些年青的共产党人关于党未来的作用的时候，再度提到这一概念。
甚至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南共各级党员之间显然就已存在思想混乱的情况。政治局向党提不出一个正式的党纲。密洛凡·德热拉斯解释说：因为“大家都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看来还不够清楚。”从领导人物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四中全会的自由主义化的指示已使基层党员产生前途方向不明确的感觉。代表大会的行动加上“党的消亡”的新的提法，使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更为严重，并在党内造成危机而引起了数月以后发生的德热拉斯事件。八、党的地方分权
南共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所发生的主要的组织上的改变是对党的职责实行地方分权并缩减各级党的机构。兰科维奇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的八百六十个同志现已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市委会和县委会共有九百零一个党的专职干部，就是说每八百八十五个党员才有一个专职干部。各级党组织都在裁减人员，主要是通过减缩党的工作来裁减人员。例如一切正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对妇女和青年等团体的监督，统统移交给社会主义联盟。关于党干部的工作以及所谓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则划归地方党组织。
贝尔格莱德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取消了宣传鼓动部、文化部和军事部。可是它附设了一个监察委员会，任务是执行执委会和中委会的决定，检查下级党组织，发现严重的思想偏差。
书记处下面还殷有贝尔格莱德高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在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２年中间，有五百六十人参加高级党校，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六人参加初级党校，另有三千二百八十多人（多半是地方党的负责人）受到其他正式党课的教育。
党的活动固然实行了地方分权，但是关于下级党组织自治权力的意义却不很清楚。地方党委有权决定吸收或开除党员，这在理论上说来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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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个重要的权力。但是南斯拉夫却认为共和国党代表大会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权力具有“深刻的意义”并且说这比任何其他方面更“尖锐地”显示了苏南两党的不同。九、党员
１９５２年在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党员人数达到最高点，共有七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二人。次年纪律加强使被开除的人数大大增加，到１９５４年初，党员人数减少到七十万零三十人。（编者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现有盟员六十二万人以上）１９５２年党员在南斯拉夫成年人中占８．４３％，或者说占总人口的４．７２％。１９４８年农民在党员总数中约占５０％，工人尚不到３０％。１９５２年党的领导下令大力提高工人在党员中的比例。到１９５４年初，南共的工人党员第一次稍稍多于农民党员。在１９４８年妇女党员占２０％，１９５２年只占１３％。１９５４年约占１８％。
使党的领导忧虑的不仅是党员的思想水平不高而且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很低。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１９４８年只有不到２２％的党员有小学以上的文化水平，到１９５４年，有６３．２％的人有小学以上的文化水平。在这个期间文化水平的百分比提高是增加新党员的结果，但大半是在党内推行成人文化教育的结果。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党员文化水平较高。十、党的统治地位
全体党员都属于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它在１９５４年共拥有盟员约八百万人。
社会主义联盟完全是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联盟不仅是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为党工作，它也是党以外的大多数有组织的团体的活动的协调者。联盟的新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政治宣传、社会主义联盟所属各委员会特别注意选举工作，对盟员在投票人会议上应采取的步骤提出指示。“战斗报”本来是党的机关报，现在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十一、工会和军队
工会和军队的活动不属于社会主义联盟之内，这两个组织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南斯拉夫二百万工人中，有一百七十万人加入了总工会的组织。所有的工会干部都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员。工厂雇用的党员必然都是工会的成员，而工会又是党控制工人委员会的工具。此外，工会还在政府中起重要的咨询的作用并推行广泛的教育计划。
虽然工会是社会主义联盟的附属机构，它的高级领导也在党内担任要职，并与中委会的书记处以及下级的党组织发生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政府和经济既已广泛实行地方分权，没有工会作为党在工厂中的发言人，党就无从促使各个生产组织接受党的意志。
