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１）
（一）我国的生产总额，从１９４５—４６年以来一直在上升，远超过各战胜国的发展速度，同西德争首位。这并不是国民经济军事化“突飞猛进”的结果。请看第６表，输出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数额，但是生产却在１９５５年达到战前的将近二倍。（表格见原版面）
既然依靠军需生产不多，那么国内非军需市场才是生产上升的决定性的主要基础。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时，国内市场的发展及其性格的研究成成为首要的课题之一。但是很遗憾，“日本资本主义讲座”（此书由日本进步学者执笔，共分七册，内容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群众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编者注）没有考虑国内市场来论证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讲座”所说的市场问题是指国外市场的，研究也只限于国外市场。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资本主义。
（二）日本的国内市场是否像“讲座”主流的见解一样，在战后仍停滞在同战前没有什么两样的情况呢？
首先，作为一般的前提，应考虑战后人口的庞大增加。我国的人口在１９３０年是６，３００万，４６年是７，５００万，５５年是９，２００万。从１９３０年以后的增加人口为２，９００万，比西班牙或菲律宾现在的全部人口还多７００—８００万。只是战后增加的部分也比加拿大的总人口多２００万人。而增加的人口并不都是失业的，根据官方资料，就业人口从４８年到５５年增加了７００万人。
其次，关于战后日本农村市场的情况，可以参阅第７表和第８表。（表格见原版面）（表格见原版面）
我们不能否认由于重税、低米价等原因，农民的负担一般说来是重的。但是战后农民（尤其是平原地区的农民）已基本上摆脱了寄生地主的半封建剥削。因此，总的说来，农村购买力比战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土地改革的自耕农化政策，以地租的统制、土地转移的限制等方式仍在一贯执行。旧金山和约以后的新发展——征购粮食的减少，５５年以后的预购合同制等也不应忽视。索普方案（１９４９年５月美国派索普赴日修改日本的税法，他所发表的建议案就是索普方案——编者注）以后的一定程度的减税也应给予正确的评价。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虽然不是全国一律，但在农民的一定阶层中已出现缓慢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我们不能抹杀在全国超过四十万台的动力耕耘机的使用情况，５５年、５６年的大米产量的超过七千万石，这并不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从急速进步的农药、肥料的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化、耕种技术的改良等农业生产力的日本式的发展看来，一般地说，农民较前“宽裕”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像过去那样滞销，那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上列的第八表和第九表，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伊藤律（前日共农业部长，现已被开除党籍——编者注）、菅间正朔等人所代表的农业“理论”否定了国内市场的发展。根据他们的“理论”，如果不说日本经济军事化“日趋加深”，就不合乎逻辑了。日本经济军事化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便是农业问题。
我们还必须重新研究工人阶级的情况、工人阶级形成的国内市场、消费水平等问题。首先应从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和劳动人口增加的问题开始。
日本投降时，工人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大量的失业工人暂且不提，就是在职的工人也忍受着战争时期的低工资，处在赤贫状态。这就是战后的起点。从此以来十多年，工人是否一年比一年绝对贫困化了呢？在“讲座”和其他著作中，常常看到“犹如战争时期的贫困化”等字样。这不能不说是缺乏常识的主观主义。它否定了战后十多年来工人运动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从１９４５—４６年到提高生产率运动出现之前，工人生活多少有些改善，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这一点。年年增长的国民所得中，垄断资本家的所得一贯增加，而工人阶级所得部分有相对的缩小。但这只是相对贫困化的问题，不一定是工人阶级年年绝对贫困化的问题。
如果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每年每月都在发生作用，那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歪曲。那么，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绝对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怎样在起作用呢？首先表现在工人的实际工资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点上。在目前已达到战后最高的非军事性繁荣的情况下，假定我国的工人阶级经过斗争争取到比战前水平高的工资，也不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
在谈到战后日本的绝对贫困化时，常常遇到过高估计失业人口的现象。连有权威性的政治报纸也说：日本的失业人口有一千数百万，“包括妇女、小孩在内，在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者”（１９５６年４月）。根据这种说法，按日本的家庭平均人口，应该在每两户中就有一个人以上的失业者。把失业者、半失业者、潜在失业者都作为完全失业者的算法，和把出租３—４亩地的自耕农说成“寄生地主”来论证“同战前一样的寄生地主制”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
假定现在的实际工资比战前低３０％。但就业指数（１９３４—３６年为１００）在５４—５５年已超过１４５。因此，工人购买力的总和超过了战前水平。难于承认整个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说法。四，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２）
（一）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对国内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有了什么样的影响，现以纺织工业为例加以说明。
战败时的棉毛纺设备是２７６万锭（比战前减少８０％）。１９３５—３７年的平均产量是２１７，０００万磅，其中１０２，０００万磅供国内消费，１１５，０００万磅向外出口。占领军限制纱锭数为４００万锭，另一方面“援助”了原料和周转资金，加深对美国的从属关系，作为进口物资（以粮食为主）的对等物资生产（销售国内市场的指标为４０％），使之进行饥饿输出。在１９４７年时，曾估计到出口的增加（１９４９年占出口总额的５４％）和国内需要的绝对增加，把５２年的国内消费目标定为４７年的三倍、设备为５８３万锭。甚至在１９４９年的道奇方案时期也有要求撤除４００万锭限制的呼声，５０年春这一要求更加强烈起来。同年６月，占领军全面解除了棉纺设备限制，并于同年解除了对所有纤维工业设备和生产的限制。
