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维也纳６月２９日电】匈牙利共产党总理卡达尔今天使他的十八名追随者选进匈牙利共产党的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就加强了他的地位。
布达佩斯电台说，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由三十七名扩大为五十六名。还选出了十名候补委员。
这里匈牙利问题专家们指出，所有十九名新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除一人外都是卡达尔总理的追随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斯大林分子”是前教育部长雷瓦伊·约瑟夫。
著名的新任中央委员有现任匈牙利驻北平大使诺格迪·山多尔将军和政府新闻局局长西尔马伊·伊斯特万。
这里观察家们还指出，卡达尔显然计划想从匈牙利工会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被选入政治局的唯一新人物就是工会书记福克·耶诺。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由十名增到十一名。此外，工会主席绍莫吉·米克海什当选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有权势的职位。
据布达佩斯电台说卡达尔在今天的发言中号召代表大会代表“勇敢和警惕起来，以便组成一道防范敌人的牢固阵线。
他抱怨说，在任何部门的工作都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卡达尔承认，代表大会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可是他说，这是“很有用的”。
卡达尔对于红色中国主席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关于非党分子的批评的演说表示欢迎，并且强调思想意识问题的公开讨论的重要性。
会议的决议建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重新列为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必修课程。
观察家们说，在去年的骚乱中匈牙利学生们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修课程。
各大学目前的情况还不很明确，这门功课仍然在讲授，然而不是必修课，也不举行考试。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６月６日以“随时随地都需要思想的纯洁性和不调和性！”为题，报道了莫斯科作家最近举行的党的会议，摘要如下：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莫斯科作家机构的工作予以很大注意；对“新世界”杂志和“莫斯科文学”选集中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所表现的虚无主义倾向和创作思想的恶劣情绪进行了尖锐的原则性的批评。
因此，不久前召开的莫斯科作家党组织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联合会议自然而然地继续谈到了这些错误并谈到了如何彻底认识错误，将来不再重犯错误的问题。共产党员作家们怀着很大的关怀和不安的心情谈及了“莫斯科文学”编委会所抱的态度。党员们的发言表明了他们对文学发展和苏联作家——党在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的忠诚助手——的任务是持一致见解的。
符·塞京作了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
他说：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几乎所有发言的莫斯科以外的作家都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莫斯科作家也在大会的讲台上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
报告人接着说，大家知道，去年很多作家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发表了一些论点不正确的文章以及歪曲我们现实的作品。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如康·西蒙诺夫，奥·别尔格霍耳茨，维·古巴列夫都以党员的责任感接受了别人的批评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有些文学工作者却对这个问题采取轻率的态度。共产党员大胆而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党员的义务。不能不指出，非党作家谢·莫尔萨诺夫也严肃地考虑别人对他的长诗“一周七日”的批评，并说要彻底改作他的作品。
遗憾的是，符·杜金采夫和维·卡维林对待自己却是另一种态度。杜金采夫在莫斯科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次恶意的演说，拒绝了一切批评。就在这次会议上卡维林对待批评也表现了执迷不悟的态度。我们的机构和共产党员作家应该尽一切力量对这些同志解释他们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在我们党组织内进行思想整顿。近来，我们见到个别共产党员作家与另一些作家之间因为文学政治上的分歧意见而有宗派对立情绪。“莫斯科文学”编委会委员埃·卡扎克维奇，姆·阿里格尔，符·鲁德内，符·坚德里亚科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走上了与党和作家机构里的同志隔绝的道路。“莫斯科文学”的同志在莫斯科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积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不愿意听取正确的批评，其后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决定以沉默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是什么立场呢？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无边的民主”的立场，而归根结底是在思想上脱离了党领导文学和艺术的列宁主义原则。
