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５月３１日以“斯马特斯主张同毛泽东进行贸易，这位参议员要求采取‘现实’观点”为题登载了从华盛顿发来的电讯说：参议院州际和对外商业委员会的高级委员、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参议员斯马特斯将在本周末建议，美国开始尽速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并且除了军事物资以外，把中国人要的任何东西都卖给他们。
斯马特斯参议员明天、星期六和下星期一将在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发表演说。他说，现在已经是美国在对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采取“现实”观点的时候了。他又说，他虽然建议进行贸易，但这并不表示他减少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厌恶。他说，贸易的恢复对于美国和它的盟国将是有利的。
斯马特斯参议员认为美国必须向全世界发展贸易，而中国大陆和拉丁美洲是尚未开发的两个最大的市场。
他对记者说：“我们不肯承认中国政府和国家的存在，这是无视生活中的现实。”
他接着说：“我们承认铁托；尽管他是共产党人，我们还是不但同他通商，而且给他援助。我们对许多独裁者也是这样做的。”
他又说：“这样做（同共产党人作生意）纯粹是为了美国的实际利益，并不是任何感情的问题。”
“我们不能再继续从感情出发来对待中国。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憎恶并不下于任何其他美国人，特别是不下于任何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在中国是当权者，而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它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顾主。”
他说：“我们关起窗子来不看这个市场，这是毫无道理地损害我们自己，并且损害日本以及其它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对于它们，中国是一个自然市场。”
斯马特斯参议员虽然对于贸易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是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反对允许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他解释说，这样做也是从“现实”态度出发的。他说：“假如他们到联合国里来，那就意味着每次表决时多了一张反对美国的票。”
【路透社华盛顿１日电】“巴尔的摩太阳报”今天说，时间已经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陈旧了。
这家报纸在一篇社论里说，在一个星期之中这种政策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受到了打击：一个打击是台湾的骚动，另一个打击是英国决定放松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
“太阳报”说：“当欧洲其他贸易国家效法英国放弃对红色中国的贸易禁运的时候，日本也一定会这样做。英国的决定是根据它认为它迫切需要扩大贸易的想法而作出的，日本的也将是这样。日本必须依靠贸易才能生存。
“战争使日本的贸易地区大大缩小，以致日本一直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津贴来平衡它的贸易帐。
“我们除了无限期地继续津贴下去以外并不能提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台湾刚刚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长期的恩赐者和受恩人的关系能够变得多末不能令人满意。
“现在对我们的英国盟友无疑是会有一大堆不满的话的。但是那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英国人完全有权采取这个步骤，并且是由于使他们感到迫不得已的原因才这样做的。时间已经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变得陈旧了。”
【路透社纽约１日电】英国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一事今天在这里的报纸上引起了各种反应。
“纽约时报”说，“英国、日本和其他各国靠对外贸易为生的程度大大超过美国。
“它们必须出口，否则就要死亡，而自由世界仍然使它们遇到关税和贸易障碍，其中美国的关税和贸易障碍最大。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必须设法得到救助，或者是得到经济援助，而这是它们不再希望得到、而且也不再能够得到的；或者把更多的货物卖给我们，这一点是困难的；或者它们必须同一切可能的地区、甚至共产党地区进行贸易。在各方面阻挠它们，将会使它们的经济窘迫，从而削弱它们的防御力量，或者将会驱使它们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纽约时报”又说，“无论如何，贸易是一条双行道。共产党可能从扩大自由世界同共产党的贸易而得到的任何好处，必须同自由世界所得到的好处来衡量一下。如果自由世界在一些大问题上保持团结，那末这些好处可能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因为这可以帮助共产党中国不那末依赖苏俄，而使它效法波兰也走比较独立的路线。”
“芝加哥论坛报”说：“英国对于共产党中国的行动又一次表明，相互安全并不是相互的，而是单行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是得不偿失。华盛顿所吹嘘的世界领导权几乎是不存在的。它可以提出来，但是不为人接受。”
【合众社１日电】新闻展望：中国贸易
