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之声６月１３日２２点１５分广播】每日评论：胡风到底有没有罪？
关于胡风的消息，两年来似乎不大有人提起，然而自从胡风失踪以后，这个问题始终是存在人们的心坎之中。尤其是毛泽东、陆定一等人提出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已经批评得体无完肤了。因此在一般青年，特别是胡风作品的读者更不免引起一种疑问，为什么百花都可以放？唯独胡风的花就不能放呢？为什么百家都可以鸣？唯独胡风一家就不准鸣呢？
今年５月２９日，北京大学的布告板上就发现了一张类似标语式的纸条，上面写着：“为什么作家胡风自从１９５５年被捕之后，到现在还不见公开审讯呢”？中共对于胡风自然不敢公开审讯了，胡风到底有没有罪呢？胡风是有罪的，照中共的党文化官对胡风的指控，胡风不但有罪而且是罪大恶极。譬如像郭沫若说，“胡风不但是思想上的敌人，还是政治上的敌人”。中共“人民日报”曾经用两整版、两整版的篇幅来公布一批、两批、三批的胡风的罪恶资料。在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０日公布的第三批罪恶资料里，“人民日报“的编者袁水拍还特别的作了一个结论，叙述胡风集团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的伪装革命，隐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因此就确定了胡风集团的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三大罪名。这三大罪名只要有一种，已经是罪该万死了。胡风并兼而有之，他还能说他没有罪吗？然而胡风是没有罪的，因为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资料，胡风的所谓罪证不外两种：
第一：胡风和王实味、萧军为同一类形的人物，都是基于人性的正义感和纯文艺思想，对于共党高级分子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违反事实和真理的宣传八股表示不满，而要求发表自由、创作自由。
第二：胡风在私人通信之中刻划出共党文丑们的丑恶嘴脸，数落了共党文化官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就得罪了胡乔木、乔冠华、何其芳、夏衍、周扬等人。
胡风之所以挨整肃的刀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这一年来，中共的头子天天在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天在叫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反对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不是和胡风当年的主张一样吗？而且中共为了贯彻放和鸣的政策，曾经不断的倡导自由发表、自由批评。人家不肯发表、不敢批评，中共还用尽了千方百计鼓励他们，甚至于不惜表演苦肉计，咬紧牙根让人家重重的打自己的嘴巴。如果胡风要求创作自由就是有罪的话，那么今天在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共党头子又该当何罪呢？还有，胡风当年不过是在私人通信之中对于一群党文化官表示不满，还不敢公开骂共产党，更不敢骂毛泽东。可是现在怎么样呢？所谓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既然公开指名毛泽东、周恩来，骂他们是“党天下”的独裁政权。所谓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琪、讲师王德周既然公开发表，“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的言论，和喊出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简直是造了反了。如果胡风批评了几个共党文化官就算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话，那么像储安平、葛佩琦、王德周等人又该当何罪了呢？我们由此看来，胡风是没有罪的。其实不但是没有罪，如果二、三年前，毛泽东能够容纳胡风的意见，广开言路，让大家有说话的自由，或者就不会在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一道高高的墙、一条深深的沟来，造成了共党和人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也就不会有今天搞得是鬼哭神嚎的整风运动了。
胡风是没有罪的，但是胡风是挨了整肃的刀子。胡风是在不明不白的罪名之下监禁了两年多，这是谁的罪呢？
【本刊讯】蒋帮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６月１６日发表一篇“大陆新闻界的乌烟瘴气”的文章，对我国的人民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现在全文转载于后：大陆新闻界的乌烟瘴气
报纸在朱毛匪帮看来，只是宣传共产邪教的工具，帮助罪恶统治的一种武器。
所以，论理在匪报担任编辑和记者的，应该算得上是朱毛的心腹人了。可是，在这一次“整风”里面，他们仍不能躲避被“整”的命运，不得不吐出一些自卫性的真言。因此，也揭露了匪报内部的一股乌烟瘴气。“左叶事件”闹风波
“大陆附匪的新闻工作者，在５月１１日，曾在北平召开会议，抗
议“某些单位不尊重新闻工作，以及粗暴地干涉或无理限制记者活动”。这件事的触发，是由于伪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匪叶辱骂匪“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韩德福，引起了各地匪报工作人员的共鸣。”
在５月１２日的匪大公报上，曾以“重视记者的呼声”为题，响应这次抗议。坦率地指出：“在我们工作着的这一片‘温暖’的海洋里，还横着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礁石。几乎在每个记者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两件三桩不愉快的事情。”
“北平的“新闻界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抗议大会，会中匪光明日报的记者发言说：他们因关于“劳卫制问题”的社论触怒了“中央体育委员会”，“体委”一面上告，一面给他们扣了一顶“反动”“反党”的大帽子。各匪报记者采访新闻，总是受到多次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多少级？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甚至有一些记者并无匪党党籍，采访消息时，总先接受警告说：“你要来，带组织关系来。”摄影记者遭受的阻挠和限制更多，百货公司的货架子“保密”，熊猫也“保密”。匪人民日报记者说：“青岛有一个很怪的规定，凡机关、学校、工厂、码头、仓库、港湾、楼房等等都不准拍照，而实际上，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却可以背着照相机自由拍摄。”连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他们为了拍照，经常被没收照相机，被带往派出所、保卫科等地方，尽管他们出示了全部证件，说了万语千言。”“死气沉沉”是特色
