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的国民机关报“香港时报”６月８日和９日连载了署名胡希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气·文章·与共产党的面孔，费孝通写‘早春’和‘早春前后’的经过”。全文如下：
费孝通教授曾在４月初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共党在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后又阻挠“放”和“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早春”。
到５月３１日，费孝通又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早春前后”，在名义上，５月底的这篇文章是叙述他写“早春”一文的经过，而实际上，他在“早春前后”中揭露了大陆知识份子的苦闷，他们写文章必须看风使舵，根据共党的脸色落笔，写成后还不敢骤然发表，必须再看看“最近的气候变化”，而共党的“气候”是经常吹无定向风，因此写成的文章必须一改再改。落笔难拟题更难
据费孝通说，“早春”一文的题目曾经作了许多咬文嚼字的斟酌。他最初用的题目是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这将会被共产党批评诬蔑“百家争鸣”，因此他不敢用这题名，就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了“暖”的地位。
“放”和“鸣”虽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但当知识分子在３月初开始放起来和鸣起来的时候，共党开始害怕了，拼命压制，但共党又不愿意被知识分子公开指出这种压制。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用“乍暖还乍寒”来形容是最适合的，但为了共党不愿意有人公开指出这种寒气所以费孝通把它改为“乍暖乍寒”，这虽然已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在共产党眼中看来，有“寒”字还是不行。因为“寒”就代表着共产党的压制。于是，费孝通又把题目改为“满园春色关不住”，想以此来形容“放”和“鸣”的蓬勃现象。但后来一看，又不行，因为实际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和文内的批评意见不能合拍，因此又改为“春寒”。春是形容好现象，寒是形容压制现象。但这个“寒”字总有点不大对，可能招致麻烦，因此最后改成了“早春”，“早”，是个正面字眼，和过去知识分子的“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而又不会冒犯共产党。
单是一个题目，就费了这样多的周折。共党表面上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想鸣的人，却在环境逼迫下必须“收收放放”。在题目确定之后，文章本身也“收、收”了好几次。毛泽东也看小说
费孝通写“早春”一文的动机，是因为“民盟”的一些对共党不满的人鼓励他挺身为知识分子说话，所以他决定了写这篇批评共党压制鸣放的文章。二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因为这篇文章的分量不轻，他没有勇气拿出来发表。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民盟”的朋友们研究，看看共党是不是能容忍这样一篇文章。
到二月底，文章经过大家研究和把尖锐的话改得含蓄一点之后，他正想把稿送到“光明日报”发表时，忽然有一位“民盟”的常委匆匆赶到他家里，一开口就说：“你的东西快点不要发表！”这位朋友坐定后，气喘稍为缓和了一点，接着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要招祸”。原来这位朋友听到“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泽东批评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并赞成陈其通对这篇小说的批评。这位朋友在叙述了这一情况后说：“我看形势是要收了。”太难探测天气了
住在费孝通隔壁的潘光旦，听到费孝通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文化部的一次谈话会，不是收，而是放。”这一下可把费孝通弄糊涂了，他觉得“天气”实在太难探测。
第二天，遇到了一个“官方”杂志社的编辑，谈起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这个编辑说：“他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百家争鸣鸣出乱子来了。”费孝通因为自己手上就有着这篇可能会出乱子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问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没有斩钉截铁的根据，可能是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费孝通的“早春”，他不敢再贸贸然拿出来发表了。
有几个不满共党的“民盟”高级人士（费孝通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其中显然包括罗隆基，因为他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谈到这件事），而且又都是肯定共党不在收，而在放的人，又一再鼓励费孝通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夹在寒暖之间的费孝通，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是“磨角”——把一切尖锐突出的意见都删去了。早春现象已过时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发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那天上午，费孝通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一批东德人士来北平参观，要费孝通招待，他又不知道毛泽东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讲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费孝通，揭开了谜底，说是“毛主席决定放了”。
第二天费孝通一早起身，把“早春”的后半篇又重写了一遍。但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据说是为了要登“政协”会议的发言而被挤后了。到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时，事实上早春现象已过时，因为各地知识分子已摆脱共党束缚，大鸣特鸣起来了。
罗隆基等人为费孝通惋惜，说这篇东西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个马后炮了么？但另有一些朋友为费孝通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耽待不了，因为当时的“天气”不同，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
。想说话勇气有限
费孝通在五月底发表的“早春前后”一文中感慨地说：“我想早春一文的发表，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
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
勇气是有限的。”
这篇有关“争鸣”的文章，虽经过这样多的斟酌和再三修改，但仍逃不脱被共党还击的命运。共党现在指摘费孝通，认为早春天气的说
法是错误的。照共党的说法：知识分子在“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说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前几年的思想改造是严冬么？这岂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么？再往下说，问题更
大了，意味着“解放”是知识分子肃瑟之秋的来临。因此共党认为早春天气的说法是“反动的”，而叫费孝通必须“再检查这是什么思想”。天气草木与改造
从“早春”一文中，又引起了另一问题：“是天气（共产党）不好呢，还是草木（知识分子）不好？”百花开不了，是由于天气不够暖，还是由于草木本身体质不健全？共产党声言：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说得明白些，知识分子要发挥积极性，关键是在“自我改造”，不应当去批评共产党的领导。腐朽的和虫蚀的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一文中，驳斥了共党对“早春”一文的这种批评。他说：关键不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而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
，由于共党轻视知识分子，压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造成了共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应该是共党对知识分子作正确的评价
，而不应把知不应把知识分子一概当作腐朽了的，被虫蛀蚀的。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一文中，虽承认“争鸣”的高潮已到来，不再有压制人的早春景象，但他显然还是有顾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或者是因为不便说。”（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