欧洲外交人士对美国对英国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限制这一决定的反应之温和感到兴趣。
其中有些人相信，美国对英国的这一行动事先很久就私下里表示同意了，表面上表示抗议。
【中央社纽约５月３１日电】５月２９日“纽约时报”刊载了苏兹贝格从巴黎写来的一篇通讯（编者按：本报６月１日第三版曾刊载其部分内容），通讯一开始引用了美国诗人艾德纳·米莱写的一首诗：
“离我并不比任何国家更为遥远——
这就是我如此深爱的中国。
要了解炸弹的逻辑，
爱是无能为力的。”
然后就是通讯本身。他写道：
台湾反美骚乱向我们提醒的话没有像艾德纳·米莱所写的那末美丽，但是这次骚动提醒我们：美国对华政策更多地是建立在感情和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冷酷的现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这样，在随后的国内冲突期间和后来的两个中国期间也是这样。
希望在国民党一片混乱的局面上建立起一个大国的愿望是一个崇高的梦想。这种愿望是由希望、不合逻辑的反日情绪和对毛泽东或莫斯科的意图背后的力量未能予以重视等等因素混合起来的。甚至丘吉尔在１９４３年开罗会议上就提出过忠告，指出我们的目标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如此，世世代代的美国商人、教师和传教士们对于令人钦佩的中国人民所怀抱的深厚感情，却帮助促使人们作出了希图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的政治决定。我们一只眼看不见蒋的缺陷，另一只眼则看不见毛的实力，一味只是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我们后来的难堪事情就是我们坚持要吸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早在１９４８年，当时担任国务院共和党顾问的杜勒斯就看到前途有困难。他预言，如果蒋介石逃到台湾去，其他各国政府承认大陆上的共产党政权，那时安全理事会就会永远削弱了。
这种情况当然是发生了。当杜勒斯代表艾奇逊谈判对日和约的时候，他希望寻求一种方案，根据这种方案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都可以在和约上签字——就国际承认方面而言对任何一方的地位都没有任何损害。
经费充足的支持国民党的院外集团的影响，在党争中寻找吸引人的问题这种作法，以及被骗以后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一切一起加强了美国想死守住蒋介石不放的决心。
几年来我们一直自欺欺人地说，他是能够回去的——甚至在毛泽东对防守严密的海南岛进行两栖作战成功以后仍然如此。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策划人员认定台湾作为基地的价值非常大，决不能让它落入共产党的手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唾涎这个跟日本和菲律宾都不挨边的岛屿。
由于作出了基本的战略上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加强了我们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态度，我们发现自己承担了必须支持蒋介石或者他的继承人的责任。我们避不考虑，比较长期的政策终究必须给这个岛屿和岛上由不是大陆去的台湾人构成的大多数人设想一个永久的命运。我们仍旧不承认北平，并且迫使我们的朋友也这样做。
结果是令人不快的。尽管我们进行争辩，英联邦的一个成员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北平设立了大使馆。我们得到了它们同意限制同毛泽东的贸易的表示。但是，贸易限制似乎要垮台了。
我们的盟国为经济所迫对妨碍它们寻找东方市场的尝试感到不快。杜勒斯自己——在担任国务卿以前——就预见到，如果我们禁止日本和东南亚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日本和东南亚将吃苦头。
这就是当国民党政权在又一次遭受挫折和绝望之余依靠了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出来的反西方情绪的时候所存在的气氛。但是奇怪的是，莫斯科差不多在同时准备在国际上把它的朋友北平出卖。
俄国人暗示，他们愿意接受只让现在拥有原子武器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和英国）拥有原子武器的方案。意思是，华盛顿和伦敦要保证法国或者西德不拥有这样的武器，如果共产党中国也不准拥有的话。
克里姆林宫企图两头得利。一方面，两个西方国家无法得到核武器。法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原子武器计划。而且莫斯科害怕德国。另外一方面，位于俄国东翼的巨兽中国将永远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我们不需要法、德生产核子武器，但是我们害怕一个以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中国。
这就是当整个中国问题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的局势。假如不产生别的结果的话，台北的骚动至少必须惊醒我们，使我们看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准备承认毛泽东的必要性。
当莫斯科和北平开始显露出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的迹象时，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富于灵活性的地位上，来利用出现在东方铁幕上的裂痕。外交的目的是在于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要人了解，光是爱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