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的国民党中统报纸“天文台”报６月８日以“北平‘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炮轰毛泽东周恩来”为题，刊载了该报记者的一篇特稿，对储安平备加赞扬，认为前一个时期的“光明日报”已成为右派知识分子倾吐“苦闷”和辱骂共产党的“讲坛”。文如下：
中共局部开放言论自由以后，大陆出现了八年来最大的混乱。
共党在去年提出“百家争鸣”口号之初，实际上并没有人敢“鸣”，他们害怕报复，怕共党假“争鸣”搜集将来整肃的材料。共党鉴于此种情况，由“人民日报”出面邀集一些“知名之士”发表意见，并鼓励他们批评“人民政府”，在今年最初的三个月中，“人民日报”每天有这样的文章。
但此风一开，立即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知识分子长期积郁的苦闷，纷纷倾吐出来，从四月初至五月中旬，北平的两张非共党所办的“全国性”报纸——“大公报”和“光明日报”，成了知识分子批评共党的“论坛”；“大公报”以“歧视、阻挠、刁难、压迫——我们的控诉”为题，著文抨击共党对待该报记者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态度，“光明日报”也相继发表同样的控诉文章。
发展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共党始料所不及的。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这四张在北平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半年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百家争鸣”的发展过程和共党措手不及的窘态。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首先发动“百家争鸣”的，可是在五月中旬以后，报道方针有了急剧转变，显然是由于言论自由到了超出共党所定的限度。正如“国务院参事”骆介子（非共产党员）所说：从五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只登歌颂政府的意见，而不登批评政府的意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处理“百家争鸣”问题的方针上，显然已奉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五月中旬以前，也曾对“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但从五月下旬以来该报突然不再刊登任何批评文章，正如罗隆基所说，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上“只能看到一片欢呼声”。这张仅次于“人民日报”的中共“官报”，在五月二十七日还登了一篇批评“大公报”的文章，这是历年来大陆报纸首次“开笔战”，而“大公报”在“官报”的压迫下立刻低头，转载了这篇文章，显然含有“认错”和“赔不是”的意味，“大公报”的文章是批评共党中下级干部在整风中的敷衍态度，用俏皮的笔调极尽讽刺和挖苦，“中国青年报”批评这篇文章是“歪曲事实”和“立场不稳”。
“全国工商联”的机关报“大公报”，在四月中旬展开“百家争鸣”以来，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争鸣”文章，但从五月上旬开始，发展为对共党的抨击，“我们的控诉”一文之发表，是该报表现“言论自由”的最高潮，到五月下旬受到“官报”压制后，“大公报”忽趋沉默，不敢再大张旗鼓地进行批评，目前，它只登载工商联内部的“争鸣”，而且大多数文章是歌颂共党“公私合营”政策的。
所谓“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是最后一个展开“争鸣”的，但它一开始，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出现，它在五月初指责共党限制新闻自由，申诉“光明日报”的社论皆须经共党审查，接着又集中攻击共党的统一战线，指摘共党把“民主人士”当作傀儡，在“政府”内任部长和副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是有职无权。“大公报”屈服后，“光明日报”就孤军奋斗。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文字改革方面。以前，“光明日报”每周有两天发表“文字改革专页”，大力鼓吹汉字拉丁化。但到五月下旬，“光明日报”突然翻案，接连发表了几篇攻击拉丁化的文章，并声明以前出版的“文字改革专页”完全是共党“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纂的，与光明日报无关。
文字改革是共党的基本政策之一，现在光明日报大胆地加以抨击，显然以脱出了共党的控制。这匹脱羁之马，到６月１日又跃进了一步，矛头刺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这时，显然已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于６月１日在北平的一个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上，发表了空前激烈的批评，在这篇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中，储安平直截了当地指摘这两个共党领袖，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储安平的发言，顿时轰动了北平、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各地的“民主党派”人士皆向储安平欢呼，而共党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付是好。
