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布加勒斯特１０日电】罗马尼亚首都各报今天都在第四版以显著地位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详细摘要。
【新华社索非亚１０日电】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祖国阵线报”、“农业旗帜报”、“劳动报”、“人民青年报”５月１０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文，没有评论。
【新华社布拉格１０日电】斯洛伐克文化界刊物“文化生活”周报５月１１日出版的一期将发表一篇根据４月２８日的苏联“文学报”关于中国文艺界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和４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社论写的文章，题为“中国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讨论”。
【本刊讯】巴黎“人道报”５月９日刊载伊夫·摩罗评论中共中央整风指示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４月２７日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我们中国同志进行这个运动来改进党员的工作作风。不出所料，某些资产阶级报纸试图把这件事情作为它们进行宣传的论据，把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加以歪曲，硬说中国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党可能“在过去几年中搞得太厉害了，使自己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文章说，这些估计全都不符合事实。“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使中国共产党全党能更好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细小矛盾。展开这个运动主要为的是：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经常性工作方法，决定性地开展对党员的政治教育，加强党和群众的关系。
文章最后说，“整风运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准备担负起巨大的历史任务，为新的胜利作准备，这些胜利将使中国成为更加团结的国家，使它成为在进步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社会主义大国。
【本刊讯】“纽约时报”５月６日刊载一条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消息，标题是“中共尝试群众劳动”，未加评论。
【合众社东京１０日电】中国共产党当局今天鼓励来自下级的批评，以便使目前在中国党和政府官员中进行的整风运动发挥充分力量。他们估计，这个运动将历时六个月，经过三个阶段。新华社广播了今天发表在北平各报上的一个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在运动期间，“领导干部应当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以充分发扬民主”。报告说，运动最重要的阶段是第二阶段，所有参加整风运动的人“要根据指示检查他们自己单位的工作”。
关键问题是：有关单位在执行政府政策方面是否存在错误或缺点，本单位的工作和人民之间是否有“矛盾”；应当重视解决本部门内部的主要“矛盾”。在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和他们的领导方法方面的官僚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下在上月由党中央委员会发动展开起来的。运动说明红色当局公开承认：在大陆中国上的群众和他们的共产党统治者之间并不是万事大吉的。
【路透社北京９日电】（记者：漆德卫）一支思想工作突击队的特遣队已经出发，设法向中国各地的人民解释国家当前困难的某些原因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这些宣传员是靠各种小册子、书籍和报纸文章进行工作的。在各级单位——中央政府机关、地方机关、工厂、农业合作社和街道委员会——中都可以找到他们。他们的主要文件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２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详细分析了今天中国存在的缺点。
３月初，毛泽东根据同样方针向八百多名党内外宣传工作者作了报告。这些官员就分散到全国各地，向较低级的宣传工作者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后那怕是中国最偏僻的最低级的小组长也会知道这个目前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政策的实质。中国共产党的遍布全国的细致的组织可以保证“讲话”彻底传达下去，保证毛泽东的演说的一些部分可以下达各级人员。
宣传工作者将解释这些问题：人口增长过速问题；为什么甚至要付出不能提高生活水准的代价而必须继续实行工业化；工农之间的关系。对于学生和小学生，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学校中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他们完成学习，为什么没有足够的适当工作给予那些已经受完或者部分受完了他们的教育的人。
矛盾的是，中国人似乎有某种危险，就是：他们在培养受过一点点教育而没有适当职业的知识分子。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共产党人正是得到像他们这样一种人的强有力的支持的。
