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华盛顿１２日电】专栏作家毛勒今天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正在半自觉地使美国最后承认赤色中国的“和平政策”表示不安。
在“费城问询报”发表的专论中，毛勒说，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最后使人承认赤色中国是一个永久的事实。一是总统的和平政策，二是美国在半和平冷战地区不能自如地行动。他继续说道：“一旦总统决定同共产党和解（而不是拖垮它和击败它），他就会在不久将来承认赤色中国。”
毛勒举出朝鲜停战作为例证说，美国人原会跟随总统战胜赤色中国和使朝鲜重新统一，如果他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话。“但是一旦放弃了这些目标，人们觉得继续进行战争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毛勒说英国主张用贸易来分裂俄国和赤色中国的理论是十分蹩脚的论点。这位专栏作家还预言，一旦美国承认和平，像缔结对朝鲜和约和让北平进入联合国这一系列事情就不远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６月１４日的“华盛顿流言”专栏写道：据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百慕大和麦克米伦达成秘密协议，保证美国支持英国放宽对红色中国的禁运，而条件是英国答应不在今年促使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
杜勒斯和罗伯逊继续反对这个国家采取任何会有可能巩固大陆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和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引起不稳情况的行动。
【中央社纽约１５日电】最近关于对华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反映出一种怀疑和要求重新审议这种政策的趋势。这种政策虽然在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面以及在及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坏事的道义激愤方面都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由于多少有些消极成份而遭到失利。”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有经验的驻远东记者张伯伦在他在这家报纸的专栏中这样说的。张伯伦指出了下列标志：第一，英国决定放宽它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第二，艾森豪威尔对禁运所采取的缓和立场；第三，某些参议员怀有同样情绪；第四，“大西洋月刊”和“哈泼斯”月刊上刊载了两篇主张美国对北平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的文章；第五，可能准许记者在自己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访问中国大陆；第六，５月２４日的事件。
张伯伦认为，英国的行动“对于美国设法使共产党中国尽可能同非共产党世界隔绝的政策是一个严重打击”。
至于台北骚乱，“这次事件的爆发不仅引起人们注意到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某些紧张关系，而且还注意到美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目的之间有某些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对北平采取缓和政策的人说，“现在是和北平谈判要它承认台湾独立的时候了，等到蒋介石下台而使这个岛屿的政治稳定遭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就晚了。作者还认为，美国在北平设一个大使馆可能从中得到实际的益处，并且认为，要求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压力可能达到不能抵抗的程度。还有人抱有北平可能脱离莫斯科的主观的希望。”
张伯伦虽然承认讨论对华政策的这种新趋势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他说，“主张保持我们目前的政策的人有着强有力的理由……即使把这些发展总括起来，也不表示美国将在任何可以预料到的未来支持接纳北平政权加入联合国或是和它互派外交代表……虽然在中国的局势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是美国对世界那一部分的政策有任何迅速的或是根本的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将来进行一些修改的可能性比甚至就在不多几个月前要大。”
张伯伦列举的反对立刻修改政策的理由是人们所熟悉的，因此我们不重申了。
【本刊讯】巴黎“新闻报”６月５日刊载了一则华盛顿通讯说，美国参议院中正在发展一个运动，主张修改美国对北京的贸易政策。虽然这个运动目前局限于民主党议员中间，但是，据财经新闻社电讯，运动看来有可能得到共和党自由主义派的强大支持。这个潮流势将创设一种政治气氛，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假如它决定效法英国的榜样——能够得到参议院中立态度的鼓励。
特别是南方民主党人主张在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上实施比较开明的贸易政策，因为他们希望现在在同美国货竞争的日本出口纺织品中有一部分能够被中国吸收。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卸下对日本经济予以支援这付担子。