从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全国人代大会代表”储安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共党提出的“百家争鸣”政策，现在已完全超出共党当初的愿望，而成了非党人士对共党批评的好机会，使共党穷于应付。目前，这四张“全国性”报纸中，虽然只有光明日报一家在大鸣特鸣，大公报已经向共党“无条件投降”，但在许多地方性报纸中，光明日报是有盟友的，例如天津的天津日报，上海的新民报晚刊等，最近皆开辟了“百家争鸣专页”，名义上虽说是争鸣，而实际上则是一片指责共党之声，现在还看不出共党准备怎样结束这场大混乱。
【本刊讯】“香港时报”（６月４日）和台北的“公论报”（５月２７日）分别刊载了蒋帮“中国联合通讯社”和“大道通讯社”播发的罗隆基的反党言论。转载如下：（中联社台北讯）（编者注：中国联合通讯社是同蒋帮军方有密切关系的半官方通讯报。）中共开始以“鸣”和“放”的方法“开门整风”后，台湾的正义之声广播电台曾向各附共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提出呼吁，要他们借此机会替曾在“三反”、“五反”及“镇反”运动中被“错整”“错斗”的人
申冤报仇。顷据平共新华社２２日电讯，以罗隆基为首的一部份“民盟”人士，已经响应该台呼吁，向平共当局提出此一要求。
据新华社所发布的消息说：２２日，罗隆基在平共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正式向平共当局提出此一要求，主张由伪人代会常委会及伪政协常委会联合组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专门机构”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同时来保证敢于“鸣”和“放”的人不受打击和报复。罗说，共党如果不清算过去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就不可能希望人们大胆地“鸣”和“放”。
罗且主张，在共区各地也应该设立此种机构。直接受北平的机构直接领导，以便在全共区由北平到地方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受共党的干涉。
罗所提出的要求与台湾正义之声广播电台的呼吁完全相同，这对平共显然是一次重大的考验，预料共党对此将极难处理。
（大道社讯）大陆靠垄党派之一“民主同盟”的副主席罗匪隆基在最近共匪“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大发哀鸣说，大陆所有的尾巴党派都是有死无生，所谓“长期共存”仅属画饼充饥。
罗匪隆基指称，共匪因不准各尾巴党派在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中进行活动，吸收党徒，而仅准他们在所谓“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徒，以致此等党派在发展对象遭受严格限制的情形下，陷入有死无生的悲哀境地。据称，所谓“旧知识分子”非但大多不敢加入尾巴党派，而使各尾巴党派日益空虚，且因此等分子根本系共匪计划消灭的阶层，而使各尾巴党派的成员有减无增，而至于随同消灭，同时罗匪隆基并谓由于各尾巴党派在各地的阶层组织被共匪歧视排斥过惨，不得不逐渐自动缩减，以至于日益形成有头无尾的状态，最后亦难逃枯萎以死的命运。
罗匪隆基随即对共匪发出了埋怨，谓各尾巴党派过去在替共匪担任笼络工商界人员、知识分子、失意政客及落伍军人等统战工作时，曾出了不少气力，有过不少功绩，而共匪对于各尾巴党派则只存暂时利用的心计，并不给予应有的赏识。言下大有悔不当初之慨。
【本刊讯】香港亲美的所谓“第三种势力”的主要报纸“中声晚报”６月１２日发表题为“储安平击鼓骂曹”的社论说：储安平是在争鸣中表现之最特出者，亦是把中共的弱点暴露得最彻底的一个。他竟指周恩来毛泽东之名而骂之，储安平，可谓击鼓骂曹了！
储安平说：中共把饭桶党员安置在各种职位上，在全国范围内无论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置一个党员做头儿；人民政府几名非党人士都滚了蛋，国务院十二名副总理，没有一位是非党人士。“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这一段话，根本抨击中共的极权统治，指出中共与中共以外人民的基本矛盾。
储安平把毛泽东指为“老和尚”，直接予以质问，说他们“党天下”，一切矛盾，胥由毛、周而起，这还不是“击鼓骂曹”吗？
葛佩琦教授（人民大学）说得更激烈，他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亦不会卖国”，“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就说是不爱国”。葛教授的话，原则是对的。（并不一定要站在反共的立场）但在中共听来，那简直是“反了！”于是“抨击”被发动起来。本来，应该是中共的智识份子出来反驳才对，但竟发动工人出头，大概这么一来，“工人的党”的中共，便“不能不”对储、葛两位，进行整肃。
储安平战后在上海办“观察”杂志，抨击国民党甚力，当时当局对储至为敌视，而中共则引之为同路人。现在储在北平办“新观察”，兼光明日报总编辑，而现在，他又对共产党抨击了，像对国民党一般，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
这项事实，不但说明了共产党之极权，与国民党的独裁，是“难兄难弟”。抑亦说明了中国知识份子，无论在任何暴力统治之下，他们都能为争自由而开炮，置生死于度外。在台湾有雷震“自由中国”一般人，在大陆则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这是可喜的现象。为的这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服从真理的精神。“火在，火种永不会熄灭！”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