接着发言的是埃·卡扎克维奇。他极其片面的讲述了“莫斯科文学”编委会的工作，坚决地维护了“莫斯科文学”第二集内刊载的作品。他的讲话很不直率也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一方面似乎驳斥“诽谤和吹毛求疵的激情”，另方面又说“我看不出对‘莫斯科文学’及其编委会委员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有任何根据。”因此不能承认他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埃·卡扎克维奇的发言没有表示出虚心承认错误的愿望，因此他没有满足大会的要求。
苏尔科夫发言对卡扎克维奇说：您在这儿以天真的惊异心情表示了态度。这不会为您的勇敢增光。思想上的斗争必须坦率。须知我们谈的不是怎样写和怎样措词的问题，我们谈的是思想问题，“莫斯科文学”编委会积聚起一种在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间还隐约存在的不很健康的倾向。现在就让我们认真地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为什么我们国外的敌人这样甘心情愿、这样过分“同情”地来保护您，为什么他们如此广泛推销和大吹大擂您所为之辩护的作品，现在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您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敌人从某些编辑部的某些没经深思熟虑的立场中作出多么荒谬的结论。思想斗争正在进行，今天我们所批评的错误，恐怕不是风格方面的问题，这是严重的、重大的错误。
“莫斯科文学”的同志们不能抱怨我们对他们关怀不够，也不能抱怨对他们的错误说明不够。但是，他们继续坚持，继续重复说“莫斯科文学”收入了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要知道，问题在于一些屡遭批评的作品反映出文集的指导路线，而不在于在其中收入的作家人数。现在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是存在宗派主义，同志们是有过或多或少地表现得明确地、不符合党的文艺政策的文艺政治立场。
必须时刻记住共产党员作家的责任，他不仅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还要为非党同志负责，要在思想问题上帮助他们明确是非。某些人不能再装作无所谓了。对“新世界”编辑部的同志们说来也是这样，他们应该肯定而明确地表示态度，因为西蒙诺夫的例子对他们暂时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莫斯科作家组织——基本上健全的组织的纯洁名誉。使它真正地成为苏联文学的先头部队。同时，应该记住作家力量的团结是政治思想上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争论才会发展和扩大，才有助于我国文学运动的前进。
【本刊讯】“苏维埃文化报”６月４日刊载一篇以“苏联文化部坚决改进电影业工作”为题的报道，摘要如下：
近来苏联电影业大大发展了，但是遗憾的是，影片在质量上的提高大大落后于数量的增长。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塔什干、阿拉木图和其他地方的电影制片厂近来摄制的许多影片，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很差。
苏联文化部部务委员会最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影专家、作家和电影制片领导人参加下举行了会议，会上讨论了迫切的创作问题和组织—生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改进摄制好影片的实际工作。中央影片生产管理局把１９５８年艺术片生产提纲计划草案提交会议讨论。
关于电影的题材计划草案在会上遭到尖锐和有理由的抨击。许多人指出，计划提出的我们现代最重要的迫切题材非常不够，这个计划脱离了国家生活，脱离了人民，它对现代许多为人关心的问题没有作出答复。在这个计划中，题材和创作申请显然是不够，而重要的和重大的题材特别不够。这个计划的重大缺点是：俄罗斯联邦电影作家的创作在计划中反映得很不够。在计划中没有我们许多著名的电影剧作家的著作，这是不妥的。
许多发言人在讨论会上特别指出，计划中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那一部分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这些题材大多数是狭隘的、偶然的，并且距离广大观众的真正需要还很远。
波利亚科夫说：“喜剧片很少，而讽刺片根本没有”。这点根本不对，要知道喜剧片是人民所喜爱的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中能够提出并且解决许多实际的重大问题。而我们的影片制造厂往往把喜剧片看作是次要的东西。显然，一些著名的导演和在这种体裁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剧作家现在已经脱离了这种体裁，这不是偶然的，而在提拔年青的喜剧作家方面，又作得不够。
米哈尔科夫指出，在计划中，儿童少年片非常少；甚至当时专门从事儿童主题的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现在也离开这个工作。
在会上大家都指出把作家作品大量搬上银幕的计划所存在的严重缺点，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吸收我们的著名作家参加电影工作。
佩里耶夫强调指出，“总而言之，现在应当是热烈辩论一下的时候了：如关于作家在电影方面的地位；有个别作家和作家协会书记处对电影这门群众的艺术、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的不正确看法，对在电影文学方面所开辟的创作可能性估计不足。由此看来，在不久以前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没有提到电影事业，这并不是偶然的。各种文艺杂志轻视电影艺术、没有刊载评论影片的文章，甚至对著名文艺作品搬上银幕也不作评论，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在银幕上几乎没有出现以真正重要的迫切现实为主题的优秀作品，许多影片在艺术方面是懦弱的、暗淡的和平庸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作为以共产主义教育劳动人民的有力工具的电影没有充分执行他的思想教育职能。
米哈伊洛夫接着指出，必须竭力扩大同其他国家，首先是同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共同拍摄影片。这类拍摄的计划应当扩大，应当慎重拟定题材，使我们的电影制片厂在这方面的直接工作活跃起来。
会议没有通过这个计划方案，并且委托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以便拟制１９５８年生产影片的新的题材计划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