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６月１３日刊载了该报记者悉尼·格鲁森从华沙发来的一则电讯，题目是“毛泽东的讲话原文表明共产党人从１９４９年以来‘消灭了’八十万人，但是这种恐怖在１９５４年中止了；毛泽东在重要的２月谈话中对党的领袖们这样说；摘要透露了；这位北平领袖说，斯大林犯了清洗反对者的错误——匈牙利被认为是教训。”电讯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公安部队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４年初之间“消灭了”八十万人。
中国元首毛泽东在他２月间在北平向中国党的领袖们发表的一篇讲话中，透露了这个数字。他又说，从那时以后，已用说服的办法来替代恐怖行动。但是，他又说，恐怖方法是在１９５４年停止采用的，而代之以说服教育。他的这些话是在他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１２日发表的两篇讲话中的第一次讲话中讲的，他在其中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在共产党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可能发生而且的确发生了矛盾或是冲突。原文没有发表
毛泽东两篇讲话原文都没有发表。但是，毛泽东讲话的摘要，包括原文摘要，现在已经可以得到了。
（毛泽东的新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苏联的学说长久以来就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消失了。）
毛先生的讲话的摘要谈到五个主要题目，一些问题和答案。矛盾问题
第一部分谈到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的冲突问题。这部分包括下面的摘录：
“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是新的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关于这些问题的事。列宁提到过这些问题，但是对它们并没有作过详细的阐述，因为当他在世时，由于外国的干涉，只谈内部问题是有困难的。”
“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只能被认为是不好的，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斯大林错把内部的分歧当做外部的敌对，其结果是实行恐怖统治，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
“在对付敌人时，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们在中国也用过武力来对付人民的敌人。被我们的公安部队消灭的总共有八十万人。这是到１９５４年为止的数字。”
（据信，这八十万人主要包括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内战中被杀的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以及以进行间谍活动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的人。）
“从那时起，我们不再用恐怖的办法了。我们代之以说服和教育，如果你在解决内部矛盾时老是用恐怖办法的话，那么其结果是这些矛盾可能会变成国家敌人式的矛盾，就像在匈牙利发生那样。”
“但是，在进行说明的同时，必须分析问题的坏的一面，提出涉及所犯错误的根源的建议。这就是开会和讨论的老办法。许多人讥笑我们，因为我们的会开得太多了。但是这种允许每一个人有发言权的经过考验的老习惯常常产生良好的结果，而这是最民主的做法。”
“内部分歧不是，而且决不能是对抗性的，即使它们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站在民族团结的立场上，那么这些分歧的解决必须以旨在加强这种团结的批评为基础。”
（换句话说，应当把矛盾限制在家内，不应当使它尖锐化到肉体斗争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资产阶级参加了建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适用于任何其它国家，它们可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建立的。但是根据中国的经验，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证明是最有用的。”
下面是第二部分关于罢工罢课问题的讲话摘要：
“国内一出现敌对情事，就应该尽速加以处理。但是，要是官僚主义妨碍了这样做，以致演变成示威和罢工罢课的话，该怎么办呢？应该把这种事件看作是对已经有官僚主义在那里筑了窠的政府部门的一个警告。
“在这方面，甚至可以说，小规模的罢工罢课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所犯的错误。当然，对于大规模的总罢工罢课是不能同样看待的，因为它们并非争取纠正错误或者满足一些正当的不满，而是针对政权本身而发的。
“小、规模的罢工罢课，如果处理得当，可能是避免大罢工罢课的好办法。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劝工人们不要采用这种方式。罢工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没有好处的，因为结果会对市场，也就是对工人本身减少货物供应。但是我们只应该用说服办法，绝对不能用强迫的行政手段。
“这个情况的另一个方面是工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钱来增加工资，甚至是增加那些合理地要求增加工资的人的工资。大家知道，给三个工人的工资必须至少够五个人用。那么该怎么样来做呢？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工作分给大家做，以便无论在工作或工资上，让每个人都有所得。我们还必须设法使每一个想做外活的人得到机会。”
讲话的第三部分谈到人口问题。据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些官方言论透露，每年的人口增加在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
毛先生说，出生人数，现在每年三千万，“表明卫生工作有了巨大的进展，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农村，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人民对未来有信心”。
他接着说，“但是，这个数字一定也会引起我们大家很大的担心”。
“我将再引述另外两个数字。过去两年中粮食产量每年增加一千万吨。这几乎难以满足我们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
“第二个数字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据估计，目前，我们４０％的少年进不了小学。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使我们的人口在长期内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譬如说，六亿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进行解释，并且提供适当的帮助。”
讲话的第四部份谈到了毛先生所谓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些摘要如下：
“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根据它的全部复杂性来考虑。每一件事都有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例如，日本的进攻（１９３０年代对中国的进攻）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意味着战争。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发生了好的结果，因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使得有可能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在领导斗争的共产党的周围，最后取得了共产党的胜利。
“匈牙利的悲剧也是不好的。但是，匈牙利的悲剧有它积极的结果，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了大国情绪和沙文主义所产生的错误，教导我们注意这些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它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这次战争给世界造成了很多破坏，但在同时，它粉碎了旧帝国主义者（指许多国家内的殖民统治的结束），而且，这次战争表明，如果世界发生新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不要战争，虽然必须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理论
以下是讲话第五部分的摘录，讲的是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怕批评，也不害怕讨论。它是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南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正面应付批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加强，才能变成一种真正伟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或禁忌。党相信，如果它进行一次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为基础的思想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会赢得更多的同情者。
（根据这种原则，批评决定是受到鼓励的，但是，当批评被考虑在内以后，团结必须重新恢复。）
“反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意见是害怕批评和害怕丧失垄断地位的结果。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例子。马克思从没有说过人家不应该批评他。我愿意对那些不遵循马克思这种教导的人说一句中国的老话：‘一个人如果生前不让人家批评，死后人家还要批评他。’”
（毛先生称他的新理论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政策产生毒草是不用害怕的。有的时候，甚至必须有这种毒草才能知道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已经决定出版蒋介石的全集，甚至发表一定数量的美国之音的某些广播。单是攻击反动分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反动分子要的是什么，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有人向毛先生提出关于新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他回答说：新战争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在心的一个可能性。资本主义份子可能有各种不同原因希望发动新战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至少在今后十五年内用不着担心这样的可能性。关于矛盾的意见
毛先生关于共产党社会内的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解释。下面是“真理报”４月１５日刊载的这篇文章的俄文译文：
“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这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
“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完全不像敌我之间的矛盾那样，是在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对抗性的矛盾。（文内小标题是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