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北７日电】自从中共开展“整风”后，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附庸党派分子，在中共的指挥下表演伪装民主的吐苦水，对中共提出一些不伤脾胃的只针对个人的所谓批评，这些批评，只系以一些无关痛痒的若干共干为对象。其中只有“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比较大胆一些，竟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领教”，他不满中共实行清一色的家天下思想，并肯定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是党天下的产物”。储这些话，颇能代表困处大陆的知识分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对老和尚提出意见
储安平继续指出具体的事实为证，他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大家做事各得其所
储最后以软中带硬充满怨愤的语气说：“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次党的整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尊重党外人士的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中共此次展开“整风”目的在缓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个把戏中，它指使那些所谓民主人士提出某一范围内的批评，借以表演伪装的民主，所以在这些批评中所提出的，大都是枝节的问题而不敢触及中共的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储安平的话，可说是所有批评中的最大胆的。借机发泄促成行动
观察家指出：重要的是，储安平的话充分透露了大陆知识分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点。观察家于此特别以去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件为例，据称：匈人在去年十月以前，早已提出争自由的要求，十月事件的爆发就是这种争自由的呼声在一定时间内转变为行动的表现。中共这次“整风”，目的在表演伪装民主，但久蓄在人民心坎中的不满情绪，必然在中共这次伪装的民主把戏中借机发泄，其势将使中共无法遏制而成为反抗行动的导火线，储安平的话，似已透露了这一端倪。（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雅加达亲蒋汉文报纸“自由报”６月１日发表题为“中共整风声中的尾巴党派”的社论，诽谤中共统战政策，并给右派野心分子打气说，政权“不是哀鸣可以乞求的”，而是“要斗争才能获得”。社论说：
当中共提出整风运动的时候，大陆尾巴党派的政客们摸不着头脑，立即随声附和，说：他们自己也要来举行这种运动，因为他们的党派里面，也存在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十足的奴才姿态，令人齿冷。
不料，中共叫他们不要急，且先帮助中共整风。这样一来，那些政客们更摸不着头脑，不清楚中共的邀请是何用意。说是帮助，怎样去帮助呢？难道世间竟有请他人去反对自己的吗？这想法当然要除去。
有的人猜想，中共不过是虚应故事，并非真是要他人批评他们，闻闻善言，借此改善自己。共产党人是十分有自信心的，向来是专横的，那里有这样的虚怀？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主持人）在中共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里开头便说：“过去对统战部提意见不止一次，但都没有下文。”他希望该部将去年所提的意见检查一下，并个别访问一下民主党派的成员，“这样还可以谈出一些东西来”，“单靠开会提意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还责中共中央，对统战问题重视不够，无论从理论上，政策上，贯彻执行上和宣传教育上说。章氏这些话已将统战部的真相浑含地全盘地说出来。但他恐怕外间人不能够深切了解他的话，故又特别指出：党外（即中共以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的根本原因，是“非（共）党人士名义上虽说是担任领导，而（中共的）党组织却要负责，既然要负责，他们（中共）就不能不要权”；他们既要权，那党外人士便不能再有权了。
国民党叛徒陈铭枢接着章氏再放一炮，要求“党外人士在机关中参加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希望“党和非党人士谈交情，改变彼此间冷清清的状态。”由陈氏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不止凡事不和尾巴党派政客们商量，且简直睬也不睬他们。
又一民盟政客责“现在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笨重”；“结果出现了包办代替，以党代政，以行政代替业务的现象”。这就是说，行政大员也是傀儡，事务人员更是从仆；总是中共党要们才是主人。
另一农工民主党人也劝“中共要让他人来分挑建设社会主义的担子，不应把这担子单独挑在自己的一党身上，否则党外人士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作客思想。”“消极的不会转变为积极，积极的不会转变为更积极。”那末，何不加入共产党，直捷了当？大概加不进去罢？
所以，另一个国民党小叛徒却主张要更积极，不管中共怎样：“加强对群众的联系，收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批评，反映给共党组织”。这就是说，“民革”的成员要加紧做中共的间谍。这正是中共所以要各尾巴党派帮助他们整风的主要目的，要它们一方面把小事情批评中共，另一方面传达中共的圣旨和转呈人民的心情，做做两方的桥梁。
总上观之，这班尾巴党派政客们不外在中共面前撒娇哀鸣，希望中共多给一点权力与他们的党，并不是为今天的人民解除痛苦，更不是为人民争取自由或民权。这企图是一种妄想，无异“与虎谋皮”。虽然他们在中共造乱时，曾立过“为虎作伥”之功，和在中共秉政时，也有“摇旗呐喊”之绩，然中共党人早已自命“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并骂各尾巴政客今已坐享其成，虽无权，也有位，总算有一碗饭吃，难道还想得陇望蜀吗？
而且，政权是要斗争才能获得的，不是哀鸣可以乞来的。这班政客们各自结合一小撮同类，挂一块什么党的烂招牌，既无武力，又无民众，——民众实在厌恶他们极了，因为看见他们只是为虎作伥，——凭什么去和中共争权？而中共又怕他们什么，要给他们多一点权力？还是依照上述的那个国民党小叛徒的建议，好好地给中共做间谍罢，也许中共念其微劳，会多少延长和他们“共存”的期限。
然世间也有很天真的人，竟会多少相信，经各尾巴党大“鸣”大“放”之后，也许将来可能由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逐渐转变为多党的真正民主政治，此无以名之，名之曰痴人说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