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６月２４日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篇以“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为题的文章如下：
艾森豪威尔先生在他６月５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我们同台湾的关系“迄今”仍然不变，但是“坦白地说，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觉得维持这种（对华贸易的）差别有多大好处”。这句话的意思被“时代”杂志认为是总统“发出了重新估计……美国长期封锁共产党中国的行动的信号”。
如果“时代”杂志的认为重新估计已经开始的看法没有错的话（我们相信它没有错），了解这种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内容就成为极端重要了。这场辩论的关键并不（像“某些人”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使它看起来那样）在于任何人的爱国心或者人们的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强硬的”还是“温和的”。这场辩论的关键是关于目前亚洲局势的性质的问题上的真正分歧。
“新共和”杂志认为共产党中国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立的一种潜在的巨大威胁。我们所以批评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是因为它已经证明是无效而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无效的；那就是说，它在亚洲没有能产生足够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军事）力量来经受中国的各种压力。那些压力根本不是军事性质的。
“一百万人委员会”很好地表达了同我们相反的看法。这个委员会是在众议员周以德的创议下设立的一个私人组织，本来是为了反对北京进入联合国的，但是它今天还反对美国同北京政权贸易或是承认北京政权。这个团体的理论在最近的一份题为“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共十三页的备忘录里有详细的阐明。在那份备忘录里提出了两点反对改变我们目前的对华政策的主要理由。垮台论
“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消费者的不安和学生的示威游行“证明了中国人民并不爱他们的共产党奴隶主们，并且已经准备好在可行的时机起来推翻他们。”
贸易和给予外交承认，会成为“一种援救行动……来支持共产党中国的极其贫困的经济。”
这些结论跟几乎每一个有资格的学者和记者所得的结论正相反。“一百万人委员会”也引述不出任何有资格的、没有偏见的权威意见来支持它的论点。这种混乱也许是语义上的混乱。“极其贫困的”经济或“不安”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亚洲，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曾贫困有几世纪之久，和工业化的西方的经济比较，现在仍然是这样。用落后这个字眼形容“不发达”国家，比贫困这个字眼来得确切。至于“不安”，那是在亚洲人学习二十世纪技术中的可能性的时候预料会掀起的热狂。切斯特·鲍尔士确切地把这种热狂称为“期望越来越大的革命”。要是认为对这种缓慢的进展所表示的失望情绪表明政府的“控制不牢”，那就是不了解亚洲。
的确，今天中国的引人注意的情况不是预料会有的落后和缺乏，而是马尔开特大学的袁立武（译音）教授在他的共产党中国经济研究的结论中所说的北平取得的“给人很深印象的长足进展”。他写道，“无可否认，共产党中国在短短六年内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一百万人委员会”说，甚至北京的共产党人自己的报纸都承认曾发生粮荒引起的骚动。这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什么推论呢？难道控制得不牢靠的政府会容许它的控制得很好的报纸公开这种不妙的消息吗？而且，难道委员会备忘录的作者们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所有人力都用到极限的“过度充分就业”这样一个事实吗？由无情的国家推行和计划的经济，必定是有匮乏和困难的。的确，匮乏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中出现了，它们是有力的象征，又同样是弱点的表明。
同样地，当我们读到消息，知道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干部讲话中承认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人民之间也有矛盾，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对西方来说是好消息吗？难道这不可能是一种灵活性和因为力量而产生的自信的证明吗？以伦敦“观察家报”的理查德·欧文瑟耳（对共产党集团问题最精明的研究者之一）之见，毛泽东的经过多次讨论的“矛盾”理论只意味着在共产党专政的范畴内有限度地打开批评的安全活塞。毛泽东根本不是签署宣布他的政权死亡的命令，他否认了认为新官僚正在形成有着它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一个阶级的看法……并且认为“官僚主义”的缺点作为一种思想作风而论，必须通过“整风”来与之作斗争。虽然很难说，这种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然而作为维持一个党的专政的变通方法，这显然是有它的优点的。自由亚洲论
“一百万人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假定是，即使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很巩固，为了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地位，我们必须继续同中国没有任何来往。否则我们就帮助加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第五纵队”之一——住在东南亚的一千二百万华侨。他们将不得不归顺共产党中国，帮助把他们在那里有很大势力的各国交给共产党控制，这些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泰国和缅甸。
