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党的领导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策，同时要广泛宣传使人民相信党的政策。目前党组织的消极被动是由于老党员不多，各种不良分子钻进党内；也由于没有适应新情况的工作方法。在党的积极分子中也不了解党的新政策：有人提出要无限制民主，有人又怀疑党脱离了列宁主义。关键问题是党群关系：不能迁就群众，也不能用行政方法管理群众。“直言”周刊发表主张取消党的声明，令人愤怒。
现在来谈谈党的作用。
加强党在我们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是八中全会决议的主要思想。这个思想像一根线一样贯穿在决议中，要加强，就是意味着这个作用曾经被削弱。无疑过去是这样的，波兹南事件就是警号，它向党敲起了警钟。
怎样增强党的领导作用呢？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策。同时也要求党在全国范围内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公正地解决地方上之各种事务。
党通过解释自己的政策使群众懂得这政策从而支持党的政策来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在选举运动中我们有过有趣的经验。通过组织群众，吸引群众行动和实现他们所信任的正确的纲领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党员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以自己的立场给他人作榜样。这是无可争论的，清楚的，无可争辩的原则。
在制定全国范围的党的正确政策和制定地方具体活动纲领之间，在这些纲领同党说服群众相信纲领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斗争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
什么是积极性薄弱、消极甚至在许多党组织陷于被动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党内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很少，而个人崇拜时期又不利于培养新的干部和活动家。产生了很多忘我的宝贵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事实，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我们是执政党，特别是在过去的工作条件下，不少钻营分子、侥幸分子、无思想的人甚至民族主义分子和僧侣分子涌进了党内来，如果再加上思想工作的不注意和许多党组织中统治着的死板现象，那么很显然，为什么许多组织和所谓党的积极分子根本没有力量去实实在在地发展政治积极性。
消极被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正经历着改变党工作方法转变时期。老的活动形式已经不适合，而新的还未采用，因为还没有制定出来，还没有掌握。
至于党的积极分子，基本问题是很大一部分积极分子还未克服政治观点的分歧和不了解甚至不信任党的新政策，这就产生了消极和等待情绪。这种不信任又是来自两方面。某些人怀疑党领导所宣布的革新是否够，是否会有重回老办法的危险，有的甚至提出了无限制民主的论调。在各种类型的人中这二种观点的色彩是各不相同的。但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错误观点，那末他们之中某些人会陷入脱离党的境地。
其他一些人则怀疑目前党的政策是否是严重的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列宁主义。这种怀疑是由于习惯于从前的行政命令，这些同志在同群众接触时，遇到群众公开表示怀疑，有时是受到尖锐甚至粗鲁的批评感到很不自在。这些同志不懂得党的任务就在于向群众阐明党的政策，假使群众的要求不正确不现实时则加以说服。但是用老的方法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必须指出，这些同志如果顽强地坚持老一套办法和错误，如果他们坚持向后看，那末当党必须前进时，他们就可能会脱离党。
归根结底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可以归结到关键问题上来，即党所面临的，在八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总的说来，一部分同志迁就各阶层怀疑党对群众的先进领导作用的倾向和情绪。而其他一部分同志却把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归结为行政管理员甚至是群众的管家人的作用，他们不想用说服的办法吸收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人们说，目前在党内存在着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情况。某些人惋惜地说，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党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一致的，紧密得象一块坚石似的。这是正确的吗？是符合事实的吗？事实究竟怎样呢？迄今，紧密得似盘石般的党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的倾向，这么多的离心力，这么多的思想波动，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当然不是。这种所谓团结一致，其实是表面的，形式的，是人为的，当内部人们发生怀疑时，不信任也就产生了，许多不清楚的事情发生了，政策中的错误也有了。
这种状况的结果，是部分群众甚至许多党员就产生了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反苏的、反社会主义的、宗教的、种族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和观点早就存在在人们的意识中，只是没有显露罢了。过去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人们真正在想些什么。只要提起波兹南事件时那里党组织的情况就够了，那时组织内部发生争吵，不统一，没有主见，没有一定立场，没有行动方向。
目前这些疑虑、观点分歧、保守的反动观点都浮到表面上来了。如果我们想保证党的真正统一，我们必须更系统地、顽强地工作，来克服各种疑虑，驱除反动观点以及反击所有的从内部分裂和瓦解我们党组织的一切。
我们的政策必须要坚决反对那些在基本原则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采取不正确的有害于党的立场的人，反对那些想以回到老方法来重掘党与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的洪沟者，反对那些企图把党变为辩论俱乐部或类似教育协会的，企图抛弃党在我们整个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的人。
