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共和”杂志５月１３日出版的一期以“共产党中国，一篇特别报道”为题，刊载了十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和一篇社论。本刊除将陆续选载这些文章外，现在先把这篇题为“承认中国”的社论摘要转载如下：（编者注：“新共和”杂志反映着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由主义的观点，接近社会民主派。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民曾经表示相当“同情”，但是到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就害怕起来了。“新共和”的老板兼主编斯瑞德属“自由主义”派）
美国国会反对承认中国，可能把人引入迷途；认为中国乞求美国的承认，这种推论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在于美国同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自从１９５１年以来，国会已经五次一致地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共产党中国不配取得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含意就是它不值得我们政府承认。国会的这种姿态具有崇高的意图，但是，可能把我们领入迷途。我们也许会从这些决议中得出这样的意见：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哀求者，在乞求我们肯定它的合法地位。这种推论是没有证据支持的。
真的，美国大使约翰逊在日内瓦同共产党中国代表举行的一百多次会谈中，从来没有提出美国承认问题，或我们可能愿意给予这样的承认的具体条件。但是，共产党人也没有这样做！共产党中国人和我们似乎都同意一件事：不要着急。
同时，北京政权在忙于它的事务；它不仅在全共产主义世界而且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奉行一种积极的外交。它不仅同亚洲的较大国家，而且也同我们的欧洲同盟国有着相当正常的关系。
这一切都意味着，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将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而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美犯问题和朝鲜问题，都不应成为妨碍承认中国的理由。
关于仍然在中国监狱里的八个美国人，已经有很多议论了。那是令人遗憾的，但不是中心问题。当然，我们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单单这一个事实。假定双方都愿意使关系比较正常，那就很难相信，中国坚持扣留这些人员（那时候又为了什么目的呢？）会成为妨碍达成协议的绊脚石。
我们可以同意，共产党中国对朝鲜的干涉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而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没有。毛泽东政权不顾我们的愤怒而同它愿意接触的国家进行双边的接触，而根据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自己选择的。对于美国，它什么义务也没有承担，因为它既不被我们承认，也不承认我们。同样，它也不受联合国会员国具体承担的义务约束。十篇文章的撰稿人没有一个怀疑中国的稳定和巩固
它（中国）就那么存在着。特别报道的消息灵通的撰稿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一点：北京政权是“稳定的和建立得很巩固的”（香港的一位前国务院参事语）。“展望”杂志的斯蒂文斯是在整个共产党世界中进行广泛的报道的有数几个美国人之一。他在去年１２月参观中国以后得出结论（同国务院的愿望相反），北京“所得到的人民支持的基础比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包括苏联政府在内，都要广泛得多”。
他的结论并不是对苏联的恭维，但是对我们政府的重要人物来说，是很可怕的。这是太令人震惊了，它一定不是真实的。脑子不能接受的，它是不接受的。因此，当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六个月以前访问远东的时候，“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比奇发现他“固执地希望中国人民将起来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的枷锁”。比奇说，这个希望是“得不到从中国来的第一手消息的任何支持的”。美国的目的是“遏止共产党在亚洲的力量”，
但是不承认政策没有什么效果；
也没有为美国促进了多少“国家利益”
美国政策的目的应当是遏止共产党在亚洲的力量，但是自我催眠的办法并没有使得这个目标容易实现一些。我们曾经以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和对它进行封锁会使得中国内部遭到损害，甚至崩溃，这个没有明说的前题现在怎样了？过去八年应当使我们不再坚持这个前题。西方的贸易禁令在破产：仅仅是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水泥和纺织品就增加了１１６％。如果毛泽东政权被另一个所代替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新政权将从现在在大陆所存在的情况产生，而不是由于台湾的压力或国务卿杜勒斯发表的声明所产生的。