当然，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是早就同北京有事务往来的。而在这两个国家，或在委员会所列举的任何其他国家，华侨尽管富有也不能把独立的政府“交到”北京手里。
前“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东南亚记者巴内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１９５６年美国人大会上作介绍概况的报告时指出，“北京利用华侨作为当地的第五纵队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中国人是少数，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有地位，但是在当地政界是不受欢迎而且不重要的。”
在蒋介石可能会有一天回到大陆的希望还存在的时候，新加坡或马尼拉的华侨商人在政治上是可以而且的确是骑墙的。但是什么使商人还存这种希望呢？华侨关心的是大陆。因为他的亲友住在那里，他希望从那里得到保护来对付外国政府。
在吴庭艳政权和越南华侨的这次争执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华侨可以期望从蒋介石得到多大帮助。当当地华侨要求驻西贡国民党代表帮助的时候，发现这些代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愤怒地打进国民党公使馆，并且捣毁了这个建筑物的整个第一层楼。
５月３日，蒋介石表示愿意让不愿成为越南人的任何华侨在台湾重新定居，但是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这一点几乎帮助不了越南的华侨，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家庭联系，他们将难于在这个拥挤的岛屿上寻找工作。”
北京需要华侨提供的是财政上的支持，而它已经通过汇款给大陆上的亲属的方式——这是共产党人的主要外汇来源——得到这种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各地建立大使馆显然将有利于对这种汇款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由于北京的权力在增长，不论有无大使馆，都可以有效地对华侨施加压力。
我们再谈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美国目前的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它既没有削弱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控制权，它也没有缓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亚洲其余地区的影响。
“一百万人委员会”的任何论点都没有这样一个事实具有说服力：巴基斯坦虽然是美国的一个军事盟国但是它拒绝支持我们的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而在美国的另一个军事盟国泰国，据“纽约时报”不过是在上周发表的一则消息说，“看来在发展中的是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将保持泰国同西方的密切的军事联系和外交联系，但是另方面将使它自己适应共产党中国今天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
因此，在开始明智地重新估价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认识到，我们不能，也不必设法阻止“中立主义”的兴起——这是亚洲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世界。我们企图阻止这些国家同北京建立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任何尝试都将是自找失败。
在亚洲，像在别处一样，美国防御共产党扩张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攻势。由于知道每一个亚洲国家将越来越遭到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现在将由美国用它自己的积极的计划来防备和对付这种压力。基本上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对华政策，而是一个新的对亚洲的政策。这个政策不应该认为“中立主义”将帮助共产主义，这个政策应该使美国在中国周围的主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公开同中国进行争取影响的激烈竞争。
【中央社华盛顿２０日电】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纳山尼尔·佩浮今天建议，美国应当采取“通过谈判的和解”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
佩浮在最近一期于华盛顿出版的自由主义周刊“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以“我们需要台湾吗？”为题的长篇文章中说，只要台湾对面的大陆是由更强大的国家苏联所支持的一个敌对而强大的国家，那台湾就是一项“累赘而不是一项资产”。
佩浮说，最近台北暴乱“不能预计为最后的一次”，如果共产党进攻台湾或有任何程度的渗入的话，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可能是靠不住的。佩浮又说，继续奉行目前的政策将最终导致同共产党中国或是同北平莫斯科联合部队之间的战争。
为了避免战争，佩浮建议谈判，谈判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承认北平政权和让它进入联合国问题。这里，佩浮更详细地说明他的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的建议。
佩浮说，作为对北平所作的让步的回报，美国应当合法地要求共产党中国撤出北朝鲜，并且使它答应不去干涉东南亚。佩浮说，两个中国的政策是不实际的，他认为，一项可能的折衷办法是根据由共产党中国、台湾、美国和联合国保证的协议，把台湾交由联合国管辖十年。那时候，台湾将由不同地区的三个较小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一个高级委员会来管理。
佩浮说，委员会可以带监督人员，把日常工作交由台湾的中国居民去做，中国居民包括那些在那里出生的和离开大陆的人。对于那些希望离开的领袖们将立即给予避难所。十年后，将举行公民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