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东京２９日电】目前正在日本访问的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今天说，俄国共产党的党史正在重写，以便删除原来对斯大林个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的夸大的估计。
目前正在日本作友好访问的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古贝尔教授在大阪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一部苏联共产党的正式党史和一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史将在今年秋天出版，以庆祝俄国革命的四十周年。
这位苏联历史学家指出，原来的俄国共产党标准党史有一部分是斯大林执笔的，而至今为止所流行的一切历史书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他提到在去年２月的党代表大会上，曾经严厉批评了对斯大林个人在党史中的作用的夸大估计。古贝尔又说，现在正在重写党史的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将改正这些不正确的地方。
【本刊讯】巴黎“人民报”４月２６日刊载一篇文章：“苏联人怎样重写历史……”。摘要如下：
大家知道，仿照苏联共产党的先例，各“兄弟党”打算重编历史，铲除其中的“个人崇拜”（多委婉的词句啊！）残余，再一次使历史事实屈从于当前的政策要求。苏联的新领袖们跟旧领袖们一样，也渴望突出自己的作用。而在保存着像多列士、陶里亚蒂那样的斯大林派首领的那些党内，表明个人崇拜的许多迹象也预示着要这么做。
任何制度、任何哲学体系，都没有共产主义那样一贯地无耻，竟然把历史纯粹作为从事宣传的附属工具。伪修正主义今天自称要考虑“客观事实”，其唯一的目的不过是给予渴望享有某种科学研究自由的历史学家一根骨头啃，不过是要象在文学、艺术界一样，在这一方面避免“思想波动”的泛滥，同时确保领袖们得以重新振振有辞安稳执政。但是，这种骗局，这些细微末节的让步，这种红色的家长式照顾，毕竟证实国内存在着相当强大的潮流，迫使“最上层”采取比斯大林时代高明一些的思想战略。
斯大林死后不久，人们便开始怀疑某些做法的价值。人们承认，把富兰克林说成具有终日梦想美国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统治者特点的人，这样的反美宣传是过火的。人们开始怀疑，例如从法国史教科书中把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删去，是不是反西方斗争中见效的做法。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冬季，领袖们决定来一个审慎的转变：知识界的闭关自守有所改变，部分地恢复同外界的接触。例如，苏联参加了１９５５年９月在罗马举行的历史科学国际会议，同意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史、文化史的纲领。另一方面，又指示苏联历史学家，叫他们不要把最近的过去描写成“直线的完全平坦的道路”；或描写成“一种纯粹是胜利的经历”。总之，人们企图以或多或少变相的方式提出几十年来被禁止提出的一些问题。
早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一次历史学家的会议就暴露了在若干根本问题上存在“怀疑和严重的分歧意见”。于是规划了新的前景。在斯大林政权下，就必须用某种方式证明历史规律永久万能，同时歌颂领袖的天才所起的作用。而现在却应该走中国人说的著名的“群众路线”了！
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学家可能至少能够参考布勃诺夫、波波夫和雅罗拉夫斯基著的被斯大林列为禁书的共产党史教科书、能够追溯原始材料和过去共产党大会的速记纪录。显然是由于政治原因，这些文件成了“稀有图书”。无论如何，应该指出：１９１７年前后反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今天都被认为是真诚的反对派，而不再被认为是“罪恶昭彰的间谍和破坏分子”或“阶级敌人的特务”了。
人们似乎也不那么无视“西欧进步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想减轻沙文主义的影响。在斯大林时代成为“个人崇拜”对象的恐怖伊凡，已经被放到比较正确的地位上去。一直被赞扬为军事天才的苏沃洛夫元帅，受到了严厉的评论，说他曾经镇压布加乔夫的“进步的”暴动、攻打法国革命军队。人们不大强调大俄罗斯的优越性和它在发明方面所起的先驱作用了。人们也不大把它在十九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和远东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说得如何了不起，因为总得避免损伤中国人的感情。……最后，对于沙皇并吞的土地也不大谈了。在斯大林时代，沙皇并吞土地的事实被认为是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进步，就是说被认为“并非那么恶劣”，因为并吞使居民摆脱停滞不前状态和英国的统治。过去人们谈论俄罗斯人同帝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兄弟精神”。这种“兄弟”联系的必要性是始终予以突出的，不过采取了沙文主义不那么露骨的方式。而这个问题却是复杂的。正如某历史学家曾经公开强调指出的那样，有一个时期，中亚细亚的一切民族运动都被说成是“进步的”；后来，“某些同志”又认为都是“反动的”。不可能同时既是这样又是那样：那末应该怎样办呢？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当局宁愿不发表意见。
【新华社布拉格航讯】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报纸“人民防线报”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２日发表了陆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少将对于该报向他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内容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的党工作人员现在接到捷共中央关于部队党组织工作的新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指示是规定了部队组织的工作和任务。所强调的主要一点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中间进行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同时，指示也强调指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不断地、有目的地随着人民军战斗力和战斗训练的提高而有所改变。
实现这一点特别必要，因为在过去，军队党组织的思想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大部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政治机构和党组织的工作中的无生气的实践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党受到了损失。