约翰逊和莫尔斯等民主党首领们虽然主张放宽贸易限制，但是他们着重指出：他们丝毫也不考虑美国承认北京政府或允许北京政府加入联合国。另外一些要人也主张修改美国对华政策。例如几家外地最大报纸的董事长考尔斯，他说美国要想避免“屈辱的失败”，就必须进行这种修改。
旧金山对外贸易商要求政府放宽对华禁运
【美联社旧金山９日电】进出口领袖们报道：旧金山的七百三十个对外贸易商，正在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施加静悄悄的、但是不断增长的压力，要求政府放宽、如果不是结束的话，美国对红色中国贸易的禁运。他们坦率地承认：他们希望回复到近于１９５０年以前的情况，那时，在和中国贸易的最后一个全年中，这里的美国海关计算为：进口九百三十万美元，出口八百五十万美元。
本地的贸易商人说，其它许多国家一定会效法英国，并且公开地询问：美国继续实行禁运是否合理。
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代表团已于８日去华盛顿，明言此行的任务是要活动恢复同中国的贸易。
太平洋运输轮船公司和美国轮船公司副经理、港湾地区世界贸易协会主席戴梅治说，本地商人“广泛地存在着这样的看法”：“我们国家目前所做的是不对的。显然，如果其他国家都在同中国做生意，那么，我们不同它做生意是不能损害它的。”
刚刚旅行远东回来的商会工业委员会主席博耳斯说，只应该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因为不这样做，将来美国商人一旦到了中国，他们就会发现那里的市场已被比他们先到的人竞争完了。
戴梅治表明，共和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诺兰参议员——他对台湾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支持已经成了一种笑柄——不是唯一反对无条件取消禁运的人。
他说，一些银行家——商会的会员——要求在退还了被没收的美国财产以前不要同共产党中国做生意。商会还有唐人街的会员，他们同台湾有坚强的政治和家庭联系。同时，还有一些本地商人认为１９５０年前同中国的贸易量是估计过高了，而且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有贸易前途。
博耳斯说，但是，中国一向是一个原料来源地。他说：“现在他们正在搞工业化，这个国家当能成为我们一个相当大的市场。”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６月１１日发表了李普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要不要封锁？”文章说：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两端——波兰和中国，现在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开始穿过铁幕互相交往究竟是对还是错？是明智之举？还是愚蠢的作法？我们已决定同波兰开始来往，并且已到达谈判缔结提供经济援助的协定的程度。对中国，我们仍执行着不相往来的政策，而且我们还继续实行禁运和抵制。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在大国之中是孤独的，并且国内反对这种政策的人也愈来愈多。事实上，总统在上星期说过，他个人是赞同至少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有某些自由的，虽然他还不是以总统身份这样主张。
这方面现在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不应当开放，而应当关闭，对共产党国家最好的办法是尽量设法封锁它们，同共产党政权的往来，越少越好。一进行贸易，得好处的总是共产党人。一进行外交和文化接触，挑拨非共产党人和扰乱人心的必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建立的、把他们自己同资本主义和民主世界隔绝的铁幕实际上是保障民主和资本主义世界安全的必要条件。赞同封锁政策的人希望看到世界划分为两个不相往还的体系。然后双方在铁幕两边彼此相互发动宣传攻势。
另一派认为，正是因为受到封锁，俄国和中国非但没有削弱，结果反日益强盛。贸易限制和禁运的实际效果无异在它们四周建立高大的关税壁垒，使它们不得不发展它们自己的工业，使它们自给自足。这个代价是大的。这可能使它们发展得较慢。但是一旦它们付出了这个代价，被封锁国家就将居于非常有力的地位。这适用于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像波兰这样较小的国家是不能指望成为自给自足的，封锁政策对它们的效果是使它们完全依赖苏联。为此，我们那些反对封锁政策的人辩论说，上乘的做法是给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两者择一的余地，以破坏苏联对波兰供应必需品的垄断。
我们也承认，虽然对中国贸易实行禁运确实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滞缓了，但是它对工业化的进度影响并不很大。另一方面，不论确实使工业化滞缓的好处怎么样，使中国除了完全仰仗苏联以外别无选择余地的做法已经抵销这种好处而有余。我们说，让中国和外界交往，从而鼓励中国起一个较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作用。这岂不是更好吗？
我想，有必要指出，不论限制或开放政策，其后果都不是很快、很显著的。限制或禁运可能曾经使俄国人或中国人伤脑筋。但是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力量一直在增长。它不曾走下坡路。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指望开放贸易和文化交流会像副总统在他的关于对波兰援助问题的演说中谈到“自由的爆炸力量”时所指的那种惊人结果，他的那篇演说在其他方面倒是极有见解地的。
我们可以指望的不是象在匈牙利曾发生的对我们来说是丢了脸而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悲剧的那种爆炸。我们所能指望的不如说是一种由于暴露在自由之下而造成的消耗，是对波兰政权的极权性质的逐步破坏和更多的阳光和空气的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