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４日电】明天的“战斗报”以一版多的地位登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贝戈维奇的一篇题为“谴责和事实”的文章，文章指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对南斯拉夫提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指责事实上是企图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隐匿去年１０月匈牙利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且还把这些事件的责任归到南斯拉夫身上。新的谴责
贝戈维奇写道，我们的确感到遗憾，不得不再次表示反对对南斯拉夫的不正确的和没有根据的指责以及事实的歪曲，因为我们保持缄默既不会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也不会对整个社会主义有利。我们对在过去几个月向南斯拉夫以“兄弟般的”和“有原则的”批评的方式提出的指责所表示的谨慎态度和沉着的反应，大概被解释成为我们的怯弱。看来，似乎某些人士相信，他们已经相当成功地在政治方面损害了南斯拉夫、它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它的独立，因此可以更逼进一步了。我们对这一步是由像卡达尔和布尔加宁还有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伯洛夫等负责同志采取的一事感到遗憾。对于对很多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的南斯拉夫说来，这也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是交给报纸、电台、没有署名的和有署名的文章来进行的。很少有高级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来提出指责的，除非是恩维尔·霍查，他似乎是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４年的这段期间直到现在把进行指责作为他的主要的政治工作的。
贝戈维奇接着援引了卡达尔、布尔加宁和波斯伯洛夫的讲话，他们指责某些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估计同帝国主义者没有多大不同。贝戈维奇说，这些指责的特点是，又一次企图分裂南斯拉夫领导人，而把火力集中在某些南斯拉夫领导人身上，好像他们的态度是他们私人的意见似的。
文章进一步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曾经被指责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了不适当的政治态度。然而，现在却在最高的国家和政治水平上把南斯拉夫同帝国主义者并且通过纳吉·伊姆雷同他们的所谓阴谋相提并论，他们指责南斯拉夫鼓励了和帮助了纳吉，而他又是帝国主义者的一个奸细，并且是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服务的。这样，这个声明，南斯拉夫不仅具体地要为它的政治观点负责，而且要为匈牙利事件负责。没有疑问，他们是做得太过分了，而如果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那末下一个步骤也就可以采取了——对纳吉提起法律诉讼，并且使他“承认”，作为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的一个上了钩的代理人，他曾经组织了并且帮助组织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样，我们就有了德国第三帝国情况的完全重演。关于匈牙利起义的若干事实，关于纳吉和拉科西
贝戈维奇接着援引了苏匈政府联合宣言中说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是在西方侵略集团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准备的那一部分，并且援引了宣言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谈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说，“纳吉—洛松齐叛徒集团”在十月事件以前早就和地下的反革命协同行动了。在这方面还加上了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起的所谓作用。
贝戈维奇着重指出，这些都是对匈牙利事件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特色，这种分析应该给予这些事件以说明，并且指出这次起义的社会力量和它们的运动。他又说，可是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建立了十二年以后，在匈牙利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既然如两党声明所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匈牙利人民民主组织的年代正是在匈牙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文明的年代。”为什么人民拿起武器进行革命的战斗？工人、青年和军人是主要力量，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员也支持起义。敌视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美国宣传“美国之音”和类似的机构怎么能够对匈牙利人民发生这样的影响？匈牙利劳动人民和青年怎么可能同苏军作战？
贝戈维奇说，这种分析不是对那些问题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因为没有对客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实际分析，而把匈牙利事件解释为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宣传，是纳吉的阴谋，是反革命分子干的，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贝戈维奇进一步引证了卡达尔一系列的言论，这些言论表明了对匈牙利事件的估价，那就是对纳吉和拉科西作用的估价的发展情况。卡达尔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日的演说里说，“匈牙利人民的十月起义把人民和国家从拉科西政权下解放出来，给人民带来自由，给国家带来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他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和２５日的演说里表示了相同的态度，但是到今年２月态度就完全变了，他说匈牙利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像１９１９年８月２日一样发生了反革命。马罗山·捷吉尔在最近估价匈牙利事件时说，“打仗的是些渣滓不是工人”。
对纳吉在十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估价是以同样的精神发展的。在１０月３０日，卡达尔说，他完全同意部长会议的决定，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纳吉，在１１月１１日和１４日，他说，纳吉并不是有意识地帮助反革命的。然而，在１１月２７日，他改变了他的这种意见，并且声明，纳吉“起初是伪装然后支持了反革命时期中的流血的白色恐怖”。
