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香港２５日电】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团长称赞目前在红色中国进行的“整风”运动，他又说，这个运动是按南斯拉夫的方针进行的。
由四人组成的文化代表团在中国大陆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参观旅行，团长约西普·维德马尔教授星期一来到香港时说：“这个新方针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很重要，对于中国生活的自由发展很必要。”
记者问道，在南斯拉夫是否要进行类似的自由讨论运动，维德马尔回答说：“这在南斯拉夫已经进行好几年。”
他又说，他的代表团６月７日在北平同中共政府签订了一项文化协定，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签订文化协定。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６月２５日以“对中国党领袖的批评缓和了”为题，发表它驻香港记者的一则电讯说，最近对于共产党官员的错误进行的一阵尖锐批评即将结束，因为非共产党集团成员自己出来对比较冒失的成员的讲话表示遗憾。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始终是尽量希望使争论限于讲道理的范围之内。例如，在三个星期以前讨论开始时，主要批评者之一、交通部长章伯钧在知道一个俄语学校的学生张贴了反动标语支持他和另外两位民主党派领袖章乃器先生和罗隆基先生时，警告学生们不要跑到街上去造成“匈牙利事件”。他们也许曾经怀疑在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居然得到这种支持，但是可以十分肯定，没有任何一个批评者企图超出口头上的批评。
现在，与政府合作的党派的高级成员，已经毅然为政府进行辩护了，并且正在批评惹怒了比较狂热的党员的批评者。反击运动是由宋庆龄女士、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以及其他主要非共产党党派的各主席所领导的，同时，“人民日报”已经号召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那些企图推翻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人”发动强大的反攻。
这家报纸把“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民群众同利用毛泽东的论文作为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并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和右派政治家”分别开来。这家报纸又说，反动势力的结果只是使他们自己孤立，“因为压倒的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家党机关报可能是正确地说，毛泽东的讲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它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所碰到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且提出许多关于党和政府工作的许多积极的建议和批评，从而使停滞，沉闷的气氛变得生气勃勃，虽然“一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号召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和夺取地位。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把局面搞乱了，但是群众却起而反对他们，因为压倒的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同时，这家报纸又说，“人民学会了识别各种人的真面目。”
然而，现在受到损害的批评者就在眼前留下了一批意见，这大概不会被人很快忘记，并且很可能成为高级人员和低级人员进行秘密讨论的主要题目，虽然批评者在中国境外似乎造成了完全不应该有的那么大的轰动。
【本刊讯】６月２０日巴黎“人民报”在报道北京医学院掷炸弹案时评论说：据消息灵通的北京人士说，这一事件同当局决定停课一星期以便让学生研究毛泽东主席的长篇报告没有关系。
观察家指出，这一袭击案是在毛主席以“百家争鸣”的口号在中国发动的运动到达紧要关头的时候发生的。前不久，由于共产党和政府受到大规模的批评，曾经出现过制止这个运动的趋势。
此外，据悉，现在在中国的非共产党党派内部也出现了某种紧张局面。这些党派的领袖们中间有些人，例如两位部长罗隆基和章伯钧以及“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几天来在报上和公开集会上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已经停止章乃器代表该会参加“光明日报”编辑委员会的职务，因为他曾经主张延长对前资本家付给利息的期限。
一切同该报社务委员会有关的其他小民主党派已经请求社务委员会和工作人员开始调查研究在该报版面上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章伯钧、储安平事件中的责任问题。
【本刊讯】“曼彻斯特卫报”６月２４日登载了维克托·佐扎的文章，题为“毛的演说的令人不安的影响——东欧共产党人对之异常欢迎”，文章如下：
在中国，那些利用这次新的言论自由来批评共产党的人们，愈来愈受到攻击，而在东欧，毛泽东的演说却刚开始影响对之异常欢迎的公众。
这篇演说的影响在波兰最大，这是很自然的。
“人民论坛报”认为毛的那些结论的重要性，并不因为这些结论是从中国的经验中所得出的而有所减少。这家报纸说，波兰人并不想机械地照抄中国的主意；但是它强调说：“中国的想法和做法有许多方面……是同我们自己的相一致的”。移花
在匈牙利，党报“人民自由报”全文刊载了这篇讲演，评论了它对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显然将要试图把这些中国花移植到匈牙利去，因为这家报纸预料“正确地运用”中国的经验，“能够大大有助于我们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公式的秘密是在于“正确地运用”这几个字里，因为正像多数的共产党理论一样，毛先生的理论可以用来为几乎任何事情辩解。
譬如说，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有一段话甚至可以把最近宣判匈牙利作家死刑的事都说成是正确的，只要是这些作家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对批评它的人所表示的反应固然是激烈的，但是还没有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分子”。有些西方新闻记者从北京报道，他们不能够访问讲话比较坦率的那些批评者。这虽然也可能成为一种不祥之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异的。这些批评者大概正在经受大家希望是温和形式的洗脑，而且，事情就要取决于这种洗脑的结果，他们也许会撤回他们的反共言论，也许就脱离公共生活了。这是很不好的，但是这也并不表明恢复几年以前的恐怖，而且，只要是不恢复这种恐怖，批评者仍然是会前仆后继地出现的。可能采取暴力行动
为了堵住批评者的嘴、或者说为了让他们缓和一下自己所提出的要求而作的努力，正在采取警告的形式，要他们注意由于要求过分而不得不采取暴力行动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所引用的昨天的官方新华通讯社消息说，在北京郊区的俄语学院的墙上有人张贴了“反动标语”，表示反对一党专政并且要求实行议会制度。
这个事件是在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的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民主同盟的某些盟员就是批评共产党最力的人。这个事件无独有偶，本月初有人发出警告说，如果学生们跑到街上去闹事，“事情就会弄得无法收拾”，会引起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件。据说这种警告是由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发出的，所以要在北京的这次会议上追述这种警告也许是要表明，主要盟员是不同意“叛徒”的意见的。
在中国国内的争论仍在进行的同时，在东欧各国共产党中间，一种争论也正在以极其含蓄的词句进行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个书记亨德里赫在上星期所公布的一篇演说中表示自己的意见说，中国最近的经验，“首先”对于亚非两洲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在上星期哥穆尔卡结束在东德所进行的访问，而由这位波兰领袖同乌布利希所发表的公报中，据说中国的经验的重大意义所及的国家，“远远超过”亚洲大陆的范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讲话，没有提出任何直接的评论。波捷两国对中国的观念的看法彼此有着难解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之处的许多随风摇摆的茅草中间的一株，这些茅草表示着一阵风，这阵风很容易变成暴风。（小标题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