军队是特殊的一类。像其他高度集权的政府一样，这是执政者的权威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也永远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一支强大的久经锻炼的军队是铁托对苏联实行独立的一个因素。铁托说军队是“我国人民保持独立的主要支柱”。同时，军队又是苏联力图对南斯拉夫进行颠复活动的大本营。因此，党在军队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使军队中树立对铁托政权的忠诚。在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２年之间，党从军队中吸收了九万零九百四十八名新党员，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军队中的党员已达十四万零一百九十三人。
党每年为军事人员组织约六百五十次党课，另外还组织了一百万次政治演讲，成立了七十万个政治讨论小组。十二、新的党的制度的实践
南斯拉夫党的新的观念是：党的决定不是由党组织作为集体加以执行，而是通过在各种非党的组织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联盟工作的党员个人来贯彻的。实际上，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责任很难分清。
也许在关于地方政府方面的活动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联盟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例如１９５４年在克拉古耶伐次，据说人民委员会办理任何重要问题，没有不是先在社会主义联盟中讨论过的。虽然社会主义联盟就其组织而论，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但是它在允许盟员个人在表达本人信仰上来得比较宽容。例如。党对党员的宗教活动采取不赞同的态度，但是据卡德尔说：“对于社会主义联盟及其盟员，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人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宽容的尺度如何仍是一个疑问。常有消息说，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由于不适当地批评了党或政府或从事劝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而被开除出盟。例如，波斯尼亚的卡辛多尔城的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在１９５４年８月开除了四个盟员。其中有一个人的罪状是“利用（共产党人）个人的错误公开……批评我们的领导和某些措施……”，另一个人的罪状是“开始诅咒和谩骂人民的代表……”，第三个人的罪状是“攻击那些拒绝尊守教会假日的妇女”，这些人被开除的决定，像社会主义联盟大多数的行动一样，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
共产主义者联盟与社会主义联盟的整个关系有力地表明，社会主义联盟只有通过它的共产党员才能发挥重大作用。十三、混乱和反应
１９５３年春，看来明显的是，并不是说南共没有新的作用，问题是许多党员不清楚新的作用倒底是怎样一回事。
他们听说要以个人的工作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党员身份进行工作。他们必须与社会主义联盟共事而不是控制这个联盟。他们不得对政府发号施令只能批评它的行动。他们必须强调民主并容忍各种意见。党不能再独断独行地制定政治路线。而他们准备毕生以赴为之鞠躬尽瘁的党将告“消亡”。但是同时，时常几乎是出于同一人之口，他们又听说党必须保持甚至加强它在整个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必须与一切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对国家的活动作斗争；他们切不可相信发表反对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他们必须斗争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巩固的地位。
到１９５３年夏天由于这种思想混乱的结果，铁托在布里俄尼召开了中央全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被称为布里俄尼全会，它立刻决定普遍加强党的纪律并重新强调民主集中制。布里俄尼全会认为纪律松弛使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增长”以致党的广大地区已经没有革命的气息。它进一步提出批评说：
所有的对前途模糊不清的情绪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纷纷出现了。为思想和政治的团结所作的斗争是非常软弱的。
这些“消极的倾向”应归咎于共产党人中间的两种基本的错误。一方面，有些共产党人认为“民主的办法就是除了演说以外他们再不能对党有所贡献。”他们都变得消极起来，漠视党的纪律，吸收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而未能与“外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表现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有些党员仍然认为“党的方针根本没有改变”觉得新近强调民主不过是一种“鼓动宣传的策略而已。”
虽然这两种错误都要纠正，但是布里俄尼全会集中火力打击前者。显然他认为那是更为有害的。为了使人不要再对“党的消亡”的观念有所误解，中委会说这只是关于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到那时候共产主义已经完成而思想领导的问题将不存在。它解释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巩固的力量的共产党，在南斯拉夫仍是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说布里俄尼全会产生一次正式的“清洗”运动可能是太过分的话，但是在１９５３年确有七万二千四百六十七人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中大多数是在下半年开除的。