贝戈维奇还指出了对于拉科西和格罗的意见的发展始末，卡达尔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时指责他们说，由于他们盲目的罪恶政策，他们“把党变成了专制和奴役全国的工具”。然而，卡达尔在最近就很少说到拉科西和格罗，苏联和匈牙利的联合宣言中也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宣言中只有一个地方说，“从前的党的领导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引起了党内外人民的不满”，布尔加宁关于他们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贝戈维奇说，对拉科西和格罗作用的估价和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以及纳吉作用的估价相反，这是明显的。当然这也有它的原因和逻辑。贝戈维奇强调说，难道这不是对真理的歪曲吗？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就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在一个民族的实质的、决定命运的问题上的态度，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不应该表现为这种样子。因此，看来，某些人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是为了适合他们的或是别的人的眼前的实际政治利益，而且似乎这样的一种方法是帮助他们解脱政治责任并且推卸给别人。不幸的是，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批评，事实上是指责，常常是用这种分析和方法进行的。
贝戈维奇指出，对劳工运动隐瞒匈牙利事件的事实和基本原因，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是没有好处的，他简短地概述了卡德尔对匈牙利事件所作的估价，迄今还没有任何人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推翻他的估价。卡德尔证实说，匈牙利的问题牵涉到政治制度的坠落，一个官僚主义专制的不民主的制度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发展，从而首先造成了领袖和群众的脱离，然后引起了群众采取行动来反对这样一个政治领导。卡德尔着重指出，这一点被反革命利用了。在这方面，贝戈维奇还追述了路易吉·隆哥（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编者注）在布达佩斯和卡达尔、基什、明尼赫以及其他目前的领导进行了会谈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到了一个发生了偏差的政权，它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权利，欺骗了并且侮辱了他们。
贝戈维奇接着谈到他对于布达佩斯的印象，他在这次起义之前在布达佩斯消磨了约莫十天。在那个期间，他同许多工人、教师、学生、经济界领袖、政府人员和匈牙利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过交谈。贝戈维奇说，他们都是党员，他们都明白地表示，他们衷心地拥护社会主义，但是除了格罗和他周围的少数人以外，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于政府的现有制度和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并且有许多人对于发生的情况感到不满和气愤。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在人民的眼中威信扫地。
贝戈维奇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一有刺激就能够发生起义和混乱。因此，这次起义的基本原因在于群众对于强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对于限制劳动人民的个人民主权利和对于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不正常现象感到气愤。这不能用领导的个人错误来解释，也不能只用国内外的反动派的活动、外国宣传和帝国主义阴谋来解释。在这样集中的官僚主义的政府制度中，必然会犯巨大的错误。而反动派、外国宣传和帝国主义集团过去利用，今后将永远利用这种局势，因此一个甚至更大的灾害降临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头上，在世界这一部分造成严重后果。谁参与了匈牙利事件，谁负责任？
贝戈维奇提到，卡达尔说，卡德尔和波波维奇曾经说匈牙利事件是革命，因此他们的态度跟杜勒斯和“欧洲之声”的态度一样；贝戈维奇同时指出，卡德尔和波波维奇对一定的事件所抱的态度和见解是相当正确的，同样，南斯拉夫领袖们对某种政治问题发表他们的见解并没有受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外来压力，这是一个事实。因此他们享有声望，并且得到他们人民的尊重。
贝戈维奇在提到卡达尔所说的匈牙利人民在十月叛乱中“解放了人民和这个国家”这种说法的时候问，用这种字眼把匈牙利的叛乱说成是革命的是不是卡达尔呢？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对匈牙利所作的估价，匈牙利事件有它的真正的原因，它的各种倾向的方量，它的开端、发展和结局，这是一个要特别加以分析的问题；贝戈维奇认为卡德尔已经对这种分析作了贡献。他说，涉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像卡达尔这样一位负责人物正在对一个邻国的领袖们发表专横的言论，即使这个国家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帮助匈牙利，甚至来减少他自己的处境的困难。卡达尔的态度表示了一种对于邻国之间的关系来说并不是常例的态度。
贝戈维奇接着问，南斯拉夫和它的领导人物是否应该对悲惨的匈牙利事件负责，他指出，南斯拉夫并没有把拉科西的匈牙利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匈牙利也没有在南斯拉夫“带头”下来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领袖们并没有参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他们也没有影响这个国家制订它的政治路线和干部问题。南斯拉夫领袖并没有干涉任命和撤销匈牙利的政治领袖的问题。南斯拉夫在那里的顾问并没有参加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南斯拉夫的保安机关也没有组织德国第三帝国的审讯。拉科西和格罗并不是直接从南斯拉夫出来接任职位的。南斯拉夫并没有支持拉科西执政，即使是在不仅人民和党反对他，而且连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也都反对他时候。拉科西并没有到贝尔格莱德磋商重要问题，南斯拉夫也没有施以任何影响使格罗代替拉科西。
关于纳吉·伊姆雷，贝戈维奇说，他在从苏联方面获得自由后回到匈牙利，１９５３年在苏联领导人物的同意下任总理。后来他在苏联领导人物的同意下被黜职。十月事变期间，他又在匈牙利党的政治局任职，在苏联高级领袖的同意下又任总理。
然而，有人却说：南斯拉夫人干涉匈牙利内政，他们也应当对匈牙利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事变负责，他们同纳吉和他的政策有联系。贝戈维奇强调指出，如果应当由谁负责的话，肯定不是南斯拉夫。
至于让纳吉和其他匈牙利人物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一事，贝戈维奇说，早在１１月１日，当他们还是政府人员的时候，他们便询问，万一他们需要寻求避难以免遭屠杀的话，能否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同意，这是苏联当局所知道的。在１１月４日当他们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收容下来，而且得到南斯拉夫宪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保证的避难权。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并没有做出任何损害国际关系、违反国际协定或违反人情的事。别人能够这样说吗？谴责的基本理由何在？