新指示也十分明确地解决了指挥员、政治机构和部队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组织应该与指挥员经常保持联系，帮助他提高军队的道德政治条件和加强他们经常的训练工作。同时，指示要求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与党组织委员会经常保持联系，使委员们了解将要向部队提出的任务，并且在进行解释的同时，向党的委员会提供意见，如何来保证完成这些任务。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必须在他们的工作中从党组织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党和军队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为基础的，因此，有必要迅速消除向党组织发号施令和对它们保持优越关系的这种残余。
与上面有联系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新的指示规定，部队党组织有权在党的基础上讨论党内生活和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有义务批评党在政治工作和思想活动方面的缺点和部队生活（即军队的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缺点，并且提出旨在消除这些缺点的措施。
当然，指挥员的命令和军事活动是不能批评的。但是，为了揭发所有削弱军队战斗训练工作中的缺点，党组织就需要了解所有有关的问题，并且以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知识来分析这些问题。这也要求提高警惕，一方面防止压制批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部队组织的这种权利和义务被煽动分子滥用来反对军队组织和指挥的基本原则。
指示也强调部队组织的成员——职业军人——有必要积极参加他们驻地的群众活动和政治活动。执行这些原则是消除军队脱离人民生活的一切残余的关键，是加强军队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关键。
新的指示的目的是要正确贯彻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加强它的阶级性。当然，这些指示是党的规则的一部份。
【波兰通讯社华沙２６日电】今天的“人民论坛报”刊载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党的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作者一开头就说，目前政治情况的特点是：工农和知识份子基本群众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八中全会纲领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党组织在执行这个决议方面不够积极，甚至在执行过程中犹豫不决情况之间的悬殊。谈到党组织在执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和第九次全会纲领的基本任务时，萨姆布罗夫斯基说，判断社会主义民主化政策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把他们同他们的先锋队——党的基层组织团结起来。
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成绩时，作者说，对伴随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消极现象也应予以注意，萨姆布罗夫斯基举出其中的一个现象是：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和党的“机构”部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它的工人阶级骨干的积极性之间的悬殊。在发展工人民主的过程的同时，没有一个有意识的目的在于使大量党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更积极起来的一个活动。萨姆布罗夫斯基说，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紧急任务：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来大大地扩大工人积极分子的队伍，并且从而改变迄今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积极分子组成方面的不适宜的比例。
作者继续说，党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大工业设施中的党积极分子的工作问题是目前为了掌握全部环节而应该抓住的一环。萨姆布罗夫斯基在谈到必须加强各级党机构积极分子同工厂间的联系的时候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已经就党机构工作人员的××从属于工厂党组的问题通过一项决议。
作者说，在从党机构中调出来的总数８６６９个政治工作人员当中已经有３８３８人被派到工业设施中去工作。×××意见，这个事实将有助于工厂中党组织地位的加强。
作者继续说，我们不应该低估对反动分子正在排挤国家机构中的共产党人或从经济机构中剔除有经验的工人的各种企图所进行的斗争。萨姆布罗夫斯基谈到党基层组织在工厂中的领导作用时强调说，工人委员会在工厂中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所取得的经验表明，在党积极活动的那些工厂里所取得的成绩最好。
萨姆布罗夫斯基接着讨论了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工业和农业基本组织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任务。作者在谈论党的社会组成时着重指出，有必要对这一点进行比以前更有效的调整，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利的。例如，如果工人加上农业工人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构成了全部党员和后补党员人数的５０．７％的话，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的相应人数只是４４．５％，而脑力劳动者的百分比在这些年中从３３．５％增加到３９．５％。
作者最后说，“党的领导在八中全会以后在两个阵线上领导进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倾向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为党的团结而斗争。党将在九中全会的决议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量来领导这个斗争，九中全会的决议构成了党的队伍获得团结的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