四七年以来，由于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势力胜利发展，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也有所转变，开始保存日本工业的军事潜力。日本重工业垄断资本在接受美国扶植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美从属关系，但长远地看来，却加强了使日本的殖民地化变为不可能的物质基础。
（二）其次，特需在国内生产上的影响。特需在本质上是军需物资的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国的垄断资本也曾依靠军需物资的出口积累了巨额资本。但在特需出口的情况下，仅就日本经济而论，却有了进口各种制品和原料的可能。而消耗掉的是美国的财富的一部分不是日本的财富。在经济军事化的情况下，民用工业生产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压迫，但是用作出口的军需物资的生产并不妨碍民用工业原料的进口，生产反而有所增加。并赚了外汇。由于特需订货和因特需订货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刺激，不仅在生产资料部门，而且在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也有增长，设备投资也大量增加，就业人口也有所增加。但，必须明确：（１）朝鲜战争当时生产显著增加和通货膨胀，并不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我国军事预算的急剧上升和国内军需市场的决定性的扩大——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而引起的。并不是由于以搜刮人民为基础的国内市场的决定性的、急剧的扩大，而是由于特需的大量输出。
（２）特需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没有使日本经济军事化。当然，朝鲜战争和特需开辟了日本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可是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意义却在于：美国通过它补充了我国的外汇不足，用来作为使日本经济从属化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
根据我以上的意见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过低估计特需在战后日本（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和朝鲜战争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相比，当时输出的急增，曾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构造及其以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能同１９３７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军事化的时期等同起来。五、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经济军事化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而不是依靠军需市场的发展。但是国内市场有着相对的狭窄性。为了避免陷入恐慌，为了继续进行扩大再生产，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拼命扩大出口市场；现在还没有到拼命进行经济军事化的时候。它所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维持和扩大还没有安定的国外市场。例如尽管美国和防卫厅进行疯狂的策动，但政府或保守党本身并不积极于军事预算的显著增加。因为他们害怕军事通货膨胀的发展。通货膨胀的发展会招致出口物价的上涨，削弱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出口的停滞或减少。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已经开始感到禁运限制是很大的桎梏。扩大出口市场便成为他们当前的最高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财政规模维持在一万亿日元的水平以下，而财政投资也优先照顾设备方面而不是军备。民间资金也要先投入以提高生产率、生产合理化为目的的设备投资，而不是军需投资。否则不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获胜。如果能够以扩大出口来摆脱对特需的依靠，那是求之不得的了。因此，一方面要采取政治上、经济上的步骤，以便扩大军需生产，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而妨碍当前的最高任务。
对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说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紧急手段。尽管它已经巧妙地准备着经济军事化的紧急手段并为它开辟道路，但只要能用别的方法保证最高利润并能够继续进行扩大再生产，它就不会不顾一切地走上经济军事化的道路。日本经济没有军事化，在日本资本主义战后所处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并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此外，阻止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还有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是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它使我国有义务发展“防卫力量”，进行重新武装，成为使防卫厅预算（５４年——５９１亿日元、５５年——８６８亿日元）历年增加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可是在另一方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把美国的大量旧式武器强加给我国，阻碍了我国军火工业的发展。美国对日本炮弹生产的态度是很典型的。美国要求日本承担的是补充前线用的不重要的军火生产，而在重要的武器方面，想把日本变成美国旧货的市场，以抑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所谓自主的防卫工业的发展。
第二，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实施的日本非武装化以及和平运动和工会斗争的高涨。关于非武装化的问题也许有人提出异论，但不会有人怀疑完全解除武装和废除军备在占领初期曾付诸实行。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战后的出发点同其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有所不同。当美日统治集团逐渐感到和平宪法的不便，随着军国主义的复活和成长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要求时，增长了的和平势力埋葬了修改宪法的前提条件——小选举区制，没有给保守势力以修改宪法所必需的国会议席三分之二。和平运动和民主的政治势力使军国主义的成长原地踏步，阻止了日本经济的军事化。这一点是不可低估的。
在我国，“经济军事化”曾是没有论证的教条。这一教条和在农业问题、殖民地化问题上的致命的错误在一起，使研究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全部领域陷于混乱，招致了研究的成果至今微小的现状。这一空白，必须通过批评和合作迅速加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