匪报记者这些遭遇，从匪帮的新闻政策看来，乃是“天公地道”的。因为朱毛匪帮把新闻工作当作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报纸的性质也和自由世界迥然不同的。
朱毛共匪认为：“新闻有阶级性”，“它是专政的一项武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报纸是教科书”。
因此，像匪报范逆四夫所说：“机关办报，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成了机关的下属部门，代表官方，于是面孔就板起来了。二、不登公文、指示，似乎也不像机关报，于是记者就跑机关，说机关的话：‘应该这样，必须那样’，官腔官调。”也像张友鸾在会中所说：“新闻在报纸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现在却不被重视，大会总结发言，各报往往就千篇一律地登，报纸向着‘月报’‘年鉴’的方向发展。”
“结果，“新闻报导缺乏动态，缺乏知识，写法单一，死气沉沉”成为“社会主义新闻”的特色。
老报人张友鸾还坦率地批评许多匪报把“社论”变成了“社训”。“使读者对报纸只是的感觉，是‘严师’不是‘爱友’。”
伪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个名叫王中的，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中指责匪党“认为报纸只是下达指示的工具，而人民要求知道除了指示以外更多的东西。”匪报死气沉沉，满纸官腔教条，毫无人情味可言。因此，很多匪报工作人员说：“报纸是办给人看的，人家看不进去，不看了，报纸什么性也没有了。”他们承认：“很教条地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产生了偏向。”严重的宗派主义
尽人皆知，铁幕内新闻报纸都是“官办”，没有竞争，更没有新闻自由。
今日大陆的新闻并不能充分地在匪报上见面，各报的内容和形式，不但“枯燥寡味”，而且“令人生厌”。这不只是由于“官办”的缘故，而是因为今日大陆上的报导，却被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所操纵垄断。其他报纸，只能向它们抄袭摹仿，形成新闻界严重的宗派主义。
老报人顾执中在５月１６日北平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透露说：在上海沦陷之后，匪帮对各报的老报人，采取极端歧视的态度，把他们都辞退了。后来，经他的努力，才“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在这个“养老院”中苦度残年的老报人，不仅不受人“尊重”，反遭受种种奚落。他说：“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认为“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是十分严重的。
匪文汇报的记者杨重野在会中陈诉：“新闻工作中的严重宗派主义是共产党把人民日报看成亲生儿子，非党报纸顶多是螟蛉义子”。他还说：“现在许多人对记者的任务不了解，对记者的工作不支持。记者如果总是怕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他指责：“新华社一花独放，是使记者思想迟钝之一因。首长们怕麻烦，常说新华社发稿，你们不用搞了。记者们遇到几次碰壁，还写什么新闻？如此一花独放，会影响记者和新闻。”顾执中也附和他说：大陆上“新闻社只有两家——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其实是包办，谈不到鸣放。”今日大陆的新闻工作，实际上丝毫没有新闻自由，而是由匪人民日报和匪新华社垄断，真正的新闻早被它们禁锢起来了。“新闻八股”的流毒
“大陆匪报和通讯社既然受了宗派主义的流毒，匪党的“党八股”也就成为匪报的“新闻八股”而流传到每一版上。这种“新闻八股”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高度表现。
张友鸾在“座谈会”中曾慷慨地说：“南京人报学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学真理报，现在除了报纸改横排像真理报以外，其他一样也没有学像。”
匪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坦白地辱骂自己说：“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有独立思考。”我们知道：匪报工作者自己既不能独立思考，就只好搬移教条，“八股”也就不免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匪报上了。（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在匪“新闻界鸣放座谈会”上，“大家谈到报纸版面文字为什么不生动活泼的时候，挖掘出一种令人吃惊的教条主义文风。”其中有一个名叫周正的，说：“新闻八股的毒害已经蔓延到儿童的脑筋里和写作练习之中了。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对我说：‘我的孩子可以到你们新华社做记者了！’我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拿他孩子写的参加营火会的报导给我看，上边先写：‘某某少先队在某地举行营火会，参加的有谁，参加的还有谁。’最后是：‘大会是在和谐的乌烟瘴气的气氛中进行。’营火点起，自然要乌烟瘴气。”
会中张恨水也说：“现在许多新闻开头就是‘几月以来’，这不是新闻，是历史。”但是，匪报正是刊登这样的“新闻”，因此，“几月以来”也成为匪报屡见不鲜的“八股”了。匪报的坠落退化
朱毛匪帮御用的报纸，为什么坠落退化到如此地步呢？
这是不难理解的，朱毛匪帮为了要使报纸只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的东西，所以在编辑和采访工作上，尤其是附庸党派的报纸，不断遭受匪帮官僚集团的阻挠、限制、刁难和歧视，“左叶事件”引起大的风潮，仅是一个较新的例子。同时，由于铁幕内根本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一切新闻必须符合“钦定”的规格。在内容方面要求“统一规格”，造成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发稿，歧视非共党籍记者和排斥老记者的宗派主义。在形式方面要求“统一规格”方面，造成“新闻八股”的流毒。匪报既受了这两重恶风的侵害，就使匪报不仅保留一副阴沉沉面孔，而且内容枯燥无味，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的要求完全背向。目前，大陆上的匪报已经是一种受人民厌弃、唾骂的东西，朱毛匪帮如果不采用“强迫推销”、“计划发行”，大陆同胞谁都不会自动订阅一份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