国务卿杜勒斯经常说，我们目前对中国的政策，或者不如说是没有政策，是“国家利益”所要求的。这就产生了这个有趣的历史问题：拒绝承认苏联达１４年之久是否促进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促进了多少这种利益？我们的这种不承认既没有破坏共产党领导，也没有削弱它——虽然这可能曾有助于使俄国人民相信，只有通过确实服从这个政权，才能使俄国在资本主义西方采取敌对行动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们避免同苏联打交道可能也有助于产生对苏联制度的一种天真的、极为错误的看法，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抱有这种看法。提出消除美中关系僵局的各种计划，
都给官方反对的厚墙挡回去了。
有一些人一直在私下提出消除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中的这个僵局的各种计划。所有这些建议都给官方反对的厚墙挡回来了。什么东西妨碍着对我们的对华政策进行认真的公开的辩论呢？我们只能猜测原因是害怕政治性的报复。由参议员诺兰热情领导的一批有势力的少数派已经使人看来那怕是建议重新研究政策也就是卖国。民主党跟共和党一样害怕。在中国问题上，倒有真正的两党协议。因此，当总统的顾问克斯顿包姆大声说我们“最后”会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时，他马上遭到抨击，并且奉命不收回主张就滚蛋。杜勒斯禁止记者访华的谈话令人迷惑。
报纸编辑和发行人曾经设法把我们对华关系的一般问题同美国记者自由进入中国的较小问题分开，但是迄今没有成功。杜勒斯认为这种分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记者去了，难道传教士会不去吗？如果传教士去了，难道商人会不去吗？如果商人去了，难道我们的对华政策会不随之而去吗？此外，国务卿说，新闻自由是出版的自由，而不是在国外采访新闻的自由。
杜勒斯在给“纽约时报”发行人的信中坦率地说：对外政策和外交除非引导我国人民的活动，否则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而在这方面报纸也有其忠诚和爱国的责任。这番话的含意是令人迷惑的，它使我们远远离开了关于记者到中国大陆去旅行这一问题的争论。不去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变成了我们爱国的责任。如果我们不知道情况，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批评那些
——如杜勒斯先生等人——知道情况的人呢？不接触就还不了解情况，就不知道如何来彼此相处；中国对美记者已开启了大门，而美国却关上了门。
蒋介石进行了到台湾去的历史性的横渡。这是一个毅然决然的处置，并且它标志着北京的新共产党政权的胜利。我们知道过去的情况，可是未来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可能以什么样的条件同这个新政权相处呢？我们甚至对于它有多少了解呢？自从１９５０年年初最后一批美国官员离开大陆以来，我们几乎完全失去同四分之一的人类的联系。虽然国务院估计，现在在中国有五十个美国人，其中包括八名被监禁的平民，十三名朝鲜战争“变节分子”，一些从前的传教士，中国人的妻子和一些这个政权的支持者，此外七年来没有一个有资格的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只是在去年１２月份，才有两个美国记者不顾国务院的禁令在大陆上作了短期的访问。
共产党人本身对这种新闻封锁负责，直到去年夏天，北京第一次向驻在远东的首要美国记者开启了它的大门。我们的政府关上了这边的大门。
中国是亚洲最强有力的国家，尽管听说有“骚动”，但是它仍能使矛盾消除。
我们到何处寻找那些可以用来下明智的判断的情况呢？从这一期的十篇文章看来，问题很明白，中国是亚洲最强有力的国家，也许是共产主义世界最强有力的国家。
十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埃克斯太因暗示，尽管我们听到中国有“骚动”，北京也许仍然能够使矛盾的事弄得不矛盾——一方面迅速进行工业化，一方面仍旧增加农业生产。
我们再说一遍，美国政策的中心目的应当是在亚洲遏制共产党势力。但是在策略上，这个目的是同共产党世界团结的问题有关的。北京对莫斯科的依赖多深？它们对“民族共产主义”的态度有多少相同点，有多少不同点？我们目前的政策使苏中同盟加强而不是削弱究竟到什么程度？使美国同亚洲主要非共产党国家疏远的不承认政策为我们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这个国家里普遍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力量的现象有没有妨碍我们理所应当那样充分地帮助中国的非共产党邻国？文章将提供某些答案的线索。这仅仅是一个“临时报告”。我们看得多时，就会知道得多；国务卿同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为害没有比消息不灵的因而也是不负责任的舆论更甚时，我们就会看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