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社北京６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４日在北京接见了一批苏联记者。参加这次历时两小时半的谈话的有“真理报”、塔斯社、“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星火”画报和莫斯科电台的记者们。中国总理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苏联主席的访华之行是一次伟大的友谊使命。尽管伏罗希洛夫主席年事已高，但是他到中国各地旅行期间跋涉了数千公里。这是苏维埃国家的元首第一次访问我们的共和国。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有助于加强中苏八亿人民的友谊。如毛泽东主席最近强调指出的，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的兄弟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改进工作、暴露和纠正缺点的愿望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增长起来了。在匈牙利显示出来的缺点和弱点被帝国主义代理人所利用，他们企图破坏那里的人民政府。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些事件之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里，暴露缺点并不会削弱这个国家，而是会加强它。
我们承认，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正常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已经得到加强和改善。我们并不认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对每个问题的看法都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一致。就是在一个党之内也不可能这样。但是我们的看法在主要的和总的方面是一致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可以说，我们的团结是以下面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在总的方面是共同的，在特殊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有一个单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但是每个国家有它的特点。最近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不是恶化了，而是改善了。这是当前的一个特点。周恩来总理接着谈到了国际局势。他说，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是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我们应当支持人民要求和平的日益增长的愿望，而不要忽视有利于这一趋势的任何一个因素。但是我们在帝国主义阴谋的面前，不应当放松警惕。我们应当有击退这些阴谋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我们的团结，在于我们回击战争贩子的准备，在于社会主义体系、特别是苏联的防御力量。周恩来总理在评论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特别是对约旦的政策时说：美帝国主义者在反苏反共的幌子下企图把英、法赶出中东和奴役那个广大地区的人民。约旦事件是说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应用的具体例子。美国企图从约旦赶走英国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英国统治集团和报纸的强烈不满。这一事实说明了美国同英法之间的尖锐矛盾。美国的目的是要奴役中东各国人民。但是，这些曾经反对过英法统治的各国人民是不希望受到美国的新的束缚的。
历史是不会倒退的。美国的行动会在中东人民中间引起对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大的抗议。我们同情约旦人民的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如果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约旦胜利的话，那是不幸的。可是这样一个事件对中东人民来说也是一个实际的经验教训。他们会在实践中知道艾森豪威尔主义意味着什么；“填补真空”意味着什么。实质上，艾森豪威尔主义跟英法先前的殖民主义制度是相类似的，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加隐蔽。
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是如果以为斗争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没有一个人民运动是直线发展而没有曲折的。可是每一次失败都教育了人民并且加速了他们的觉悟。我们应该从这个观点来估计亚非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成果。
周恩来总理接着表示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以及美国统治集团为了用原子武器武装西方国家、首先是西德所采取的其他步骤的看法。
周恩来总理然后详细谈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问题。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将完成，而且在若干部门将超额完成。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可以以此自豪，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自满。周恩来说，我们不能说，当我们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实现这个计划时我们没有缺点或错误。其中有的缺点或错误已经变得明显，其余的以后也将显露出来。在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已开始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以很多时间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相互关系问题。自从去年年底以来，我们一直在考虑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前，党内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这一切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问题之一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过去，我们很注意农业的发展。现在，工业生产的总值和农业生产的总值几乎相等。但是，考虑到象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广大幅员和其他特点，我们对农业给予了足够的注意了吗？
或者我们来谈重工业同轻工业之间，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之间，大企业的建设同中小企业的建设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今天，我们在这方面考虑很多。中国需要有最现代化机器装备的大企业。如果没有这些大企业，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科学和技术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排斥有普通装备的中小企业的建设呢？这些企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用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投入生产，并且可以广泛使用国内产品。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找社会积累和公众消费之间最适当的关系。一项严重的问题就是预算中的资金分配的问题。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譬如说，我们打算把政府和国防开支从３２％削减到２０％。
五年计划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将使我们可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的职权分配方面实行新的办法。如果说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中我们努力集中领导的话，那末今天我们就是在设法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鼓励地方积极性。我们很注意苏联在这一方面进行的巨大工作。
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汉族人民占共和国人口的９４％，却只占他的领土的４０％，而少数民族有五十多个，占人口的６％，占国家领土的６０％。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来团结所有的民族，共同建设国家，将来，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面临许多工作。
周恩来说，这些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已经产生的一些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发动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对于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和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将有重大意义。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７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４日和苏联记者的谈话，标题是“沿着进一步巩固和平和人民友谊的道路”。
同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人民意志报”也刊登了周恩来总理的这个谈话。
【本刊讯】“纽约时报”４月２５日刊载了它的外交记者赖斯顿的一篇题为“杜勒斯和中国新闻”的文章说，美国国务院禁止记者访华的作法对中国来说有以下几点好处：（一）美国的出版界被迫主要依赖中国的广播、新华社消息和准许出口在香港发行的六种报纸。（二）这种禁令将有助于中国向亚洲各国说明美国并不是“自由的堡垒”，而实际上是用法律的行动来威胁那些想要来华访问的记者。（三）现在中国的西方记者大多数是代表英联邦国家的报纸或通讯社的，他们对了解美国公司的情况或者是看管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和技术人员并不特别感到兴趣。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香港记者盖·席亚尔指出，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完全是由于路透社的漆德卫看到了一些小报的报道才传出来。他又说：尽管在香港的美国记者得悉关于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重大事件的真实消息。这些消息也可能因为并非出自美国记者的现场报道而遭到人们的忽视。
赖斯顿表示，杜勒斯担心准许美国记者访华可能引起其他更多的人要求访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由于中国的交通费用、发报费用以及生活费用“高”，美国的新闻组织是不会在中国派常驻记者的。因此，要求到中国去访问的人数不会增加，而会减少。除了美国的三大通讯社、两大广播公司和三四家报纸以外，是没有人有那样大的兴趣愿意担负高昂的费用而派记者常驻中国采访新闻的。杜勒斯：关于记者访华问题“我们仍在奋斗中。” ──原载３月７日“纽约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