“直言”周刊上的一篇众所周知的声明可以作为否认党的作用，否认党的团结和思想的战斗力的例子，这种思想战斗力是党所应该发展的。编辑部说他们不支持上述声明，但也没有照应该做的那样去谴责这个声明。这个声明说，“既然全党是斯大林式的，既然我们同斯大林主义斗争，那末取消党并在波兰重建一个共产党不是更好吗？我的上帝，至少从抽象的道德概念观点出发，按上述的去做那是多么容易啊！我写这些话是不容易的，我是一个１１年的党员，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别的条件下，譬如说如果波兰在冰岛，我在这里会采取什么样的决定，但是政治纲领不可能是改变波兰的地理位置，因为这方面活动的唯一结果就是失去独立。”
这种前所未闻和使人愤怒的论证，说党的存在之所以必要是由于某种被迫使然，因为否则波兰将会失去独立。同样使人惊奇和使人愤怒的是对党持这种取消派立场的人居然自称为党员。在这里“误会了我”“我不是这样想的”的解释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立场是白底黑字地印出来了，正是这样而不是用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四、各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八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同许多国家共产党进行了真诚的会谈，都同意要加强团结。会谈都首先讨论了消除个人崇拜和各党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我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党和其他国家的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党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也不愿意跟这运动隔离开来，相反地，我们是以共同的目标、愿望和这个运动连结在一起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同我们无关的，而是影响我们的局势，影响我们的政策的。
近几个月来，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党进行了许多接触和会谈。八中全会后三个月期间内的接触比过去几年还多。和过去时期的那种国际来往不同，过去的性质经常是一半公事，一半礼节，而现在的会谈则是双方更加直接，开诚布公，不讲究外交方式。
我们在所有的会谈中同意了什么呢？同意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对整个世界工人运动具有的重大意义，不论是在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而作的斗争中，还是在为实际任务特别是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都是如此。但是在我们之间对这些或那些问题看法的不同是能够有的，我们自己最清楚，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战士。
我们也完全同意会谈中对目前国际局势的估价，认为国际局势带来了苏共第２０次代表大会已经指出的巨大的希望，但同时国际局势也是非常复杂的，困难和危险触目惊心，要克服困难和危险，使希望得以实现，首先有赖于我们每个党的正确的活动路线和我们的团结。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一切会谈和讨论，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党的生活中，如果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则从国家的生活中，消除党的工作和政权管理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方法和速度问题；第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问题。
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紧紧连在一起的。个人崇拜渗入到了党和党的关系中，留下了不好的烙印，特别是在除了苏联之外，诞生了许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感觉得特别强烈。七中全会后，我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方针大部分停留在纸上，这不仅是由于七中全会没有对实现这些决议保证应有的组织条件，在当时党的领导中对许多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也由于那时还没有触及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波苏关系间的不正常状况一天不消除，党一天不采取步骤，就不可能谈到恢复和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１０月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社会中是如何久已存在。必须说，苏联共产党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的不适当。１９５５年苏共中央的７月全会就证实了这一点，并在这届全会上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但是那时没有从这个正确的立场中得出应有的实际结论，只是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去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的声明才构成这个问题的重大步骤。
今天各国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在平等、独立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上，去年１１月１８日波苏声明表达了这种关系的理解。
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内部生活和加强波苏同盟和友谊当然都有着非常切身的意义，从波兰国家利益和工人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利益的观点看来，波苏友谊正在起着巨大作用。
（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发展波苏友谊是在特别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波兰有强烈的反俄传统，去年十月不过是把多年积压下来的反苏情绪爆炸了。波苏关系不正常有不少应由波兰负责：过去机械搬用苏联经验，许多问题隐瞒了群众。八中全会后我们大力加强波苏友谊，比过去八年做得还要多。波兰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这是敌人的捏造，共产党人不应上当。但是我们应大力反对波兰民族主义。