有时领导者的行动和人民所认为的他们的利益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领导者有着长远的观点，而往往忘掉了目前的具体的和有时是急迫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人民只想到眼前问题，而忘掉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最后的幸福。据承认，这种明显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官僚主义，它像一条红带蛇（红带在英文里指官样文章——编者注）从中国的高度集中的政府和共产党机构的最高机关一直盘卷到最下级的地方政府。
官僚主义者在舞台上和书本中受到了抨击和讽刺，并且经常是毛泽东最猛烈的口头抨击的目标。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看来那些必须服从规则和填写表格的人似乎对于官方抱着同样的几乎掩盖不住的轻蔑。一位二十二岁的党员王蒙所写小说受到了某些老死硬派党员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在地方的党组织中可能有官僚主义，但是在中央的党组织中绝不会有。据悉，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批评的人，他说，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发现官僚主义。虽然人们普遍地批评王蒙的悲观情绪，批评他不认为党能够克服这种缺点，但是人们普遍承认他的小说是对许多机构中的情况的真实的描写。而且尽管这篇小说批评了比较年青的党员，但是仍然予以发表的这一事实是一个迹象，表明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自由主义的程度增加了。
这种政策是将近一年以前采取的。它现在经常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多少有些冗长的口号下被提到的。最初它没有产生甚么影响，因为知识分子随着１９５５年进行的反对作家胡风和其他知识分子的运动产生了限制和恐惧以后，对于这种新发现的自由多少存有疑惧，往往小心行事。但是在过去几个月，这种政策已经开始产生结果，比较不那样着重强调枯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使得过去十年成为整个中国文明中在创造性艺术方面最贫乏的一段时期。
现在作家、电影导演，甚至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得到了新的自由。但是毛泽东强调指出，他的政策将贯彻下去，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党报几乎天天在宣扬这种政策的好处。
【合众社台北１０日电】共产党中国炮兵部队今天对台湾海峡的三个国民党中国控制的岛屿发动了攻击，这是他们最近发动的一些次激烈攻击中的一次，国民党部队立刻戒备起来以对付可能的入侵。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共产党今天对小金门、大担和小担这三个岛屿发动的攻击是对最近宣布的美国导弹部队将驻在台湾这一行动的答复。
国防部今天发表一项公报说，共产党中国在厦门岛上的大炮向这三个岛屿开了六百发炮，大多数炮弹落在大金门岛正西的小金门岛上。
可是今天的轰击是今年到现在为止最猛烈的一次，并且这是这三个前哨岛屿第一次遭到这样集中的炮火的轰击。
【本刊讯】５月３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关门政策”的社论。社论说，国务卿杜勒斯在和本报发行人苏兹贝格交换的信件中（我们昨天登载了这些信件）再次为国务院限制美国记者从共产党中国发消息的权利的做法辩护。
我们认为，杜勒斯先生现在提出的新理由比任何时候提出的理由更缺少根据。他说，这种做法并没有牵涉到新闻自由问题，因为“宪法上规定的‘新闻自由’是关于出版的，而不是关于采访新闻的。”杜勒斯先生自然一定了解，发表新闻的权利取决于在发表前得到它的权利。这种关系在政府的政策方面特别有力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任意限制记者得到新闻的机会，那么出版权利完全在同样的程度上受到了干涉。难道杜勒斯先生一定要说出版一张空白的报纸的自由是“新闻自由”吗？
如杜勒斯先生所说的，自然，“由于安全和政策上的原因，有许多场合和许多方面是不允许记者们采访的。”每一家报纸都必须认识到这种不让记者采访的做法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方面才是正当的。当这牵涉到美国政府方面阻止美国记者企图发现一个外国的内部情况的行动时，这种做法就完全是不正当的了。这是报复性的预先的新闻检查。
杜勒斯先生还认为“记者和那些要求享有旅行的宪法权利的其他行业的人们之间没有明确区别”。我们不用在这里讨论国务院限制美国公民在国外旅行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联邦法院一直采取愈来愈严格的观点——所牵涉到的很值得争论的问题就会注意到在记者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别。那个区别是以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这个修正案实际上是保证美国人民有权了解情况。充分和自由地知道消息是民主的生命线；我们认为，一个记者从中国发回消息同一个商人运回货物或美元这两者之间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
这个看法也适用于杜勒斯先生的说法，即：把报纸当作外交的工具来使用是完全适当的。这种态度对为美国人民采访和传播新闻的工作说来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民主。而归根到底，民主国家的外交应该在外交事务中反映出人民认为是他们最大的利益的东西。如果他们得不到作为他们的看法的依据的可靠情报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最大的利益是些什么利益呢？我们不能够相信，杜勒斯先生在他的所有其他问题中把这个问题考虑得很透彻了。他应该再考虑一下关于在中国采访新闻的政策以及那个政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