贝戈维奇然后问道，谁还愿意重新提出这些或那些已经名誉扫地的指责呢？我们南斯拉夫人认为，某种政策已经成问题了，某些观念同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便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苏联为领导的阵营的观念，这个阵营被认为是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都参加的。这里还包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的观念。据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论点主要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是各国都采取同一途径。
根据贝戈维奇的说法，南斯拉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不同。不管阵营和集团有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一个阵营主要是一种国家的军事产物，取决于当代的国际形势，而且是一种现实、一种对社会主义发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东西，也是对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东西。贝戈维奇指出，只是我们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家的自给自足和政治的独立是不能屈从于阵营和集团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的观念以及总的说来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也是不能屈从于阵营和集团的。一个阵营的利益不能成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总的标准。这样做是有害的，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各国以及总的说来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是有害的。贝戈维奇说，所有相反的“理论”解释都为实践所驳斥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正在发展，而且将继续通过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形式发展起来，不管集团的疆域，不管往往是教条的和形式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不同的道理和丰富的形式的可能性不是社会主义的软弱，而是它的强大。
贝戈维奇在提到南斯拉夫和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式、国家的作用、社会管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和其他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以后发表意见说，分歧的基础应该向阵营的观念以及向对待它的态度里面去寻找。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就它的各种观念、它的存在、它的社会实践和国际地位来说都是一个阻碍，认为它阻碍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在采取一些步骤来对南斯拉夫加压力，逼迫它加入这个阵营，不然就硬说它的政策是修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等等，以及说它是一个同帝国主义者有联系的、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之类，以便把它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隔离开来。
贝戈维奇强调说，从一个国家的利益和阵营的利益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当然是非常浅薄和不合适的。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就是不去考虑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用行动证明它执行着一种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和平的政策和国际团结的政策。
然后这篇文章追述说，布尔加宁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讲话里对南斯拉夫作了指责以后，又对分歧表示遗憾，说苏联已经尽力并且还将要尽力来缩小和消除这些分歧。他还表示深信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有这种愿望，并且表示希望南斯拉夫也会表示同样的愿望。
贝戈维奇说，难道南斯拉夫表示愿意这样做的态度还不够吗？还应当做些什么呢？他又说，但是看来消灭分歧被解释为，要南斯拉夫在国内和国内国际问题上，特别在它对阵营问题的关系上脱离某种原则性立场。在这种基础上很难获得同意。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维奇在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能够在很广泛的基础上发展合作，这些基础已经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发表的国家和党的宣言上提到过了。在这种基础上，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正在同其他国家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合作。贝戈维奇进一步说，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最后同法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指最近法南两党的会谈——编者注），并且找到了一些进行合作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合作是南斯拉夫人民所希望的，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希望的。如果那些从事反南斯拉夫运动的人们较多地考虑到他们的国家的人民的倾向和意见，他们便不会白白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便不会这样破坏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权威。
贝戈维奇最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所有南斯拉夫人民诚恳希望同社会主义陈营的每一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和最广泛的友好合作。南斯拉夫人从革命运动以及争取自由和共同的总的社会主义目的的斗争的时代起即同那些与南斯拉夫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关系的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这种合作能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上成功地实现，不致于妨害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致使它们的自给自足以及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方而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比这个阵营现有的关系更加稳固、更加持久、更加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社会主义。（文内的插题是原文有的）