我们发展波苏友谊是在特别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因为我国曾有强烈的反俄传统，这种传统来自过去，那时沙皇是波兰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二十年间波兰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所灌输在我们社会中的反苏情绪是强烈的。以后苏联把波兰从希特勒手中解放了出来，可以说，苏联把波兰人民从灭亡中拯救了出来。几十万苏联人在为我们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１２年的政权在我们的社会上每一步都在竭力发展对苏联的同情。应该可以认为，过去长时间内的反苏情绪应该在我们这里得到大大地克服，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我们和苏联两党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不正常的情况，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老是活跃和激起反苏情绪。不小的过错要由我们来负担：许多事情我们机械地从苏联搬过来，我们粉饰地宣传苏联，我们对许多困难问题保持缄默。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人们深深地感到受了欺骗。
假若说现在在波兰反苏情绪加强了，这似乎应该提一下，多年来积压在人们心中的一切都在十月的日子里爆炸了出来。那时有些人说我们和反苏情绪斗争得不够，那么必须说，八中全会的这几个月来，在重建波苏友谊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过去八年所做的还要多。
我们说这一切，是因为最近在某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报刊上听到或读到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同时可以毫不含糊地理解到在这里所指的其中也有波兰。
必须说，“民族共产主义”概念的作者是美国国务院和杜勒斯，他想借此表示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奇怪的是某些共产主义的评论家，而且不仅是评论家，也被这钓鱼杆钩住了，在“民族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也进行这样有力的运动。当然大家知道，当杜勒斯宣布“民族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时其目的和耽心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而共产党的实际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要求考虑每一国家的民族特点。事实上共产主义力量是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但是为了使这种团结是真实的和诚挚的，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感到自己是平等的和自愿地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当然苏联作为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任务，起着特殊的作用。但是必须记住列宁在考虑大小各国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和写的是什么，譬如在二十次党代大会之后才公布的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文章中，他想的和写的什么。显然正如苏联共产党应该根除一切大国沙文主义的现象一样，波兰共产党人应该特别转向跟波兰民族主义作斗争，特别是跟反苏倾向作斗争。
我们是否有这种民族主义的现象呢？客观地说，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味道才有各种言论，他们不充分估计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充分估计人类进步的基本成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际力量的新对比。希特勒法西斯的粉碎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成立，所有这一切我们首先要感谢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威力。激起反苏的民族主义的还有那些要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维持旧的一切和机械地抄用经不住考验的连苏联同志自己也遗弃了的东西的人。
必须指出，在正确原则上波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单是我们完成的，而是跟苏联同志在一起完成的，并由于苏联同志帮助了我们并在消除我们相互关系中的不正常状况和在列宁主义精神的原则上建立新的正确的关系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不同意见是容许的。应该通过同志式的友好讨论，但是讨论不应该带有刺激性，以免被敌人利用。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我们看到了深刻变化的时期。这在不同的国家里以不同的强度进行着，我们期望这一过程能更平衡地和更和谐地进行，但是这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而兄弟党根据自己对国家条件的认识和感觉制定这些改革的形式和速度。但是这一根据列宁主义方向改革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不以这些话和辩论，而是首先以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成就的范例来加速这一过程。
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也不应该模糊出现在各党之间对个别问题看法的不同。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容许的，而且相互的交换看法、如同志之间的友好的严肃的讨论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认为，不容许任何刺激各党之间关系的东西，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会利用这些的。我们也认为，不仅不容许我们运动中有任何破裂，而且相反地，应该首先把联系我们的东西提到首位，这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为共同的、基本的和实际的目的而作的斗争中，依靠各党间的合作和在正确的列宁主义原则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互相依存的。那一个对党更危险？要看在何时何地。八中全会期间，教条主义危险。目前，在国家机关中，教条主义危险；在高等学校中，则修正主义危险。