虽然四中全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决定并没有通令废除，但是领导说得很明白，共产党没有权力不同意反映党的意志的一切政府的政策，对政府的批评因之大大减少了。十四、德热拉斯事件
布里俄尼全会表明党领袖纵使不想扭转党的地方分权和民主的趋势，至少想要对这种趋势加以箝制。但是甚至在高级领导中间，思想混乱情况也未得澄清。密洛凡·德热拉斯特别觉得布里俄尼全会所作的决定是“片面的，它忘掉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不仅不同意布里俄尼全会的决定而且认为应作某种纠正。他于是就在１９５３年秋季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主张使党不再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组织的力量，认为它应与社会主义联盟合并而消亡，而党员个人则与普通市民合流。
德热拉斯并且相信南共已经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概念。因为真理不是通过辩证法得出来的，而是通过自由讨论得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放弃民主集中制而准许在党内成立彼此可有不同意见的“特别集团”。既然如此，党作为一个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的抉择就是仅仅根据党的领袖的个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既然这可能不是万无一失的，就必然会产生作出错误决定的危险。十五、德热拉斯受到处分
１９５４年１月“战斗报”宣布说德热拉斯的文章与其他中央委员意见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将在三中全会上提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他的审讯。铁托说：“德热拉斯的观点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引起可怕的模糊不安的情绪。”德热拉斯被解除党内一切职位并得到最后的警告。后来他自行宣布退党。十六、德热拉斯事件的影响
反响大半是消极的。例如，一个共产党领袖约在一年以后承认南斯拉夫各地的“知识分子都避免撰写马列主义的文章………”，一个克罗地亚的共产党人说：“我们不会去反对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保留了一些新的看法，等到将来许可的时候再拿出来。”一个斯洛文尼亚的党的干部甚至作出这种令人吃惊的发言，他说“意识形态是无关重要的”。十七、德热拉斯第二次的邪说
在监察委员会上只有中央委员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为德热拉斯辩护。他甚至超过后者。他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中旬，在监察委员会开会期间退出会场，把情况透露给西方记者然后又接见了“泰晤士报”的记者。这时候，“纽约时报”记者去访问处于“光荣的孤立”状态的德热拉斯。德热拉斯这次提出了比一年前更为惊人的和叛离正宗的看法。他说党内如果没有真正自由的讨论，南斯拉夫就会实行两党制。他认为应成立一个“新民主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竞争。铁托当时正在印度访问，卡德尔毫不犹豫地要求对他们的敌意宣传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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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在１９５５年１月开始。两人都被判刑。德热拉斯被判处十八个月徙刑，杰吉耶尔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南共再一次表现了它的新的矛盾的特性。虽然审讯的结果无疑会使一些脱离正轨的党员归于一统，但是它没有作什么工作来解决南共面临的根本问题：归于什么样的一统呢？十八、结论
南共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引导到一条不那样集权的道路上并且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和理论方面成为开路先锋。这可以说是它的功绩。它的这种情况是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的结果，而且毫无疑问，由于铁托在１９５０—５４年间与西方关系密切，更加速了这种演变的过程。但是不论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受到客观上多大的影响而被迫采取这种新的立场，他们似乎是真诚地坚持了这种立场，没有什么事情表明在过去两年内由于他们与苏联关系的冷热而使他们在这方面有所摇摆。南斯拉夫经验的重要性，可以从它对东欧其他各国的共产主义的毫无疑问的影响中看出来。
然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呈现出来的整个面貌是它的思想混乱和方向不明确，这是由于它一方面要维持共产党专政，一方面又要强调民主并主张在政府和经济中实行地方分权。铁托和党的其他领袖显然是想通过人民的支持和参与而不是依靠党的操纵来发展他们自己独创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又担心得不到足够的人民的支持来完成这个工作。
一
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是，党能否无限期地停留在这个模棱两可的立场上而不回到传统的共产党操纵一切的道路上，或者不会丧失它对南斯拉夫社会的控制。德热拉斯事件表明领导看到有必要加强党的纪律并表明自由在南斯拉夫是有限度的。但是尽管最初促使南斯拉夫采取新方向的敌视苏联的情绪消除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明表示南斯拉夫已经重新拾起斯大林的观念，把党看作“政府的宪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