最后我还想提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两种脱离我党路线的现象：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相互的依存。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用自己的活动不止一次地把过去犯有相当多错误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推向修正主义的地位，而相反地，对某些惊愕地认为目前的路线是脱离党正确的既有的原则的路线的人说来，“全盘民主化”就是修正主义的明证，修正主义把他们推向保守主义地位。因此这两种脱离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的联系对我们说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虽然相互斗争，但同时又是相依为命和互相加强。
另外一个问题，人们问，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那一个对党更危险？回答是：看在任时何地。譬如说，在为八中全会而斗争的期间，毫无疑问瘫痪党的活动和当时的领导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险占首要位置；在八中全会上这种危险克服了。现在纵使有谁希望，他也不可能恢复到旧的方法。再譬如，让谁试试以民警去成立生产合作社看，民警也不想这样，农民已吓不住了。这不是说教条主义现在不是党的严重危险，因为它引起对政策的不信任和疑问，阻碍党工作的新内容和方法的发展，瘫痪党组织的活动。
同时也必须记住，根据各个部门而有所不同。譬如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假如出现了与党的路线不符合的观点，那多半是保守的性质，虽然在那里也可能碰到修正主义；而在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中，教条主义现在是大大地减少了，但是陷入修正主义的同志是时常可以碰到的。因此也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对那一个更危险的问题的一个答复。这要看活动的时间和场所，但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妨碍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同时也妨碍我们接近群众，说服他们并动员他们团结在党纲领的周围的现象总是比较危险的。回答问题问：有人说最近党中央的信将有窒息党内的争论的忧虑，你对此有何意
见？答：党中央的信没有意图要窒息争论，而是要使讨论中的正确的党的观点
愈益占上风和更响亮地发表。当然，在争论中常常存在着陷入这端或
那端的危险。但是假如想借口与脱离党的路线作斗争来封住人们——
包括党员同志在内——的嘴，那就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使那些我们认
为是错误的观点得到答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陷入教条主义或修正主
义的立场，也可以保证战胜错误的观点。假如承认党中央那封信的基
本思想是希望以政治思想方法来克服错误的观点和偏向，这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讨论并使之有助于党的政治团结。如果说到党外的讨论，那
么当然是决定于情势，党要采用也应该采用有限制的方法，使不致产
生那些对我们政策利益有害的言论。显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堵塞人
们的嘴，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使我们党的正确的观点占优势。问：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仅是以倾向出现呢，还是有具体的人呢？例如，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积极分子中是否有人发表这种观点？在党内
是否存在宗派活动？答：所以出现错误倾向，正是因为有着代表这种倾向的人。事情很清楚，
这些倾向的传播将促使宗派、小团体的产生。很难说，目前在党内有
着某种相当发展的宗派活动，但是必须记住这种活动的危险是存在
的。政治局的信谈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了要采用尖锐的手段去反对这种
对党富有威胁的危险的必要性。问：您对把工人自治当作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意见如何？答：这是错误的。在我的情况报告中已回答过这个问题并解释说工人阶级
依靠国家领导全部国民经济，通过国家指派的厂长来领导工厂，而全
体职工又同厂长一起依靠由他们选出来的工人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工
厂。工人委员会同厂长的关系的恰当的安排应该既保证工厂管理所必
须的效率，也要给工人的主动性以自由园地，并使职工更关心工厂的
经济成果。当然这不是从上颁布一道法令就可以做到的，这必须从生活
的经验、实践中得出，这种关系的安排一定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生
产部门工厂的性质和大小而定。我们工厂中的工人自治仅是第一步，
因此努力研究工人自治的经验帮助它的发展，使实现工人阶级和我们
党正确地所寄予的希望是我们大家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遵守上述原
则，实施工人自治是经济管理问题的正确解决不是工团主义式的解
决，而是社会主义的解决，在我国条件下将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和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问：是否将对目前提在党面前的问题进行全党讨论？答：这样的讨论将进行，但是必须在党提出的文件基础上进行，不可能是
一般的讨论。为了准备召开党代表大会，党中央将会提出这样的文
件。问：你对“真理报”上关于波兰农村情况的那篇文章的态度如何？答：我认为那篇文章是不正确的。它是根据片断的偶然的观察用不符合事
实的方法来介绍我们的农村新政策的后果。现在不是富农在大批地购
买拖拉机而首先是农民小组。小农没有被迫到富农那里去寻工作，而相
反地新政策特别照顾小农，取消他们的谷物义务交售。希望使富农经
济生产和庇护富农完全是两回事。保证了农业生产总的增长，在农村反
资本主义和投机倾向才会有效。有时可以甚至必须有不同做法，但是
那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不良的反映，不利于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
悟。对大私有经济的税收和其它负担必须保持累进制，但这种累进制
不能使他们破产。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反资本家与投机他子的斗争应该
作到使小农和中农拥护自己。党对农村的新政策正是要达到这点。
“真理报”上的通讯恰是没有看到这些而且颠倒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